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在漫游中发现艺术》

我对“漫游2.0”计划的设想,来自庄子讲的一个相当著名但也有些费解的故事,译成白话大约如此:
南海之帝叫“倏”,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倏与忽常在浑沌那里相会,浑沌对他们非常好。倏、忽二人思想如何报答浑沌的情谊,就商量说:“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七个孔窍,因此能够视、听、吃和呼吸,唯独浑沌没有。咱们试着给他开出这些孔窍来吧。”于是他们每天在浑沌身上凿出一个孔,七天之后,浑沌就死了。
我以一幅示意图标出故事中的角色(图1.1)。其中的“浑沌”有别于通常意义的“混沌”(chaos),虽然还不具相貌,但已不是鸿蒙开辟之前的无序世界,而是与其他方向共存,处于初具架构的宇宙内部。它没有五官,因此是一个尚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的存在。庄子把它看成是一个中立和包容的场域,各方神灵都可在那里聚会。而它本身则缺乏身份,既无视又无聪,因此也就能够一视同仁地接纳具有明确身份的各方来访者,被认为善良有德而受到尊敬。当这个“浑沌”被凿出面貌、赋予形象和感官之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消失了,变成对人类的模拟。
图1.1 “浑沌”寓言图示
我在这个寓言里隐约看到美术史学科的历史。用最简单的话说,古代世界里已经存在关于绘画和其他艺术品的写作,这些文字尚不具有建构美术史学科的自我意识,国界和文化的定义也相对散漫,所描写的是个边界松弛、各方艺术家都可以进入的竞技场。

——「导言:再启漫游」

【导言:再启漫游】

两个唐代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一下我称作“前现代美术史”的包容性——有点像是未被凿出七窍的浑沌,尚可容纳来自四方的艺术家。阅读唐人的画史写作,我们发现虽然其中已有“中”“外”概念,但并不以二者作为先决的历史叙事框架。对于外来的画家,史家和评论家在指出他们的国别和族属之后,并不据此将之划为另类,而是把他们和本土画家放在一起,在艺术风格的层次上观察和描述其绘画特点,进而对其成就做出判断。
我们可以唐代初年大画家尉迟乙僧(活跃于7世纪初)为例,看一下这种艺术史的写作方式。张彦远(815—907年)和朱景玄(活跃于9世纪中期)——有唐一代最重要的两位美术史家——都在著作中明确记载了尉迟乙僧是外国人,作品也都是外国题材。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中首次提到这个画家时,就特意在他的名字下面加了一个“乙僧外国”的注,在记述其作品时又引用了一个名叫僧悰的人的话,说尉迟乙僧画的形象是“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此外,张彦远还记述尉迟乙僧舍宅为寺,名为“奉恩”,在寺里“画本国王及诸亲族”。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里的记载更加系统:
尉迟乙僧者,土火罗国人。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又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见其画踪也。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前辈云:“尉迟乙僧,阎立本之比也。”景玄尝以阎画外国之人,未尽其妙;尉迟画中华之像,抑亦未闻。由是评之,所攻各异,其画故居神品也。
因此在唐人眼里,尉迟乙僧是个外国画家是没有问题的,他被看作一个造诣非凡的大画家也是不成问题的。根据这些记载,他来华之后并没有特意学习华夏画风,追求艺术上的同化,而是“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但这并不影响张彦远和朱景玄把他视为最有建树的唐代画家之一。朱景玄将其评为“神品”,仅次于吴道子和周昉,与阎立本、李思训、韩幹并肩,而高于后世赫赫有名的王维、韩滉、张萱等许多唐代大师。在这两个唐代美术史家眼里,虽然尉迟乙僧来自吐火罗(一说于阗),画的是“外国之物像”,但作为艺术家则与华夏出身的画家并无分别。他们的最终评判标准是绘画作品能否震动人和打动人,而外国来的尉迟乙僧做到了这一点。

关注

本书之采用“生动”作为主题,并非认为这个概念在全球美术史叙事中具有先导位置,也不是希望围绕着它建立一套理论,而是因为它可以打开一个宽阔的入口,引导我们迈进一个无边际的图像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动”涉及艺术表现的各个层面,以各种方式被表现和传达,对不同人有着相通的含义。
“生”指生命,“动”指运动。用来形容艺术,“生动”意味着作品中的动感和生命力。浏览古今中外有关艺术的写作,我们发现各地的人对理想图像的想象大致相同:在抽象画和“观念艺术”产生之前,当人们赞美一幅画的时候,无论在中国或欧洲,“生动”(lively)和“如生”(lifelike)是最常用的两个词汇。越美好的艺术品越具有内在的生命,越像生命体那样能够触动人心。“如生”的画作距离“活起来”只有一步之遥,跨出这一步也就抹去了艺术和现实的距离。早期美术史家不时引述这类传说以说明绘画的神奇,耳熟能详的“画龙点睛”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故事出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讲的是梁代画家张僧繇(活跃于5—6世纪)画龙不画眼睛,否则就会腾空飞去。一些观者认为这是故作危言,他就拿起笔做了一个示范,结果“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剩下两条没点眼睛的瞎龙留在墙上(图1.24)。可能受到这个传说的启发,以后的一些和尚道士把破旧寺观中的空墙,说成是某个神奇画像飞升之后的遗存。

图1.24 徐悲鸿《画龙点睛画稿》,炭笔纸本,1922年,徐悲鸿纪念馆藏

艺术从“如生”到“成真”的神奇转化,也给中国和欧洲的作家们提供了相似的灵感,最具对称性的一双例子是皮格马利翁(Pigmalion,一译匹克梅梁)和真真的故事,讲述的都是美女形象如何被爱情转化成有血有肉的恋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8年)在《变形记》中说皮格马利翁是位雕刻家,把心中的理想女性化作了一个象牙塑像,结果爱上了自己的作品。他给它起了名字,不断拥抱和亲吻它,但它始终是一尊雕像。最后爱神怜悯他,赋予雕像以真实的生命(图1.25)。

图1.25 让·莱昂·杰罗姆《皮格马利翁和伽拉忒亚》,布面油画,189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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