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热情代时 1850-1940】
新的观察工具和观察技术带来了新形式的真相，揭示了先前不可见的现象。这一时期有着令人兴奋的新消费品和令人振奋的社会变革。但这些设备也拉开了观察者与观察行为之间的距离。它们似乎捕捉了时间，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的效率，并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和排斥。
「第八章 染料竞艳｜色彩实验与工艺美术运动」
它浓郁而纯粹，适用于任何事物；无论是扇子、拖鞋、长袍、丝带、手帕、领带还是手套。它能为女士们那柔和而永恒的眸光增添色彩——它能任意变换形状，找到借口在她的脸颊周围翩翩起舞——（借着微风）贴上她的嘴唇——亲吻她的脚——在她耳边低语。哦，珀金斯[原文如此]的紫色啊，你是幸运和宠爱的颜色！
——查尔斯·狄更斯，1859年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发展到了顶峰。作为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已经取得了先机，现在可以自豪地宣扬其工业的优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品制造，机械化纺织（尤其是棉和羊毛）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纺织业曾经是家庭手工业，而现在则由雇了数百名工人的工厂进行生产。自18世纪初以来，英国进口的棉花总量增加了近18倍。大部分棉花来自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到达利物浦后，棉花被运往纺织业的中心曼彻斯特及其邻近城镇；在那里，棉花用氯气或漂白粉漂白，然后通常制成布匹，之后进行染色。
大多数染料都是从植物和地衣中提取的。最重要的两种染料是靛蓝和茜草红，靛蓝是从印度种植园种植的木蓝属植物中提取的，茜草红则是从法国和尼德兰种植的茜草根中提取的。这些染料的特点除了颜色浓艳外，还在于它们在阳光下不易褪色。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公众对纺织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制造商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染料。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化学科学。那时化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植物中的物质，从中发现了药物成分，比如从罂粟中提取的吗啡，以及从咖啡中提取的兴奋成分咖啡因等。这些化合物属于一类被称为生物碱的物质，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提出并发展的化学分析方法表明，生物碱含有碳、氢和氮元素。
珀金需要一个响亮的商品名称。紫色长期以来与财富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最著名的是古罗马时期用地中海贝类提取物制成的推罗紫（Tyrian purple），用于给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长袍染色。珀金最初的想法是将他的染料称为“推罗紫”，利用这种高贵的联想来推广产品。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意识到，如今法国高级时装的魅力远胜于古罗马历史。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是当时显赫的时尚偶像，她钟情于紫色。19世纪50年代中期，她推广了一种由地衣制成的紫色染料，还推动了另一种紫色染料的风靡，这种染料由鸟粪制成，名为“骨螺紫”（murexide）。1858年，欧仁妮皇后兴致勃勃地用上了珀金的新紫色染料，因此珀金决定用一个法文名称来销售这种染料：“mauve”（淡紫），在法文中指锦葵花。这种浓郁的染料在当时流行的裙撑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裙撑是穿在衬裙下的一个宽大的衬架，而上面的裙子则可以展示大片的彩色材料。维多利亚女王在收到珀金赠送的一匹用淡紫染料染色的丝绸后，对这种新染料给予了高度评价。它成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流行色，流行到《笨趣》（Punch）杂志在1859年也把它作为合适的讽刺对象：“就像麻疹一样，淡紫色病也传染性极高：甚至在一些病例中，家里的女主人感染后，全家人都在一周之内被传染了。”
当时的艺术评论家并不认同这种对鲜艳、浓烈色彩的喜好。德国的博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遗著中指出，只有“野蛮民族、未受过教育的大人和儿童”才喜欢鲜艳华丽的色彩，而真正的美学家则追求更含蓄的色调。法国知识分子、自诩为品位鉴赏家的伊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自命不凡地批评他19世纪60年代在海德公园看到的英国女性所穿的衣服颜色“粗俗得令人发指”，并嘲笑一位富裕的英国女性身上衣服的颜色搭配：“紫罗兰色和罂粟红色的丝绸……带花的草绿色连衣裙，[和]天蓝色的围巾”。
在英国，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以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约翰·拉斯金为首的设计改革者们对新色彩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表示痛惜。工厂用苯胺制成的花哨染料——珀金的淡紫色之后，很快出现了其他色调——在他们看来象征着传统艺术和手工艺的非人化和商品化。他们认为，工厂里的劳动分工剥夺了工人阶级从头到尾看到一件产品被创造出来的成就感。人造材料的使用加剧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隔阂。拉斯金尤其希望为谢菲尔德等城市的工人阶级创造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接触艺术作品和大自然的美景。
尽管如此，莫里斯本人也是一位实业家。他的公司生产他设计的著名花卉墙纸和纺织品花样——其中一些是用有毒的砷基绿色颜料染色的。在这些设计中，莫里斯没有使用色彩鲜艳的大型外来植物，而是选择了英国灌木树篱中不引人注意的小型本地植物。他在1882年写道，这些在纺织品设计中通常用于描绘外来花卉的“丑陋但明艳”的合成染料，犯了在古老的染色艺术中“破坏一切美丽”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