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在漫游中发现艺术》#巫鸿
我对“漫游2.0”计划的设想，来自庄子讲的一个相当著名但也有些费解的故事，译成白话大约如此：
南海之帝叫“倏”，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倏与忽常在浑沌那里相会，浑沌对他们非常好。倏、忽二人思想如何报答浑沌的情谊，就商量说：“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七个孔窍，因此能够视、听、吃和呼吸，唯独浑沌没有。咱们试着给他开出这些孔窍来吧。”于是他们每天在浑沌身上凿出一个孔，七天之后，浑沌就死了。
我以一幅示意图标出故事中的角色（图1.1）。其中的“浑沌”有别于通常意义的“混沌”（chaos），虽然还不具相貌，但已不是鸿蒙开辟之前的无序世界，而是与其他方向共存，处于初具架构的宇宙内部。它没有五官，因此是一个尚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的存在。庄子把它看成是一个中立和包容的场域，各方神灵都可在那里聚会。而它本身则缺乏身份，既无视又无聪，因此也就能够一视同仁地接纳具有明确身份的各方来访者，被认为善良有德而受到尊敬。当这个“浑沌”被凿出面貌、赋予形象和感官之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消失了，变成对人类的模拟。
图1.1 “浑沌”寓言图示
我在这个寓言里隐约看到美术史学科的历史。用最简单的话说，古代世界里已经存在关于绘画和其他艺术品的写作，这些文字尚不具有建构美术史学科的自我意识，国界和文化的定义也相对散漫，所描写的是个边界松弛、各方艺术家都可以进入的竞技场。
——「导言：再启漫游」
图9.36 珂勒惠支《战场》，《农民战争》组画第六幅，铜版画，1902年开始创作
她的首套组画《织工的反抗》（1894—1898年）已包含了死亡阴影中的孩子：一个贫穷女织工绝望地望着躺在床上的瘦削孩童，不知孩童是丧失了知觉还是已经死亡。下一套组画《农民战争》（1902年开始创作）中，一个死去的年轻人，被抛弃在战后的荒原上（图9.36）。鲁迅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中如此写道：
剩在战场上的是什么呢？几乎看不清东西。只在隐约看见尸横遍野的黑夜中，有一个妇人，用风灯照出她一只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触动一个死尸的下巴。光线都集中在这一小块上，这，恐怕正是她的儿子，这处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现在流着的却不是汗而是鲜血了。
在创作这幅画的过程中，珂勒惠支绘制了多幅草图，表现母亲与死去孩子的温情。她早期作品中最动人的两幅——彩色石印的《圣母怜子》（Pietà，1903年，图9.37）和蚀刻版画《抱着死去孩子的女人》（Woman with Dead Child，1903年，图9.38），也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作品中哀悼丧子的真实感与珂勒惠支的个人生活密切相关。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寒冷的1902年冬天得了重病：7岁的彼得（Peter Kollwitz）肺部感染，大儿子汉斯（Hans Kollwitz）患了白喉并一度病情恶化。珂勒惠支陷入无法自拔的焦虑，感到这些脆弱的孩童可能随时会离她而去。被无助和恐惧缠绕，她在翌年创作了《抱着死去孩子的女人》这幅感人至深的作品。画中的母亲好似被无边的悲恸转化成原始人或荒原野兽，不顾一丝优雅地赤裸着身体，披散着头发紧抱着死去的孩子，肿胀的面部埋在孩子胸间——两人的身体融为一体。
图9.37 珂勒惠支《圣母怜子》，石版画，1903年
图9.38 珂勒惠支《抱着死去孩子的女人》，蚀刻版画，1903年
珂勒惠支在写给友人阿图尔·博努斯（Arthur Bonus）的信中透露，她使用自己和小儿子彼得作为画中人物原型。她写道：“当彼得七岁时，我正在创作《抱着死去孩子的女人》这幅蚀刻版画。我抱着他在镜子前画素描，这让我非常疲惫，于是叹了口气。他用孩子的稚嫩声音对我说：‘别叹气，妈妈，这幅画会非常好看……’”
多年后她无法原谅自己，因为这幅画成了对现实的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彼得于1914年应征入伍，不久便在西线阵亡。他的哥哥汉斯后来回忆：“我问妈妈《抱着死去孩子的女人》这幅画中的形象是从哪里来的？——她在战争发生的多年以前创作了这张画，同样形象出现在她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她说那时她已预见到彼得的死亡，创作这些画时一直哭泣。”
若干年后，她把这幅画转化成一座青铜雕塑——这是更具纪念碑性的形式和材料（图9.39）。在1937年彼得逝世的周年纪念日那天，她在1937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正在创作一件小型雕塑……它已然成为某种形式的‘圣母怜子’。母亲坐着，死去的儿子躺在她的膝盖之间。”
图9.39 珂勒惠支《圣母怜子》，青铜雕塑，1937—1939年
珂勒惠支的丈夫卡尔于1940年辞世。两年后，她21岁的长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这些死亡一次又一次给她带来无法弥合的伤痛，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继续画关于死亡的版画。必须！必须！必须！”——因为这个主题永不枯竭。
就像前文列举的中国版画家在“二战”期间的作品，珂勒惠支的痛苦和悲哀并不仅仅属于她自己。当她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黄新波在1946年8月18日的《星岛晚报》上发表了《悼念凯绥·珂勒惠支》一文，告诉国人这位德国女画家的逝世不仅使世界画坛失去了一位重要画家，而且是全人类的重大损失——“因为这颗伟大的灵魂，是‘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在昏沉的大陆上，永远揭起呼唤醒觉的战旗，吹起慈爱、雄壮底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