《生动:在漫游中发现艺术》#巫鸿
我对“漫游2.0”计划的设想,来自庄子讲的一个相当著名但也有些费解的故事,译成白话大约如此:
南海之帝叫“倏”,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倏与忽常在浑沌那里相会,浑沌对他们非常好。倏、忽二人思想如何报答浑沌的情谊,就商量说:“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七个孔窍,因此能够视、听、吃和呼吸,唯独浑沌没有。咱们试着给他开出这些孔窍来吧。”于是他们每天在浑沌身上凿出一个孔,七天之后,浑沌就死了。
我以一幅示意图标出故事中的角色(图1.1)。其中的“浑沌”有别于通常意义的“混沌”(chaos),虽然还不具相貌,但已不是鸿蒙开辟之前的无序世界,而是与其他方向共存,处于初具架构的宇宙内部。它没有五官,因此是一个尚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的存在。庄子把它看成是一个中立和包容的场域,各方神灵都可在那里聚会。而它本身则缺乏身份,既无视又无聪,因此也就能够一视同仁地接纳具有明确身份的各方来访者,被认为善良有德而受到尊敬。当这个“浑沌”被凿出面貌、赋予形象和感官之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消失了,变成对人类的模拟。
图1.1 “浑沌”寓言图示
我在这个寓言里隐约看到美术史学科的历史。用最简单的话说,古代世界里已经存在关于绘画和其他艺术品的写作,这些文字尚不具有建构美术史学科的自我意识,国界和文化的定义也相对散漫,所描写的是个边界松弛、各方艺术家都可以进入的竞技场。
——「导言:再启漫游」
“中西之辨”貌似一种世界眼光,但实际上与“全球”概念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全球”指的是地球上的人类总体,“全球美术史”意味着多种艺术传统的平等共存;人类的共性是第一位的,地区和文化的特殊性是第二位的。“中西”则是以两种地区文化的分立为基础,提供的是以两个分立系统构成的二元分析框架。由于观察者本身总是属于二者中的一方,或中或西,这种二元观念必然会涉及“身份”或“认同”的问题,关注的焦点自然也会集中在文化背景和艺术传统的差别与优劣上。“中西之辨”因此必然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和政治性,从来不可能是超然和客观的。
这个二元框架是什么时候在美术史写作中出现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济、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问题,无法在此遽下结论。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人们开始把美术品放在“中西”两个系统中去看待,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图1.11)于明代晚期来华时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最为明显。很多学者已经研究过这段历史,简言之,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欧洲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使用绘画等美术品作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辅助手段。开始时他们集中在澳门、广东一带,但1581年到达中国的利玛窦超越了在地方上传播宗教美术的做法,深入内地,在大众和精英中实行文化传教。无论是在南昌或是南京,他每到一地总在住处展示所携的插图宗教典籍、地图、科学仪器,以及描绘圣母和耶稣的绘画作品。这些来自异国的图像和器物吸引了一批思想开放的文人,也引起民众的好奇。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由南京北上,上表进献给神宗皇帝一批礼物,其中包括“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美术史学者董丽慧在她的专著中谈到,这两幅画应是复制自西班牙萨维利亚圣母主教座堂中的《指路圣母》(图1.12)和罗马圣母大殿中的《罗马人民圣母》(图1.13)。
图1.11 游文辉《利玛窦像》,油画,明代,梵蒂冈耶稣会档案馆藏
图1.12 《指路圣母》,西班牙萨维利亚圣母主教座堂
图1.13 《罗马人民圣母》,罗马圣母大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