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三章 精神病患者可以安乐死的国家〔比利时〕۞
比利时允许安乐死是在15年前的2002年5月。当时自由党势力在政权内抬头，迎来了容易反映民声的时代。
荷兰是由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赢得了法律，而比利时的特点是，不修改刑法，直接将邻国的法律修改为适用于本国国情的法律。通过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将不被追究杀人罪这样的“解释”，允许了安乐死。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比利时，安乐死被算作“自然死亡”，而且，接受安乐死不在健康保险的适用范围内。
该国只承认使用注射的主动安乐死合法，协助自杀被排除在外。究其原因，有的专家说“在天主教国家，人们相信自杀比杀人罪更严重”。但我在当地采访时并没有发现支持这一论点的确凿证据。
然而，即使法律不承认，事后检查安乐死运用方面事宜的“安乐死管理与评价联邦委员会”以协助自杀满足法律条件为由，默认了一些案例不违法。
接受安乐死前的流程，比利时几乎与荷兰一样（参见盛永审一郎主编的《安乐死法：比荷卢三国的比较和资料》）。
患者希望安乐死时，首先由主治医生（比利时也有家庭医生制度，但不如荷兰渗透得深。有时也由医院的专业医生或缓和疗护医生负责）在诊断和多次面谈后确认患者是否符合条件——是不是患有不治之症，并且伴有无法忍受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再委托一位与患者和医生都没有关系的精通此病的医生，来判断第一位医生的结论是否合理。这位医生也会查看病历、诊断患者。
如果患者死期未近（没有末期症状），那么就必须要由精神科医生以及精通此病的病理学专家来判断。
——《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
这位是父亲皮埃尔·滨克（69）。被父亲说服，第一次接受采访的长子格雷戈尔（43）站在旁边。这座宅邸建立于19世纪后半期，颇有来头，玄关左侧有一间大型书房，褪色的书籍从左右两边一摞摞直堆到5米左右高的天棚。有皮埃尔研究生物学所用的相关书籍，还有非洲历史书籍，足有几百本。玄关的右侧，是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客厅，柜子上面还摆放着已故女儿爱迪特30岁左右时的照片。
“我在这里谈起女儿时，一定会点上蜡烛。”
说完，皮埃尔将点燃的火柴靠近了蜡烛。
……
我花了10分钟，努力传达意图。终于，他们把圆珠笔放在桌子上，注视着我。然后他们开始讲述次女爱迪特从出生到2011年11月3日于精神病院成功自杀的人生轨迹。
图注 年轻时代的爱迪特（拍摄于塞内加尔）
这是一个反复自杀未遂的年轻女孩的故事。当时不像现在，给精神病患者施行安乐死还不被认可。
——《追求完美的少女》
“她不是变成了那样。爱迪特天生就是这种孩子。我们很容易忽视精神上的痛苦也来自于肉体上的痛苦这一事实。她所面临的是生理学以及细胞学上的问题。我们没有理解她大脑的机能、神经细胞的机能以及酵素对激素的推动作用。”
我询问她的病名是什么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至今也不太清楚这个病名……”
此时，皮埃尔告诉我说，在比利时，直到十几年前，明显的“高强度的疲劳（burnout）”还被认为是“神经系统异常引起的抑郁症”。然而，近年来，发现其原因是“体内的组织在罢工，导致激素的功能失灵了”，他继续说道。爱迪特也属于“生理上无法控制精神压力”，也就是说，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才产生了精神疾病。他似乎想这样说。
我们在诉说精神不适的人们面前，爱用“抑郁症”这个病名。
然而，后面出场的精神科医生里布·提蓬也提到，一口断定是抑郁症，实在很危险。一般认为，抑郁症是由工作压力、失恋、破产、亲人的去世等周围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在社会上，这种病“如果得到周围的帮助和医生的支持，是有改善空间的”。像爱迪特那样的人，这种护理没有任何改善作用。
到了2005年，爱迪特逐渐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她恳求父亲带她去精神病院。她在三楼10平方米大小房间里多次企图自杀。有时，甚至打碎杯子，吞下玻璃碎片，闹出大事。据说她的手腕上有无数条割伤的痕迹。
在离家大约70公里的精神病医院的隔离房间里，爱迪特度过了6个年头。这也是法律措施，因为她“有可能危及家人的生活”。
……
皮埃尔一周去看望爱迪特一次。女儿那段时间神情恍惚的表情，他至今难忘。
“爸爸，你看。我简直是植物人。爸爸，你是科学家的话，告诉我一个容易的死法吧！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会不择手段地去死的。”
皮埃尔不忍直视嘴角淌着口水的女儿。但是，他也不可能给出帮助自己的女儿寻死的建议。
皮埃尔称，精神病院里还有其他像她这样，想要寻死的年轻人。当时，精神病患者的安乐死不是很常见，再加上“因为是天主教医院，所以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想要安乐死的愿望”。
结束一段时间的医院生活，爱迪特有时也会回到自己家里。皮埃尔带着她出去散步，到餐厅就餐，观赏电影，尽力想让她换换心情，甚至决定在家里养30只宠物老鼠。
她很享受这些时光，偶尔“她会浮现出幸福的表情”。父亲说道。提到精神病院的话题，爱迪特小声地这样答道：
“爸爸，那里吧，尽是些脑子不正常的人。”
在自己家里的生活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不久她又被送回了抑郁的世界。
一天，皮埃尔的妻子马蒂接到医院的电话。
“爱迪特出大事了。现在能否请您立即来医院？”
两人急忙赶到急救病房，只见眼前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女儿乌黑的头发上覆盖着黏稠的血块，脸上也残留着血涌出过的痕迹。脖子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爱迪特用空洞的眼神凝望着父母。
皮埃尔对着女儿虚弱地问道：
“爱迪特，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对于父亲的问话，爱迪特含着眼泪叫道：
“为什么死不了！我这种人，明明没有活着的价值！为什么连杀死自己都做不到呢……”
爱迪特曾说，法意合作的电影《预言者》（原名Un Prophète，导演雅克·欧迪亚，2009年）是她最喜欢的电影之一。电影中，有一个主人公切断他人颈动脉的惨烈画面。爱迪特打算模仿这个场景。但是，她没有切到颈动脉，而是切到了颈腱，所以自杀以失败告终。
深吸了一口气后，皮埃尔继续说道：
“她是个任何事都追求99.9%的孩子。死不了这件事，对她来说也是一个痛苦。”
格雷戈尔没有一同前去鲜血淋漓的现场，但是，以这场惨烈事件为契机，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对妹妹的言行。
“很多年以前，爱迪特就曾就自杀愿望咨询过我。我们坐在庭院的椅子上说话时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得呢。我也希望妹妹活下去，所以拼命地劝解她不可以死，但这样说是不对的。”
“不能强行阻止死亡——当我确信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现在我也悔恨不已。”我紧盯着格雷戈尔的嘴，生怕听漏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不应该对爱迪特说不行。不应该舍弃可以死亡这个选项。现在，我非常后悔。如果，医生能够告诉她可以去死，那么她反而会选择另一条道路吧。”
自杀未遂以后，爱迪特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想要用非药物的东西来稳定女儿的情绪，他做出了精神病医院禁止的行为。
“给你，爱迪特。”
“哇——爸爸，谢谢！”
皮埃尔掏出了一只藏在衬衫口袋里的老鼠，叮嘱女儿不要发出很大的声音。据说，在病房里，每次医生和护士进来时，爱迪特都巧妙将老鼠藏在屁股底下。
然而，那只不过是一时的安慰。就在爱迪特马上要迎接35岁生日的2011年11月3日下午，外出的母亲马蒂接到了一通电话。
“喂、喂……”
“……”
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马蒂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她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当天晚上8点，医院来电话了。
“您的女儿去世了。”
这次她成功地自刎而死。
“一切都结束了。她终于从漫长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我真的很伤心。虽然用词不太恰当，但是一想到女儿终于解放了，我又松了一口气。”
听到皮埃尔的话，格雷戈尔也点头，重复了相同的话。
“听说爱迪特死了的那天晚上，我也不可思议地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图注 在遗像前讲话的皮埃尔和格雷戈尔
父子俩从切肤之痛中学到了，对于像爱迪特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什么才是重要的。格雷戈尔解释了这个想法：
“我不是在劝人安乐死，但它也不应该被禁止。由本人来决定就好。就像堂吉诃德的风车（堂吉诃德错以为风车是巨人，风车成为了他为正义而战的生存意义），不能从主人公那里拿走风车。”
桌子上准备了几张画。是皮埃尔保管的爱迪特的作品。有几张是她从二十几岁开始一直作为兴趣来画的，是细致的彩色讽刺漫画。另外几张则是在精神病院住院以后的画作，有的是在黑红交织的、像血一样的油画上，滴上黄色斑点；有的是在涂黑的画纸上，按上黄色和绿色手印，等等。
对于两个时期所画的画作之间的反差，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一张画的背面，用软弱无力的字体记录下了在精神病院不断挣扎的爱迪特鲜活的呐喊：
还要持续多久？好痛苦啊！
最好的事情：安乐死。不过，这是违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