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热情代时 1850-1940】
新的观察工具和观察技术带来了新形式的真相，揭示了先前不可见的现象。这一时期有着令人兴奋的新消费品和令人振奋的社会变革。但这些设备也拉开了观察者与观察行为之间的距离。它们似乎捕捉了时间，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的效率，并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和排斥。
「第十章 赞美速度｜自行车与未来主义」
我们曾在旅行途中享受过许多乐趣，但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人振奋的热忱或如此纯粹的娱乐。曾经的不可能已经变成了可能，距离不再是体验乡村或会见知己的阻碍。
——《自行车手》杂志，1895年
19世纪末，电话、收音机、电影、飞机、高速交通工具等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发明层出不穷。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时间、距离、速度和流动性的观念，还开始消除性别和阶级的屏障。然而，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创新中，产生最大影响的可能是不起眼的自行车。它成为新现代性的快乐象征，不仅提供了物理上的流动性，也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自行车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严格的等级制度：女性和工人阶级终于可以去他们以前无法到达的地方，享受以前仅限于富人的自主旅行。
骑自行车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在新兴的城镇中，人们上班需要跨越更远的距离，步行很不方便，自行车就成了通勤阶层的重要交通工具。自行车还成了进步的象征，并与“激进”的女性联系在一起，比如那些为争取选举权而奔走的女性（她们通常因追求新潮和自由而受到嘲笑）。
社会日新月异，欧洲和美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迅速用作品来反映这一非凡的变化速度。自行车正是这种变化的一大标志。
骑自行车最初是贵族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买得起昂贵的定制自行车和三轮车。富有的年轻男女在公园里炫耀他们的新玩具，并付费参加私人课程来学习驾驶这种有轮机器。三轮车的目标受众是老年人——另外还有女性，三轮车使她们能够逃离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环境，探索新的社会空间。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女性骑三轮车与其说是为了去什么地方，不如说是为了逃离原来的地方。”
约翰·肯普·斯塔利的罗孚“安全”型自行车改变了自行车的发展进程，引领了技术发展和商业生产的潮流。（如图）
随着自行车的价格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容易买到，它们不再是富人的专属娱乐工具。随着数百家制造商竞相推出各种设计（包括三轮车和双人自行车）、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以及二手市场的出现，妇女和工人阶级也能买得起自行车了。其结果就是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热潮席卷了整个欧洲，而其影响则远远超出了物理上的旅行。《泰晤士报》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1892年评论道：“毫无疑问，自行车是社会的福音——甚至在某些方面几乎可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
旅行作家借助自行车展开探险。例如，约瑟夫·罗宾斯·彭内尔和伊丽莎白·罗宾斯·彭内尔（Joseph and Elizabeth Robins Pennell）这对夫妻档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创作了关于在英国坎特伯雷、法国和意大利旅行的文章，并配有插图。自行车旅行不受火车时刻表的限制，也不需要支付养马或租马的费用。男性和女性可以单独或结伴出行，这使得两性之间更加平等，也放宽了性别规范。自行车也有日常用途，人们能够更方便地往返于工作地点和家庭之间，也可以用自行车来运输货物、提供服务。
斯塔利本人也热衷于强调自行车给骑行者带来的额外力量。在1898年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他（动用了一些艺术技巧）阐述道：“在速度或距离方面，自行车给骑车人带来了相当于三双腿的效率，因为它能让一个人移动的距离达到步行的三倍。如果他能在一小时内步行3英里，他就能在一小时内骑行9英里，而且消耗的能量基本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