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与现代世界的塑造：种植园、奴隶制与全球化》
【加拿大】伊丽莎白·阿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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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心爱的儿子伊凡·吉布斯
这本书为你而写，在这本书里，你将邂逅安提瓜岛和格林纳达岛的先人。
新大陆的奴隶制十分残酷，在其发展过程中就遭到了谴责。第一批公开批评者是1510年抵达的多明我会修士，他们过着使徒式的生活，住茅舍，睡在用树枝搭成的床上，饮用寻常的卷心菜汤，穿着粗布僧袍。这些人总共只有2个箱子，里面装满了诗篇和礼拜用具。1511年12月21日，修士安东·蒙特西诺公开谴责赐封制度，他被誉为“这个荒凉之地的声音”。该制度规定，西班牙人有权将土地，甚至整个村庄，包括其中的原住民，划归己有。西班牙“受赐者”可以向其中的原住民征收黄金或其他的贵重物品，并且要求他们受洗为基督徒。蒙特西诺修士大声斥责，赐封制使当地人处于“残酷和可怕的奴役之中”，并以闻所未闻的杀戮摧毁了“无数原住民”。他质问道：“你们为什么让他们备受压迫，承担如此繁重的劳作，却不给他们足够的食物或医治他们因过度劳累而引发的疾病？他们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被你们杀死的？”
年轻的卡萨斯不为所动，他依靠奴隶种植甘蔗，虽然试图同情他们，但仍旧没有停止剥削。然而，到了1514年，卡萨斯有所顿悟：对印第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正义和残暴的。他把他的奴隶交给总督，余生致力于记录、宣讲和劝说，以反对赐封制的滥用。卡萨斯被称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但在1522年，他因未能制止对原住民种族灭绝而深感气馁和沮丧，辞职后加入了多明我会。
作为多明我会的一名修士，卡萨斯专注于研究和撰写他的《西印度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历史记录和论文。这些历史记录和论文点燃了殖民政策改革的火焰。作为一个有说服力和博学的作者，他通过亲身观察西班牙人在新大陆定居点血腥殖民的戏剧性细节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卡萨斯在教皇颁布《崇高神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37年颁布的这份教皇通谕通常被誉为《印第安人权利大宪章》，是有力支持印第安人的文件，虽然从未正式在殖民地颁布过。该通谕宣称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而且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有获得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1550年，查理五世决定，只有在法律专家和神学家组成的陪审团面前进行公开辩论，才能解决被征服民族被迫皈依的焦点问题。这场智力盛宴在西班牙中部的巴利亚多利德举行，辩论会上卡萨斯与学者、人文主义者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对垒。德·塞普尔韦达认为，强迫改宗是合法的，并认为原住民是“未开化、野蛮和非人的天生的奴隶”。卡萨斯依据《圣经》反驳了这一论点，并主张和平皈依，因为当地人“是我们的兄弟，基督也为他们献出了生命”。陪审团无法达成共识：德·塞普尔韦达和卡萨斯都无法完全令人信服。即便如此，辩论的焦点确实是有关新大陆和原住民的待遇的。
1552年，在60多岁的时候，卡萨斯创作了他那部轰动一时的《西印度毁灭述略》（Brev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Indias）。这是他对印第安人灭绝的见证，令人心碎。据他统计，有1500万原住民惨遭灭绝。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秘鲁印加文明的著作，直到82岁去世，他一直致力于西印度群岛历史的研究。而且，他违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命令，未经允许就出版了一些书。
卡萨斯宣扬的可以被看作是16世纪的解放神学，这种神学认为，出于人权和社会正义事业的激进主义是基督教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卡萨斯来说，人权与实际生活中的基督教是不可分割的。圣母大学法学教授保罗·卡罗扎形容卡萨斯是“现代人权话语的促成者”。
卡萨斯还提出了针对人权侵犯行为的赔偿原则。1546年，他出版了一本颇为人记恨的书——《忏悔》（Confesionario），这本书讲明了如何实施赔偿原则。当征服者或庄园主前来忏悔时，告解室里的神父会立即传唤公证人。忏悔者会在神父和公证人面前发誓，他的罪孽迫使他向告解神父授予委托书，以便为他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弥补过失，包括“把他的全部财产归还印第安人……不留给他的继承人任何东西”——这是重点。忏悔者还会释放他庄园里的原住民，并授权公证人撤销先前所有的遗嘱。卡萨斯对这种彻底归还世俗财产的辩护是基于神学的：教皇尤金三世曾下令，“告解神父不能赦免强盗，对上述印第安人的所有征服者都应该这样做，除非他们先归还所有偷来的东西”。
虽然卡萨斯的《忏悔》只激起了征服者的愤怒，他们中没有人愿意签字放弃自己的财产，以赔偿原住民受害者，但他提出的赔偿原则是对人权理念发展的重大贡献。这也是对正在犯下的重大罪过的明确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