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热情代时 1850-1940】
新的观察工具和观察技术带来了新形式的真相，揭示了先前不可见的现象。这一时期有着令人兴奋的新消费品和令人振奋的社会变革。但这些设备也拉开了观察者与观察行为之间的距离。它们似乎捕捉了时间，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的效率，并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和排斥。
「第八章 染料竞艳｜色彩实验与工艺美术运动」
它浓郁而纯粹，适用于任何事物；无论是扇子、拖鞋、长袍、丝带、手帕、领带还是手套。它能为女士们那柔和而永恒的眸光增添色彩——它能任意变换形状，找到借口在她的脸颊周围翩翩起舞——（借着微风）贴上她的嘴唇——亲吻她的脚——在她耳边低语。哦，珀金斯[原文如此]的紫色啊，你是幸运和宠爱的颜色！
——查尔斯·狄更斯，1859年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发展到了顶峰。作为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已经取得了先机，现在可以自豪地宣扬其工业的优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品制造，机械化纺织（尤其是棉和羊毛）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纺织业曾经是家庭手工业，而现在则由雇了数百名工人的工厂进行生产。自18世纪初以来，英国进口的棉花总量增加了近18倍。大部分棉花来自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到达利物浦后，棉花被运往纺织业的中心曼彻斯特及其邻近城镇；在那里，棉花用氯气或漂白粉漂白，然后通常制成布匹，之后进行染色。
大多数染料都是从植物和地衣中提取的。最重要的两种染料是靛蓝和茜草红，靛蓝是从印度种植园种植的木蓝属植物中提取的，茜草红则是从法国和尼德兰种植的茜草根中提取的。这些染料的特点除了颜色浓艳外，还在于它们在阳光下不易褪色。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公众对纺织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制造商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染料。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化学科学。那时化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植物中的物质，从中发现了药物成分，比如从罂粟中提取的吗啡，以及从咖啡中提取的兴奋成分咖啡因等。这些化合物属于一类被称为生物碱的物质，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提出并发展的化学分析方法表明，生物碱含有碳、氢和氮元素。
珀金父子公司（威廉的兄长托马斯加入了他的企业）需要一个远离人口聚居地的厂址，以避免废料排放和气味问题给居民带来困扰，同时还要有良好的交通，以便将煤焦油和硝酸等原料运入工厂。他们在伦敦最西边哈罗附近的格林福德绿地（Greenford Green）找到了理想的地点，并从当地一家酒吧的女房东手中买下了那块地。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以低成本获得充足的染料原料，尤其是苯胺。苯胺本身在煤焦油中的含量相对较少，但珀金想出了更高效的用苯制取苯胺的方法，即将苯与硝酸和硫酸反应，再经过一道加工工序。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使用多步骤化学工艺生产过工业化学品。但珀金成功了，到1859年，他的工厂开始大规模生产苯胺紫染料。
这瓶淡紫色染料样品是由威廉·珀金制备的。（p1）
珀金位于格林福德的工厂需要良好的交通来运输大量的煤焦油和硝酸。（p2）
珀金需要一个响亮的商品名称。紫色长期以来与财富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最著名的是古罗马时期用地中海贝类提取物制成的推罗紫（Tyrian purple），用于给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长袍染色。珀金最初的想法是将他的染料称为“推罗紫”，利用这种高贵的联想来推广产品。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意识到，如今法国高级时装的魅力远胜于古罗马历史。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是当时显赫的时尚偶像，她钟情于紫色。19世纪50年代中期，她推广了一种由地衣制成的紫色染料，还推动了另一种紫色染料的风靡，这种染料由鸟粪制成，名为“骨螺紫”（murexide）。1858年，欧仁妮皇后兴致勃勃地用上了珀金的新紫色染料，因此珀金决定用一个法文名称来销售这种染料：“mauve”（淡紫），在法文中指锦葵花。这种浓郁的染料在当时流行的裙撑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裙撑是穿在衬裙下的一个宽大的衬架，而上面的裙子则可以展示大片的彩色材料。维多利亚女王在收到珀金赠送的一匹用淡紫染料染色的丝绸后，对这种新染料给予了高度评价。它成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流行色，流行到《笨趣》（Punch）杂志在1859年也把它作为合适的讽刺对象：“就像麻疹一样，淡紫色病也传染性极高：甚至在一些病例中，家里的女主人感染后，全家人都在一周之内被传染了。”
当时的艺术评论家并不认同这种对鲜艳、浓烈色彩的喜好。德国的博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遗著中指出，只有“野蛮民族、未受过教育的大人和儿童”才喜欢鲜艳华丽的色彩，而真正的美学家则追求更含蓄的色调。法国知识分子、自诩为品位鉴赏家的伊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自命不凡地批评他19世纪60年代在海德公园看到的英国女性所穿的衣服颜色“粗俗得令人发指”，并嘲笑一位富裕的英国女性身上衣服的颜色搭配：“紫罗兰色和罂粟红色的丝绸……带花的草绿色连衣裙，[和]天蓝色的围巾”。
在英国，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以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约翰·拉斯金为首的设计改革者们对新色彩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表示痛惜。工厂用苯胺制成的花哨染料——珀金的淡紫色之后，很快出现了其他色调——在他们看来象征着传统艺术和手工艺的非人化和商品化。他们认为，工厂里的劳动分工剥夺了工人阶级从头到尾看到一件产品被创造出来的成就感。人造材料的使用加剧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隔阂。拉斯金尤其希望为谢菲尔德等城市的工人阶级创造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接触艺术作品和大自然的美景。
尽管如此，莫里斯本人也是一位实业家。他的公司生产他设计的著名花卉墙纸和纺织品花样——其中一些是用有毒的砷基绿色颜料染色的。在这些设计中，莫里斯没有使用色彩鲜艳的大型外来植物，而是选择了英国灌木树篱中不引人注意的小型本地植物。他在1882年写道，这些在纺织品设计中通常用于描绘外来花卉的“丑陋但明艳”的合成染料，犯了在古老的染色艺术中“破坏一切美丽”的罪行。
C. F. A. 沃伊齐（C. F. A. Voysey）是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中最杰出、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他排斥合成染料的刺目颜色，仍然使用清新明亮的色彩进行鲜明的组合。沃伊齐的创作灵感来自大自然，他追求和谐的色调、简洁明快的线条。他的目标是“将色彩感从病态的绝望提升到光明和充满希望的快乐”——这一目标直到20世纪仍在产生影响。
沃伊齐后来的许多设计都是由亚历山大·莫顿公司（Alexander Morton and Company）生产的，该公司最初是一家纺织企业。亚历山大的儿子詹姆斯·莫顿爵士（Sir James Morton）和詹姆斯的妻子比阿特丽斯·艾米丽·费根（Beatrice Emily Fagan）都是工艺美术运动的追随者。詹姆斯·莫顿对新染料很警惕——尤其是因为他曾看到一些布料在伦敦自由百货（Liberty’s）的橱窗里仅展示一周后就褪色的情况。他抱怨说：“新染料褪色后会变成各种令人厌恶的铁青色。”他说的有道理：一些苯胺相关的新型染料并不耐久。莫顿将彩色纺织品寄给了他妻子的兄弟帕特里克·费根（Patrick Fagan），一名在印度工作的公务员。帕特里克·费根将这些纺织品放在自家屋顶上，让它们暴露在印度耀眼的阳光下，经受严峻的考验，最终生产出了抗褪色系列。对他来说，染料的持久性是关键，尽管这限制了消费者的色彩选择，而自珀金发现淡紫色以来，消费者的色彩选择范围正在迅速扩大。化学染料开始模仿天然染料，染料生产商开始寻找不那么刺眼和浓烈的颜色，以呼应工艺美术运动的审美观（而不是其精神）。
C. F. A. 沃伊齐拒绝使用刺眼的合成染料，而是设计了有着明亮的自然色彩的布料。（如图）
煤焦油染料的色彩很快扩展到绿色和黑色，以及红色、蓝色和紫色。19世纪末，又出现了一类新的合成染料：偶氮染料，包括红色、橙色和黄色。此时，可供选择的颜色非常多，时装也变得更加鲜艳。随着缝纫机的出现，服装的消费也变得平民化，鲜艳的服装不再是富人的专利。各个阶层的女性都可以根据纸样制作自己的服装，百货商店也为那些买得起的人提供最新的成衣。时尚杂志的兴起，如1867年在美国创办的《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和1875年在英国创办的《迈拉服饰与时尚杂志》（Myra's Journal of Dress and Fashion），都助推了新风格的迅速传播。
至于风光一时的淡紫色，如今已是明日黄花：到19世纪末，它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专属颜色。1891年，唯美主义鉴赏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为淡紫色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永远不要相信穿淡紫色衣服的女人……这意味着她们有一段历史。”
1865年6月，时尚周刊《时尚观察》（Le Moniteur de la Mode）向女性推广淡紫色。（如图）
1856年，霍夫曼建议自己的学生，即十八岁的威廉·珀金（William Perkin），尝试将烯丙基甲苯胺转化为奎宁。珀金的家在伦敦东区沙德韦尔（Shadwell）。复活节期间，他在家中棚屋里搭建的临时实验室里进行了尝试。
结果不理想。珀金得到的只是一团毫无作用的红色沉渣。但他并没有放弃。他又尝试用苯胺本身来进行同样的反应实验，结果得到了更多的沉渣。只是这次的沉渣是黑色的。
珀金并没有像许多人可能会做的那样直接丢弃这些沉渣。他将其干燥处理成粉末，并研究了其特性。粉末溶解在甲基化酒精中时，产生了一种深紫色的溶液。
珀金不知道，同样的实验可能已经有人做过了——德国化学家弗里德利布·费迪南德·伦格（Friedlieb Ferdinand Runge）在1834年做过。如果确实如此，那伦格并没有好好利用这次实验的结果。而珀金马上意识到，这种紫色可能对纺织业有价值。他将一块白色丝绸浸入溶液中，发现它染上了紫色。接下来，他需要专家的意见。于是，他把紫色丝绸的样品寄给了苏格兰珀斯一家名为普乐斯（Pullars）的染色公司。他们对此惊喜不已。是的，他们答复道，这种染料肯定会有市场——如果生产成本足够低的话。
问题是，能做到吗？珀金决定一探究竟，迈出了大胆而不寻常的一步。对于做学术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同行的肯定，而非庸俗的商业诱惑和从中赚取的金钱。珀金决定辞去皇家化学学院的工作，进入染料制作行业，霍夫曼对此持否定态度。也许他还没有忘记另一位学生查尔斯·曼斯菲尔德（Charles Mansfield）的遭遇——一年前，曼斯菲尔德展开了从煤焦油中萃取苯的蒸馏实验，试图从中获得商机，结果因蒸馏装置起火而烧伤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