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与现代世界的塑造：种植园、奴隶制与全球化》
【加拿大】伊丽莎白·阿伯特
▷致谢&导言： https://shimo.im/docs/erAdMm8gR5tv043G/
献给我心爱的儿子伊凡·吉布斯
这本书为你而写，在这本书里，你将邂逅安提瓜岛和格林纳达岛的先人。
新大陆的奴隶制十分残酷，在其发展过程中就遭到了谴责。第一批公开批评者是1510年抵达的多明我会修士，他们过着使徒式的生活，住茅舍，睡在用树枝搭成的床上，饮用寻常的卷心菜汤，穿着粗布僧袍。这些人总共只有2个箱子，里面装满了诗篇和礼拜用具。1511年12月21日，修士安东·蒙特西诺公开谴责赐封制度，他被誉为“这个荒凉之地的声音”。该制度规定，西班牙人有权将土地，甚至整个村庄，包括其中的原住民，划归己有。西班牙“受赐者”可以向其中的原住民征收黄金或其他的贵重物品，并且要求他们受洗为基督徒。蒙特西诺修士大声斥责，赐封制使当地人处于“残酷和可怕的奴役之中”，并以闻所未闻的杀戮摧毁了“无数原住民”。他质问道：“你们为什么让他们备受压迫，承担如此繁重的劳作，却不给他们足够的食物或医治他们因过度劳累而引发的疾病？他们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被你们杀死的？”
年轻的卡萨斯不为所动，他依靠奴隶种植甘蔗，虽然试图同情他们，但仍旧没有停止剥削。然而，到了1514年，卡萨斯有所顿悟：对印第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正义和残暴的。他把他的奴隶交给总督，余生致力于记录、宣讲和劝说，以反对赐封制的滥用。卡萨斯被称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但在1522年，他因未能制止对原住民种族灭绝而深感气馁和沮丧，辞职后加入了多明我会。
作为多明我会的一名修士，卡萨斯专注于研究和撰写他的《西印度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历史记录和论文。这些历史记录和论文点燃了殖民政策改革的火焰。作为一个有说服力和博学的作者，他通过亲身观察西班牙人在新大陆定居点血腥殖民的戏剧性细节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卡萨斯在教皇颁布《崇高神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37年颁布的这份教皇通谕通常被誉为《印第安人权利大宪章》，是有力支持印第安人的文件，虽然从未正式在殖民地颁布过。该通谕宣称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而且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有获得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直到晚年，卡萨斯才正视另一个重大错误——奴役非洲人以取代泰诺人和其他原住民，并承认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在卡萨斯的故事版本中，某些甘蔗种植园主要求从西班牙购买黑奴，因为“印第安人越来越少了”。毕竟，黑奴已经在西班牙的其他很多糖厂工作了。此外，一些种植园主答应卡萨斯，如果他能安排他们引进12个黑奴，“他们就会放弃印第安人，这样印第安人就可以重获自由”。
卡萨斯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并成功地进行了游说，使之付诸实践。1517年，包括圣哲罗姆隐修会修士在内的西班牙官员同意在西属伊斯帕尼奥拉、古巴、牙买加和圣胡安这4个殖民地分配4000名黑奴。这是西班牙国王颁布的第一份奴隶贸易许可，而这一贸易许可证制度被巴兹尔·戴维森称作“整个西属美洲殖民事业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方面，西班牙国王以奴隶贸易为生”。卡萨斯试图解放印第安人，却为奴役非洲人提供了便利。他给予了一方人权，却夺走了另外一方的人权。
数十年后，卡萨斯慢慢意识到对非洲人的奴役和对印第安人的一样不公平，他承认自己“由于疏忽而有罪”。他为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结构变革之一的开端铺平了道路：强行将数百万非洲青年运送到新大陆充当奴隶。奴隶贸易许可为奴役非洲人打开了闸门：16世纪初，只有10 ~ 12个黑人去往伊斯帕尼奥拉岛，而这时该岛上有3万多黑人，其他西属岛屿上还有10多万黑人。卡萨斯回忆道：“随着糖厂的日益增多，糖厂对黑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为每一个依靠水力的糖厂至少需要80个黑奴，而依靠马力的糖厂至少需要30 ~ 40个黑奴。”
原本只打算进口西班牙领土内的黑奴计划很快就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直接进口。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在矿山和甘蔗种植园扩张的同时，非洲人也像印第安人一样迅速消亡。“我们过去认为，在这个岛上，如果一个黑人不被绞死，他永远也不会死，”卡萨斯写道，“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死于疾病，我们确信，就像柑橘一样，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栖息地，这个岛对非洲黑人来说比几内亚更适宜。”但非洲人被岛上的甘蔗田、磨坊和酷热的熬糖室压垮了。卡萨斯承认：“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过度劳动，以及他们所喝的由甘蔗糖浆制成的饮料，导致了死亡和瘟疫。”
奴隶贩子对需求的激增做出了积极反应。卡萨斯写道，葡萄牙奴隶贩子“加速，而且每天都在加快速度，以尽可能多的邪恶方式绑架和抓获他们”，部分非洲人也参与进来，他们把自己的敌人出卖给欧洲人。他总结道，“因此，我们是他们对彼此犯下之一切罪行的根源，还有购买奴隶时我们犯下的罪行”，贪婪的葡萄牙人和部分无情的非洲人与我们共同承担犯下的罪孽。埃里克·威廉斯认为，这种道歉不仅站不住脚，也为时已晚。他指出卡萨斯“从未成为黑人的保护者”，黑人没有保护者。
1550年，查理五世决定，只有在法律专家和神学家组成的陪审团面前进行公开辩论，才能解决被征服民族被迫皈依的焦点问题。这场智力盛宴在西班牙中部的巴利亚多利德举行，辩论会上卡萨斯与学者、人文主义者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对垒。德·塞普尔韦达认为，强迫改宗是合法的，并认为原住民是“未开化、野蛮和非人的天生的奴隶”。卡萨斯依据《圣经》反驳了这一论点，并主张和平皈依，因为当地人“是我们的兄弟，基督也为他们献出了生命”。陪审团无法达成共识：德·塞普尔韦达和卡萨斯都无法完全令人信服。即便如此，辩论的焦点确实是有关新大陆和原住民的待遇的。
1552年，在60多岁的时候，卡萨斯创作了他那部轰动一时的《西印度毁灭述略》（Brev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Indias）。这是他对印第安人灭绝的见证，令人心碎。据他统计，有1500万原住民惨遭灭绝。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秘鲁印加文明的著作，直到82岁去世，他一直致力于西印度群岛历史的研究。而且，他违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命令，未经允许就出版了一些书。
卡萨斯宣扬的可以被看作是16世纪的解放神学，这种神学认为，出于人权和社会正义事业的激进主义是基督教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卡萨斯来说，人权与实际生活中的基督教是不可分割的。圣母大学法学教授保罗·卡罗扎形容卡萨斯是“现代人权话语的促成者”。
卡萨斯还提出了针对人权侵犯行为的赔偿原则。1546年，他出版了一本颇为人记恨的书——《忏悔》（Confesionario），这本书讲明了如何实施赔偿原则。当征服者或庄园主前来忏悔时，告解室里的神父会立即传唤公证人。忏悔者会在神父和公证人面前发誓，他的罪孽迫使他向告解神父授予委托书，以便为他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弥补过失，包括“把他的全部财产归还印第安人……不留给他的继承人任何东西”——这是重点。忏悔者还会释放他庄园里的原住民，并授权公证人撤销先前所有的遗嘱。卡萨斯对这种彻底归还世俗财产的辩护是基于神学的：教皇尤金三世曾下令，“告解神父不能赦免强盗，对上述印第安人的所有征服者都应该这样做，除非他们先归还所有偷来的东西”。
虽然卡萨斯的《忏悔》只激起了征服者的愤怒，他们中没有人愿意签字放弃自己的财产，以赔偿原住民受害者，但他提出的赔偿原则是对人权理念发展的重大贡献。这也是对正在犯下的重大罪过的明确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