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自行车最初是贵族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买得起昂贵的定制自行车和三轮车。富有的年轻男女在公园里炫耀他们的新玩具，并付费参加私人课程来学习驾驶这种有轮机器。三轮车的目标受众是老年人——另外还有女性，三轮车使她们能够逃离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环境，探索新的社会空间。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女性骑三轮车与其说是为了去什么地方，不如说是为了逃离原来的地方。”

约翰·肯普·斯塔利的罗孚“安全”型自行车改变了自行车的发展进程，引领了技术发展和商业生产的潮流。（如图）

随着自行车的价格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容易买到，它们不再是富人的专属娱乐工具。随着数百家制造商竞相推出各种设计（包括三轮车和双人自行车）、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以及二手市场的出现，妇女和工人阶级也能买得起自行车了。其结果就是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热潮席卷了整个欧洲，而其影响则远远超出了物理上的旅行。《泰晤士报》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1892年评论道：“毫无疑问，自行车是社会的福音——甚至在某些方面几乎可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
旅行作家借助自行车展开探险。例如，约瑟夫·罗宾斯·彭内尔和伊丽莎白·罗宾斯·彭内尔（Joseph and Elizabeth Robins Pennell）这对夫妻档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创作了关于在英国坎特伯雷、法国和意大利旅行的文章，并配有插图。自行车旅行不受火车时刻表的限制，也不需要支付养马或租马的费用。男性和女性可以单独或结伴出行，这使得两性之间更加平等，也放宽了性别规范。自行车也有日常用途，人们能够更方便地往返于工作地点和家庭之间，也可以用自行车来运输货物、提供服务。
斯塔利本人也热衷于强调自行车给骑行者带来的额外力量。在1898年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他（动用了一些艺术技巧）阐述道：“在速度或距离方面，自行车给骑车人带来了相当于三双腿的效率，因为它能让一个人移动的距离达到步行的三倍。如果他能在一小时内步行3英里，他就能在一小时内骑行9英里，而且消耗的能量基本相同。”

自行车热潮与席卷西方世界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是同时发生的，自行车运动在这些争取社会变革和平等权利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民权领袖苏珊·B. 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在1896年写道：“我认为[自行车]在解放妇女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大。每当我看到一位妇女骑着自行车经过时，我都会站起来并为之欢欣鼓舞。它给了妇女一种自由和自立的感觉，让她觉得自己仿佛有了独立的地位。”穿着全套礼服、衬裙和长裙骑车可能很不舒服，也很危险。因此，人们设计了灯笼裤和有多种穿法的服装，让骑车变得更容易。当然，这种时尚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观念，使得社会变革的反对者诋毁“激进的女权主义”骑行者。批评者，包括一些医生声称，骑自行车对女性很危险——它会助长不得体的性解放，损害女性的身体，尤其是生育能力。然而，面对这些批评，女性自行车手并没有动摇。
对于作家和艺术家来说，自行车是现代的象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对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来说，自行车代表的是流动性、社会进步和新思想。美国散文家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声称：“自行车理应是小说家和诗人永远的座驾。”另一位自行车爱好者——H. G. 威尔斯（H. G. Wells）在1896年出版的小说《命运之轮：自行车的田园诗》（The Wheels of Chance: A Bicycling Idyll）中捕捉到了这种解放的感觉。书中的主人公胡普德里弗（Hoopdriver）先生是一名在伦敦工作的店员，他沿着英格兰南部海岸开始了一次自行车度假之旅。他注意到路过的绅士们像对待自己人一样跟他打招呼，感觉自己从工人阶级的身份中解脱了出来。骑自行车是一种解放行为。据说威尔斯曾说过：“每当我看到有人在骑自行车，我就不会对人类的未来感到绝望。”

自行车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为她们提供了新的自由和更高的流动性。自行车俱乐部在英国各地兴起，比如这个位于切姆斯福德的自行车俱乐部。（如图）

世纪之交，对速度的热爱在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未来主义受到了新技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20世纪初在欧洲蔓延的先锋派文化的影响。它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哲学，拒绝甚至蔑视意大利的传统遗产。未来主义者认为，传统阻碍了意大利文化的发展，他们渴望将意大利文化带入由技术进步所塑造的未来。正如该运动的主要发起人F. T. 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在他1909年的《未来主义宣言》（Futurist Manifesto）中所说，“我们宣布，世界的光辉因为一种新的美而变得更加丰富：速度之美。赛车的引擎盖上装着巨大的管子，就像带有危险气息的巨蟒……一辆轰鸣的汽车像机枪般开足马力行驶着，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还要美丽。”这座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的著名大理石雕像一直被视为古代文化的荣耀，然而对马里内蒂来说，它代表的是未来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1909年2月20日，马里内蒂在巴黎的《费加罗报》（Le Figaro）头版发表了他的宣言。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歌颂对危险的热爱，歌颂保持活力和无所畏惧的习惯。”这些感情丰沛的话激励了包括贾科莫·巴拉、翁贝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和卡罗·卡拉（Carlo Carra）在内的多位艺术家，他们于1910年签署了《未来主义画家宣言》（Manifesto of the Futurist Painters），并呼吁让“科学进步的胜利”引领意大利跨越到现代。他们的团体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词汇，反映了20世纪对运动和活力的体验。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未来主义思想影响了绘画、雕塑、建筑、摄影、电影、音乐等所有艺术形式。

尽管未来主义主张破除传统崇拜，但它也建立在过往的艺术运动的基础之上，比如分色主义（也称点彩派）、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立体主义。由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倡导的立体主义在平面画布上同时呈现物体的多个视角，挑战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未来主义在立体主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力求表现运动和速度，并将新技术融入其中。他们受到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和艾蒂安—朱尔·马雷的高速摄影技术的影响——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这些技术通过叠加的或连续的图像来捕捉人类和动物的动作。贾科莫·巴拉曾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看过马雷的作品，他在《小提琴家之手》（The Hand of the Violinists，1912）中将运动表现为叠加的姿势。而波丘尼则试图用色彩和阴影来捕捉运动的本质，突出有力量的线条，代表作有《城市的兴起》（The City Rises，1910）和《骑自行车者的动态》（Dynamism of a Cyclist，1913）。
未来主义艺术变得越来越抽象，常常模糊人的形体与机械的边界。毕竟，这正是自行车所做的——尤其是斯塔利的设计，它旨在尽可能有效地将人与机械运动结合起来，使车辆几乎成为身体的延伸，赋予骑车人他所谓的“三双腿”。也许正因如此，自行车在其他未来主义作品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包括纳塔利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的《骑自行车的人》（The Cyclist，1913）和马里奥·西罗尼（Mario Sironi）的《骑自行车的人》（The Cyclist，1916）。

在《骑自行车者的动态》中，翁贝托·波丘尼利用线条传达了速度和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