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一章 安乐死的瞬间〔瑞士〕۞
“刚才打电话时您好像很忙，是在与患者商量事情吗？”
我姑且这样发问，首先想知道她是一名什么样的女性。她神情疲惫地啜了一口热茶，回复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我在帮一位男性结束生命。”
此时，我还未能完全理解她具体的职务，对她的轻描淡写的言辞产生了怀疑。她依旧没什么表情，接着说：“我刚才在协助自杀。”
我急忙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录音笔，她继续说道：
“那是非常好的死亡方式。他是德国人，患有晚期癌症，曾是一名职业钢琴家。似乎没有结婚，他是在亲友的守护下咽气的。”
她的语气，仿佛是在医院里看着患者自然死亡一样，我一时难以理解。首先，脑海里有一个想要弄明白的事情。
“请告诉我您具体的职业是？”
“我是一名家庭医生，到患者家里，为他们诊治各种疾病。一些衰老状态的老人，没被送去看护设施，而是在自己家里接受护理，就这样在家里迎接死亡。今天也有两位晚期癌症患者，在各自的家中毫无痛苦地离开了。”
“是死在医院？还是死在家里？”这种类型的话题，近来在日本也备受争议。我似乎明白了，普莱西柯是反对让老人变成药罐子、死在医院的医生。但是，协助自杀的工作该当何论呢？
在瑞士，虽然主动安乐死违法，但是，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协助自杀是“不违法的”。瑞士刑法第114条规定，受托杀人是违法的，要处以5年以下的徒刑或者罚款。这就意味着禁止主动安乐死。但是，紧接着的第115条里存在着这样的条款：如果没有利己的动机（比如以金钱为目的），干预自杀将不被追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可以解释为不认定它是合法的，但是“不处罚（不问责）”。
——「请告诉我您的职业」
LIFE CIRCLE的患者会员，可以根据医生的判断，接受协助自杀。但是，有时也会遇到没有必要将死期提前的患者。她想起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刚才说的钢琴家患者，他是4年前成为会员的。当时他就要求马上协助自杀，但我判断他还可以活很长时间。正好那时他在写书，我就劝他继续写。就在刚才，他在出版的书上签上名字，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能多活4年，他感到很高兴。”
LIFE CIRCLE以“只要有可能，就让患者多活一天”为宗旨持续开展活动。她强调，这就是他们与DIGNITAS和EXIT最大的区别。
“为什么瑞士允许协助自杀呢？”
“那是因为决定自己的生死，被认为是属于人权范围内的吧。我倒是奇怪，为什么在其他国家，个人不能决定人生的结局？”
——「有日本患者吗？」
“我希望您能采访各种人，以中立的立场来写。世界上不只有我，还有很多医生和患者。”
她的反应出乎了我的意料。虽然并没有约定什么，但是她的话里有话。我们相视而笑，她又继续说道：
“我会努力的，希望您的愿望能够实现。”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洛桑，次日暂时返回巴塞罗那，然后因足球采访直接飞到西班牙北部的毕尔巴鄂，当天还有西班牙大选的采访，我又前往马德里。我在安乐死、体育、政治间不停切换主题，忙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我收到了来自普莱西柯的短信。
“明天，您能来巴塞尔吗？”
我瞬间就觉察到这意味着什么。我立刻回信，决定第二天一早再次飞回瑞士的巴塞尔。如果说作为记者，我没有因为能够见证“现场”而兴奋的话，那是撒谎。但是，我更多是在反复问自己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别人的生死关头，一个不相干的人真的可以在场吗？
图注 接受普莱西柯（里侧）诊断的道丽思
或许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普莱西柯和道丽思闲聊了两三句。在确认了老妇人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多个部位后，立刻表情严肃地开始向她提问：
“从报告书来看，我发现您选择这种死法，是在发现肿瘤（癌症）之前呀。”
道丽思将无力的拳头送到嘴边，开始啃起指甲。虽然她看上去很紧张，但是意志很明确。
“2年前，在发现肿瘤之前，我因肺炎住院，这件事就是契机。医生赶过来，把我从怀特岛（英国南部）用直升机送到了英国本岛，因为怀疑我是心肌梗死。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既没有衣服，也没有钱，一个人被扔在医院里。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准备把我送到养老院。养老院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无法忍受别人给我洗澡、给我喂饭。当时我一味地拒绝，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一定会被送到养老院吧。”
这位英国老妇人没有子女。相依为命的丈夫在大约10年前，夫妻俩在香港旅游途中，突然身体不适，6个星期后离开了人世，享年79岁。他是一个从来没有生过病的健壮男人，但改不了老烟枪的坏毛病，最终被肺癌击垮。
普莱西柯将与老妇人的英语对话翻译成德语，输入电脑。她继续发问。
“您能否告诉我，为什么认为现在是结束人生的节点呢？”
“今后，我的健康状态没有希望得到改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大事。或许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回家了。而且我已经81岁了。”
81岁……从日本人的感觉来看，似乎还可以再活10年。我不禁想说，从外表来看，还可以再活一阵子。然而，其坚定意志的背后，也有家庭环境的影响。
“如果我有孩子，或许我会选择不一样的结束方式。然而现实是没有人照顾我。家里虽然有保姆，我连她可不可靠也不知道。”
“您对养老院印象不好吗？”
“我去看过几次。每天的生活就是吃药，靠这种方法续命，真的是人类应有的活法吗？我不这样认为。”
——「带着丈夫的情书面对死亡」
“癌症有很多疗法。医生跟您解释过吗？”
“是的。解释过了。但我不希望那么做。如果我的人生没有令我满意，或许我会希望再多活一阵子。”
听到这句话，普莱西柯的手指离开了电脑，第一次转向我，眯缝着眼睛问道：“刚才那句话，您听到了吗？”据说她迄今为止经手过的很多接受协助自杀的患者，都说过类似的话。
——“如果我的人生没有令我满意，或许我会希望再多活一阵子。”
道丽思再次提到这81年是“美好的人生”，说完，她突然热泪盈眶，然后继续讲述道：
“今后，已经到达顶点的人生只能走下坡路。好不容易拥有的美好人生，却要因为身体的衰弱而失去。我可不想这样。”
此时，老妇人想起了最爱的丈夫，声音哽咽起来。他因为肺癌反复进行化疗，在临终关怀医院走完了人生。突然发病的丈夫一直痛苦了6周，或许是因为有过照顾丈夫的经验，她断言不希望过以药度日的医院生活。
“今后，我只能痛苦地活着。我希望就这样幸福地死去。”
“道丽思女士，您带来了什么一直视为珍宝的私人物品了吗？”
她只回答了一句“是的”，走向了行李箱。她弯下腰，取出了两个眼看就要破了的黑色简易背包，用双手抱在怀里。当她起身转向我这边时，大颗的泪珠从她那碧蓝的眼睛里滚落下来，润湿了脸颊。
“这是我丈夫在去世前的30年里写给我的情书。这数百封书信就是我唯一的宝贝。”
是否允许协助自杀，是以什么标准进行审查的呢？
首先，患者要满足下列条件：
（1）有难以忍受的病痛。
（2）没有治愈的希望。
（3）能够明确地表达意愿。
（4）没有患者期望的治疗手段。
虽然对于这四个条件，在表达方式上会有微妙的差异，但在其他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审查标准大致也是如此。
道丽思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她今天的衣着是黑色裤子和白灰粉三色的条纹毛衣，加上黑色的短靴，打扮得非常年轻，一点也不像81岁。在路艾迪找东西的时候，道丽思靠近我，一脸认真地说道：
“您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希望您的书能非常精彩，如果能让更多的人思考我的死，我会非常快乐。也希望（对于安乐死的想法）稍微发生点变化。”
道丽思随后即将面临死亡，我深深体味着这句话的分量。她希望丝毫不要浪费这次相遇与离别。然而，一直以来的困扰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可以让她就这样死去吗？
老妇人开始讲起几十年前与丈夫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旅游的回忆。
“晴朗的天气和美味的料理让我难忘怀。”她笑着说道。她的笑容究竟来自哪里呢？即使决心一死的人，也应该有恐惧。再过几十分钟，她就要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普莱西柯打开房门，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跟老妇人相互问候后，两人相视而笑。普莱西柯的样子一如往常，仿佛老妇人还能迎来明天和后天。
两人看完资料后，进入签字环节。我从一旁窥视着名为“Declaration of Voluntary Death”（直译为《自愿死亡声明书》）的契约书，这表示用协助自杀离世的患者是“自愿死亡”，发誓这“不是”医生和家人强迫的“被动的死亡”。
桌子旁边有一个小药瓶。这就是用于协助自杀的致死药物。床前，路艾迪将摄像机架在高处。LIFE CIRCLE规定，必须将患者到死为止的整个过程录下来。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个规定，就有可能被怀疑是他杀，而不是自杀（这个现场里，犯人就在普莱西柯、路艾迪或我之中），发展成刑事案件。
签约大概花了20分钟。“那么，请到床上去吧。”普莱西柯引领着老妇人到里面。她说得如此轻松，不禁令我动摇。道丽思从放在沙发上的行李箱里取出了塞满情书的简易背包，放在沙发上。
路艾迪将点滴挂在架子上，普莱西柯将针头扎进她的左臂。用胶布将开关固定在手腕上。
“可以将这个手表摘下来吗？”普莱西柯问道。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这样戴着。”道丽思答道。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就绪了。接下来要问道丽思几个问题，因此普莱西柯提醒道丽思要小心开关。她背对着摄像机，走到床前，与道丽思面对面。然后，开始了序章里面的提问。
“道丽思，准备好了吗？”
“嗯……”
上午9点34分，普莱西柯用听诊器测量了心跳次数，确认道丽思已经死亡。她一再抚摸着安详逝去的道丽思的头部，在老妇人的耳边喃喃地说道：“您是一名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啊！”来到这里以后，协助自杀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第一次目睹现场，对于他人太过简单的死亡，茫然不知所措。
验尸官和警察4个人还要花些时间确认死亡现场，普莱西柯邀请我去附近的餐厅吃早餐。她点了一杯树莓酸奶和一杯卡布奇诺。坐到位子上，她一脸不满地抱怨道：
“那个警察讨厌我。刚才他在公寓外面跟上司说又有单身老人去世了。他一来，总是不给我好脸色看。虽然我们没有争吵过，但您要知道瑞士也有这种人哦。”
我信任普莱西柯是因为一个理由，那就是她从来不批判攻击她的反对协助自杀的个人和宗教机构，或是厌恶她在公寓周围进行活动，煽动她搬家的人们。
不仅如此，为了避免我将这个主题带偏方向，普莱西柯经常提醒我“一定也要采访反对我的人哦”。她凝视着我的眼睛，热心地讲述道：
“接触患者，亲眼看现场和不看现场，传达出来的内容应该截然不同。如果您这么期望的话，为了您能亲身感受死亡的瞬间，今后我会努力争取患者的同意。”
普莱西柯的这种人性，也体现在她协助自杀的行动上。大型机构只实现会员（患者）的愿望，也就是说，只以进行协助自杀为目的。然而，除此之外，她还会一直支持患者直至其离世，会在患者死后给其家人以关怀。
EXIT诞生于1982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协助自杀机构。讲述该机构的历史，就是讲述关于瑞士协助自杀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医学的发展让死亡变成一个遥远的存在。由于延命治疗的进步，全世界都开始讨论“死亡的权利”。成为伏笔的是荷兰的波斯特马事件（1971年）和美国的卡伦事件（1975年），详情留待后章再叙。1981年，对延命治疗的批判日益高涨的瑞士召开了“死亡的自我决定权”会议，围绕人类的临终问题进行了讨论。次年的1982年1月23日，20名有识之士创立了EXIT。他们开展了将迄今为止医生所拥有的治疗的决定权归还给患者的运动。具体是指让“Directives Anticipées（中止延命等，写有患者希望的医疗行为的指示书）”发挥效力的运动。
图1 对向外国人提供协助自杀持反对立场（索贝尔代表）
针对协助自杀，瑞士没有“明确的规定”。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曾多次讨论将其法制化，但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就像钻现有刑法的空子一样，推导出了“允许协助自杀”这样的解释。
2004年，相当于日本医生协会的瑞士医学会认可向末期患者提供协助的行为，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但是，协助自杀是基于患者们的“自我责任”的行为，这一点惯例没有改变。索贝尔医生指出：“由患者本人终结生命与（主动）安乐死截然不同，因为这里面没有（以金钱为目的的）利己动机介入的余地。”
该国严格遵从患者自身的判断，申请者必须是协助自杀机构的会员。这是因为，成为会员才能交付事前指示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重病发作或者事故发生之前，明确表达过最终选择，就无法证明这是患者本人所期望的。
EXIT法语圈本部的会员人数达24 225人（2016年），男性为33.3%，女性为66.7%。2016年接受协助自杀的患者为216人。按年龄层来看，最多的是51岁到75岁之间，占59%；接下来75岁以上占33%；50岁以下占8%。未成年人不能成为会员。顺便说一下，德语圈本部（也管辖意大利语圈）的会员更多，为104 200人。仅2016年，就有720名患者通过协助自杀死亡。
——「拜访EXIT」
与DIGNITAS和LIFE CIRCLE不同，EXIT“会员仅限瑞士居民”，不接受外国人。LIFE CIRCLE的普莱西柯因接受外国患者而异常忙碌。她经常感叹说：“要是外国也承认协助自杀，就没有必要看这么多患者了。”
对此，索贝尔医生提出批评。
“不接受外国人的理由之一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有2万多会员，要优先办理这些人的手续。接受外国人的话，就无法工作了。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在瑞士国内的话，我可以和认识的医生聊聊，一起看看诊断书，还可以跟患者私下在家里交谈，跟其家人讨论。能做到这些，协助自杀的手续也可以顺利完成。相对的，DIGNITAS和LIFE CIRCLE要到外国去完成这些手续。我的本职工作（耳鼻喉科医生）在这里，没法花那么大的力气。”
协助自杀的方法也各有不同。EXIT是让患者用杯子喝下致命药物，迎接死亡。据说到死为止大约需要30分钟。如果像普莱西柯那样将致命药物用输液方式注入的话，几十秒就能毙命。但是，后者的方法在其他机构似乎不多见。
接下来谈到了费用。EXIT的会员年费是40瑞士法郎（约4 600日元），对退休人员下调到约35瑞士法郎（约4 000日元）。与向外国人大开门户、需要花费几千瑞士法郎的LIFE CIRCLE和DIGNITAS，在费用方面差别很大。索贝尔强调说：“如果是会员的话，EXIT会免费提供协助自杀。”
说起来，他是为什么踏入这个领域的呢？他温和的表情一瞬间阴沉了下来。“在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常年受神经痛煎熬的祖母让我帮她一死。当时我还是学生，什么也做不了，亲眼看到祖母一直到死都备受折磨的惨状。”
年轻时的记忆后来赋予了他使命感。最后他如此叹息道：
“为了让人们临终没有痛苦，我想帮助他们死去。”
“这一点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个年龄迎来死亡。这是我如今唯一的悲哀吧。因为之前我从未生过病。但我并不怕死哦。与这个无法忍受的痛苦相伴、慢慢死去才是最恐怖的……”
2015年9月，在西班牙南部疗养胜地马尔贝拉度假的68岁的瑞典女性约莱尔·文努突然感到背部疼痛。在当地接受B超检查后发现胆结石，成功做了摘除手术。然而，在那之后疼痛也有增无减，于是又做了CT检查，发现是胰腺癌，被告知仅能活半年。
我与文努见面，正好是在道丽思死后一个星期。她和丈夫安德鲁斯·由布林克（72）住在巴塞尔郊外一家静静伫立的高级旅馆里。她将与英国老妇人在同一个地方，由普莱西柯协助自杀，计划第二天早晨施行。从这一刻起，她所剩下的时间大约是16个小时。此时我也体会到了死亡时间被设置好的违和感。
——「剩下的人生，还有16个小时」
这次究竟是什么样的患者在等着我呢？会跟上次一样冷静地交谈吗？如果她突然哭起来怎么办？针对各种情形，应该如何应对？摆出过于同情的表情太做作，反之，态度平淡也不自然。总之，顺其自然吧。我就这样说服着自己，敲响了房门。
“正等着您呢。”
丈夫由布林克一脸平静地打开了房门。这里与道丽思所住的旅馆房型不同，是大型连锁酒店里常见的所谓的“舒适标准间”。
消瘦的文努蜷缩着卧在床上，沉重缓慢地向这边伸出了右手，悄无声息，想要握手。说着“初次见面”的脸上没有笑容。我还没怎么见过初次问候时不带微笑的欧洲人，开头就有点尴尬。
首先我不知道坐哪儿好。坐在床前的话，她就得支起上身，坐在另一张床上又太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她就必须转过身来。若是护士的话，可以轻松地将患者的身体转过来，就不必为此烦恼了吧。
“随便坐哪儿都好。我一动弹，浑身剧痛，所以只想保持这个姿势。”
听文努这么说，最终我将床前的椅子移到正对着她视线的地方，坐了下来。房间里只有两个旅行箱，仿佛他们夫妻俩是来旅游的。由布林克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文努说，她殷切希望瑞士这样的举措能够推广到世界各地。她允许我用她的真名报道。但是她拜托我，照片只能用背影。4个月时间里，她的体重从60公斤暴瘦到43公斤，所以她不想被拍到“瘦骨嶙峋、丑陋不堪的自己”。
“明天，您真的觉得可以去死了吗？”
正因为是做好了死的准备，文努才特意赶来瑞士，我的问题有点愚蠢。但是，想要自杀的人，不也有临到头放弃的吗？
还没听完我的提问，她就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死。我为什么要忍受痛苦的煎熬活下去呢？我忍到底会有什么奖励吗？我是无神论者，可不相信神灵和死后的世界……”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坐在窗边注视着妻子的由布林克。
“知道她生病时，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人们常说瑞典人不论男女，漂亮的人都很多。想必他年轻时一定很帅气。他姿态优雅，显得很年轻，看不出已经72岁，说话方式也儒雅稳重。
“在候诊室里，听到她得了胰腺癌时，我以为只是开玩笑。我笑着说不可能，但她的表情没有变。我深受打击。总之，这个病就是活不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自己是医生，应该很了解这一点，但是我第一次明白，如果是亲人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您是怎么战胜这些的呢？”
“是时间呀。对，是时间。时间从痛苦中拯救了我。可是，我还想跟她长久地在一起啊……”
背对着由布林克的文努，此时，伏在床上轻声低语了一声。那声音是如此微弱而嘶哑，他一定没有听到。
“我也是……”
最后我请求为他们两个人拍张照。前面说到文努抗拒正面照，但她挣扎着坐起身，靠在丈夫的肩上，由布林克微笑着侧首注视着她。与即将逝去之人的最后一张照片（参见卷首插图），是微笑着的。“您这个笑容是……？”我一边问着没礼貌的问题，一边又后悔自己失言。
“没关系的。40年来，即使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是笑着挺过来的。直到最后我都想看着他的笑脸。”
耳旁传来文努的话，一瞬间，由布林克失去了笑容。这位男士是真心地爱她的吧。
约定好的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去了。我不能剥夺两人最后的时光。我和由布林克约定在她“沉睡”后的第二天早晨，一起吃早餐。
使用照片和对话内容需要文努的签字，我告诉她我会准备誓约书，她答道：
“明天我就死了，没法签字哦。”
虽然此话不假，但我却没礼貌地哈哈一笑。一瞬间，谁也没作声。随即，她自己也微笑起来。听到了第二天将死之人的幽默，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充实。我收拾好装备，与他们道别。
“See you tomorrow.”由布林克以绅士的表情，流利地说道。
然而，文努和我再也见不到了。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Goodbye.”
“您现在是什么心情？”
“我没事。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她不是突然死去的。”
打开开关时，他握住了文努的手，两个人都流下泪来。当她感觉到喉咙有异样时，她望着由布林克喃喃地说道：“到了最后时刻了。”
“最后您跟文努说了些什么呢？”
“你就要长眠了。谢谢你让我的人生快乐。我们来生再见。我爱你……”
终末期患者经常问同样的问题。“医生，什么样的死法最理想？”每次她都重复着同一个答案，“在病情恶化之前，先等等看怎么样？”
这样一来，患者在病情恶化之前会观察自己的状态。随着痛苦逐渐加深，患者自然而然就会明白应该如何结束人生的旅途。
“2周前，我送走了一名咽喉癌患者。她是不喜欢协助自杀的类型。我没做任何推荐，根据她的意愿，我只告诉她如果发生万一，我可以实施镇静。但是，死期临近时，她说道：‘医生，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能拜托您协助我自杀吗？’于是，她没有选择在缓和疗护中慢慢死去，而是在我的帮助下安详地逝去。”
最终选择协助自杀的这位女性54岁。普莱西柯形容她的死是“美丽的死亡”。长子将母亲抱在怀里，长女坐在床旁边，注视着母亲。为了不留遗憾，母亲在临死前倾吐了所有的心声，然后打开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她的话来说，是“周围所有人都认可的和平之死”。
普莱西柯知道，即使做缓和疗护，也有可能无法去除痛苦，反而延长了痛苦。但是，她一次也没有推荐过协助自杀。她在等待患者本人自己决定。即使认可协助自杀，也不能强行推荐给患者，她懂得这个危险性。
听了这段话，我了解到LIFE CIRCLE不会轻率地实施协助自杀。有的人适合协助自杀，有的人不适合。医生在仔细分析患者特征的基础上，再伸出援手。当然，不能说只有普莱西柯是这样做的，所有其他相关机构的医生也是如此。
——「美好的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