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在漫游中发现艺术》

我对“漫游2.0”计划的设想,来自庄子讲的一个相当著名但也有些费解的故事,译成白话大约如此:
南海之帝叫“倏”,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倏与忽常在浑沌那里相会,浑沌对他们非常好。倏、忽二人思想如何报答浑沌的情谊,就商量说:“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七个孔窍,因此能够视、听、吃和呼吸,唯独浑沌没有。咱们试着给他开出这些孔窍来吧。”于是他们每天在浑沌身上凿出一个孔,七天之后,浑沌就死了。
我以一幅示意图标出故事中的角色(图1.1)。其中的“浑沌”有别于通常意义的“混沌”(chaos),虽然还不具相貌,但已不是鸿蒙开辟之前的无序世界,而是与其他方向共存,处于初具架构的宇宙内部。它没有五官,因此是一个尚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的存在。庄子把它看成是一个中立和包容的场域,各方神灵都可在那里聚会。而它本身则缺乏身份,既无视又无聪,因此也就能够一视同仁地接纳具有明确身份的各方来访者,被认为善良有德而受到尊敬。当这个“浑沌”被凿出面貌、赋予形象和感官之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消失了,变成对人类的模拟。
图1.1 “浑沌”寓言图示
我在这个寓言里隐约看到美术史学科的历史。用最简单的话说,古代世界里已经存在关于绘画和其他艺术品的写作,这些文字尚不具有建构美术史学科的自我意识,国界和文化的定义也相对散漫,所描写的是个边界松弛、各方艺术家都可以进入的竞技场。

——「导言:再启漫游」

【导言:再启漫游】

两个唐代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一下我称作“前现代美术史”的包容性——有点像是未被凿出七窍的浑沌,尚可容纳来自四方的艺术家。阅读唐人的画史写作,我们发现虽然其中已有“中”“外”概念,但并不以二者作为先决的历史叙事框架。对于外来的画家,史家和评论家在指出他们的国别和族属之后,并不据此将之划为另类,而是把他们和本土画家放在一起,在艺术风格的层次上观察和描述其绘画特点,进而对其成就做出判断。
我们可以唐代初年大画家尉迟乙僧(活跃于7世纪初)为例,看一下这种艺术史的写作方式。张彦远(815—907年)和朱景玄(活跃于9世纪中期)——有唐一代最重要的两位美术史家——都在著作中明确记载了尉迟乙僧是外国人,作品也都是外国题材。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中首次提到这个画家时,就特意在他的名字下面加了一个“乙僧外国”的注,在记述其作品时又引用了一个名叫僧悰的人的话,说尉迟乙僧画的形象是“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此外,张彦远还记述尉迟乙僧舍宅为寺,名为“奉恩”,在寺里“画本国王及诸亲族”。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里的记载更加系统:
尉迟乙僧者,土火罗国人。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又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见其画踪也。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前辈云:“尉迟乙僧,阎立本之比也。”景玄尝以阎画外国之人,未尽其妙;尉迟画中华之像,抑亦未闻。由是评之,所攻各异,其画故居神品也。
因此在唐人眼里,尉迟乙僧是个外国画家是没有问题的,他被看作一个造诣非凡的大画家也是不成问题的。根据这些记载,他来华之后并没有特意学习华夏画风,追求艺术上的同化,而是“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但这并不影响张彦远和朱景玄把他视为最有建树的唐代画家之一。朱景玄将其评为“神品”,仅次于吴道子和周昉,与阎立本、李思训、韩幹并肩,而高于后世赫赫有名的王维、韩滉、张萱等许多唐代大师。在这两个唐代美术史家眼里,虽然尉迟乙僧来自吐火罗(一说于阗),画的是“外国之物像”,但作为艺术家则与华夏出身的画家并无分别。他们的最终评判标准是绘画作品能否震动人和打动人,而外国来的尉迟乙僧做到了这一点。

关注

“中西之辨”貌似一种世界眼光,但实际上与“全球”概念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全球”指的是地球上的人类总体,“全球美术史”意味着多种艺术传统的平等共存;人类的共性是第一位的,地区和文化的特殊性是第二位的。“中西”则是以两种地区文化的分立为基础,提供的是以两个分立系统构成的二元分析框架。由于观察者本身总是属于二者中的一方,或中或西,这种二元观念必然会涉及“身份”或“认同”的问题,关注的焦点自然也会集中在文化背景和艺术传统的差别与优劣上。“中西之辨”因此必然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和政治性,从来不可能是超然和客观的。
这个二元框架是什么时候在美术史写作中出现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济、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问题,无法在此遽下结论。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人们开始把美术品放在“中西”两个系统中去看待,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图1.11)于明代晚期来华时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最为明显。很多学者已经研究过这段历史,简言之,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欧洲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使用绘画等美术品作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辅助手段。开始时他们集中在澳门、广东一带,但1581年到达中国的利玛窦超越了在地方上传播宗教美术的做法,深入内地,在大众和精英中实行文化传教。无论是在南昌或是南京,他每到一地总在住处展示所携的插图宗教典籍、地图、科学仪器,以及描绘圣母和耶稣的绘画作品。这些来自异国的图像和器物吸引了一批思想开放的文人,也引起民众的好奇。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由南京北上,上表进献给神宗皇帝一批礼物,其中包括“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美术史学者董丽慧在她的专著中谈到,这两幅画应是复制自西班牙萨维利亚圣母主教座堂中的《指路圣母》(图1.12)和罗马圣母大殿中的《罗马人民圣母》(图1.13)。

图1.11 游文辉《利玛窦像》,油画,明代,梵蒂冈耶稣会档案馆藏
图1.12 《指路圣母》,西班牙萨维利亚圣母主教座堂
图1.13 《罗马人民圣母》,罗马圣母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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