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捏着他瘫痪的手，跟他聊天的雷蒙娜；一边是佯装不知，又突然晃动肩膀吓唬她的桑佩德罗。两人有时喝着白兰地或红酒，有时没日没夜地吸云斯顿香烟，调侃“多吸点就能死了”，就这样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但是，桑佩德罗的家人对雷蒙娜敬而远之。
在谈论这个事件时，就不能避开已婚的电视台女记者拉乌拉·帕尔梅思（电影里是律师角色）的存在。她住进桑佩德罗家，进行详细的贴身采访，还帮助他出版自传。拉乌拉本身也被全身神经不起作用的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病（ALS）所折磨。她也对境遇与自己相同的桑佩德罗产生了好感。而对后来每天来访的雷蒙娜，这名电视台记者逐渐起了嫉妒心。
“电视台记者把我当成了坏人。她是精英，又有钱，像我这样的穷人没有出头的份儿。那个女人都结婚了，还喜欢上了雷蒙。不过，雷蒙的恋人是我哦。电影里，竟然有雷蒙和她亲吻的场面，真是吓了我一跳！”
那么，在让他“活下去”上感到了生存意义的雷蒙娜，为什么改变态度，决定“帮助他死”的呢？
“我逐渐认为帮助像雷蒙那样想死却死不了的重度残疾患者没有错。人流合法化以后，应该有很多女性受到恩惠。我觉得使用不使用法律，自己决定就好，可是，不存在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呀。”
所以，雷蒙娜听从了自己的心声，想要帮助他去死。为了完成安乐死，雷蒙娜把他和家人分开。桑佩德罗在完成协助自杀前的两个月，与雷蒙娜一起住在邻村博伊罗。雷蒙娜的亲人频繁露面，桑佩德罗去世前一周的最后一个生日，大家举杯庆贺。
1998年1月12日下午7点时分。桑佩德罗在枕边小声说道：
“奥西尼亚（雷蒙娜的另一个昵称），今晚，我就想离开。”
为29年零4个月的病榻生活划上休止符的时候到了。雷蒙娜在桑佩德罗精心打造出来的可以称之为《完全安乐死指南》的指导下，按照剧本开始“作案”。首先她戴好手套。然后，将通过某位朋友拿到手的氰化钾溶入杯子里。接下来，在床前设置一个8毫米的录像机，躲起来不发出声音。她跟接下来要对着录像机讲话的桑佩德罗，一句话也不能说。他长眠以后，绝对不能马上亲吻他。这个条件必须绝对遵守。
“法官、政治家、宗教家先生们，对于你们来说，尊严意味着什么呢？不管你们怎么认为，对于我来说，这都不是有尊严的生存方式。今天，我至少想要有尊严地死去。（中略）头脑，也就是说意识，是我的东西。诚如你们所看到的，我的旁边有一杯放入氰化钾的水。喝下它，重要的身体机能会停止，我会死去。活着是权利，而不是像我这样是义务。作为义务我活了29年4个月零几天，即使将这些都放在天平上衡量，也找不到幸福这两个字。”
在录制中的镜头面前，诉说完多年来的苦恼后，他将嘴唇凑上了床边杯子的吸管。然后，将透明的液体一饮而尽。几秒后，他的身体开始起反应了。​

“有时候我的车子被石头砸坏，家里的电源被切断，我和他的家人已经20年没来往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就是杀人犯。”
我不知道此话是真是假。大概是家人有家人的爱，雷蒙娜有雷蒙娜的爱吧。她继续说道：
“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一个人，那么实现那个人的幸福，就是最好的爱。尽管我想通这些花了点时间。虽然那个（临终的）瞬间很难过，但是，对于实现了爱人愿望的行为，我没有后悔之意。”
“反对安乐死的家人，因为您的处理方式，失去了所爱的亲人。这将成为家人的伤痛，被永远留存下来吧。”
雷蒙娜轻描淡写地答道：
“那个，不就是家人的自私吗？”

话说，那个录像为什么传出去了呢？
雷蒙娜拍摄的桑佩德罗自愿死亡的录像，成为了辩护方主张事件不是谋杀的证据。后来，录像被转到了加利西亚地方法院的法官手里。
公开审判后的某一天，何塞和马努艾拉被地方台“天线3”的节目惊呆了。屏幕上播放着桑佩德罗死亡的瞬间。
据家族好友佩佩说，那个录像当时是以150万比塞塔（约120万日元）的价格被卖掉的。佩佩等猜测卖家是法官。
佩佩代替留下3个孩子去世的长女以及每4个月才回家一次的船员女婿，担任起“父亲的角色”，送孙子们去学校或者足球班，或在家里教他们学习，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回去时，我问佩佩如何看待雷蒙娜采取的行为？
失去桑佩德罗后，佩佩成了其家人和雷蒙娜的中间人。他一边灵巧地操作方向盘开出乡间小道，一边答道：
“我觉得她没错。因为那是他多年来的愿望……”
察觉到佩佩的声音有点发颤，我看向了车窗外。
我曾多次到访加利西亚地区，这里与城市不同，可以感受到温暖的气息。时间流逝得很慢，几乎见不到像我这样行色匆匆的人。越是小村庄，就越能感受到家族的牵绊。这里肯定也有像日本那样的共同体意识。
从那里开了十几分钟，我们来到了发生事故的海岸。我俯视着下方5米处浅滩上的海水。原本对大海了如指掌的桑佩德罗，在大约半个世纪前，从这里纵身跳入海中。
“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大海里犯的错误……”
佩佩的叹息消逝在微雨的暗灰色天空里。​

由父母做出将孩子引向死亡的重大决定，埃斯特拉没有一丝迷茫吗？对于这个问题，她以充满自信的表情，朗声答道：
“我的声音就是女儿的声音。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安德莱。总之，我想尽快让她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也就是说，照顾女儿12年的母亲，可以代替女儿表达临终的感情。
10月7日，开始对安德莱实施临终镇静。这是让患者陷入昏迷状态，几天后迎来自然死亡的行为，被称为“间接安乐死”。10月9日上午9点半，少女在临终镇静两天后停止了呼吸。
在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女儿面前，母亲想起了一个画面。病情真正恶化之前，她经常领着女儿到公园，两人一起荡秋千。看护虽然很辛苦，但是留在记忆中的是安德莱幸福的表情。兑现了在女儿出生时许诺的“爱你至死不变”的誓言，母亲抱着安德莱，在心中叹息：
“我竟如此地爱你。现在，我真的这样想。谢谢你，安德莱。”

图注 母亲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女儿 Interviú提供​

图注 安东尼奥（左）和安德莱 Interviú提供

​话说，我和埃斯特拉结束对话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8岁的二女儿克劳迪娅吃着三明治回来了。她立刻注意到我的存在，眼神敏锐地看向我。听了母亲的解释，她似乎心情有所缓和，因此我们三人一起去了附近的餐厅。
“我们玩石头剪刀布吧！哈哈哈。啊，那个酱料，我也想尝尝！”
克劳迪娅渐渐习惯了我的存在，在食指上滴了一滴墨西哥辣椒汁，小心翼翼地笑着舔了一口。我假装把辣椒汁的瓶子整个往嘴里倒，她笑得更开心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她。“喂，克劳迪娅，妈妈说过，那天你在病房里，你都干什么了？”
我听说在安德莱去世的前几天，克劳迪娅做了一件事。她说：“请给我和姐姐10分钟时间。”并要求医生和父母离开病房。
在餐厅的桌子上，克劳迪娅用手左右来回地滑动着玩具踏板车，淡然地解释道：
“我在画纸上画了一个姐姐喜欢的小丑图案，然后在下面写上‘我最喜欢你’。因为我最喜欢姐姐了……”
克劳迪娅将画纸轻轻地放在安德莱的胸前，脱下鞋子。10分钟以后，在病房外面等候的父母喊了声“克劳迪娅”，然后进入室内。发现克劳迪娅躺在意识朦胧的姐姐身边，在床上颤抖着身躯。

她的生死观听起来很正确，也很美好，但此时的我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一些身患重病的人觉得人生不幸，想要去死，这是事实。但我也知道，有些与病魔抗争的人活得很幸福。面对病魔和残疾，感受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我再次问她：
“请思考一下。是您决定了沙维娜人生的最后时刻哦。对于她漫长的人生，您知道多少呢？”
普莱西柯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我经常用‘人们选择自己的死亡，他人与人们的死亡共生存’来解释。”
也就是说，既然沙维娜决定了死亡，那么包括普莱西柯在内的“他人”就只能接受这一点。我想对她说，正是她的这句话，与我所思考的生死观格格不入。
如果有人问我：你认为“死亡是个人的事情”呢，还是“死亡是集团和社会的事情”呢？在日本长到18岁的我，一直认为是后者，即一个人的“死亡”与家人、恋人以及地区等各种要素密切相连。
开始在欧美生活以来，死亡权利是个人的权利这一想法，在客观上我是理解的。但是，通过采访，我对于欧美的想法不由得产生了违和感。

——《医生的违法行为》

2016年，当时91岁的剧作家桥田寿贺子在《文艺春秋》（2016年12月刊）上公开发表了“日本应该允许安乐死”的言论：
我唯独害怕傻傻地活着。（中略）现在，医院也不会一直照顾老年痴呆的人。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会被从医院里赶出来。既然要赶出来，那么还不如让想死的人死掉算了。（中略）我认为，日本也应该像瑞士一样，早日制定允许安乐死的法律。
至于能够实现安乐死的场所，桥田具体举出了DIGNITAS的名字。实际上，在来瑞士的几个星期前，我通过邮件跟普莱西柯说过这件事。当时，她向我询问了桥田的联系方式（我当然没告诉她，原本我也不知道桥田的联系方式）。为什么普莱西柯会感兴趣呢？
“如果她超过了90岁，那么即使现在再健康，身体也会突然不适，关节、听力、视觉都会发生问题，还会易疲劳，生活变得艰难。我想让她写出想在瑞士死的理由。如此一来，即使她因为心肌梗死等原因身体状况恶化，也可以来这里。否则，到了无法表达意思的时候就晚了。假如她是住在瑞士的话，即使失去了意识，我也可以为她做临终镇静……”
此时，我出其不意地问道：
“那不就成了您间接给她（桥田）洗脑了吗？”
“不，我是不希望她去DIGNITAS。在LIFE CIRCLE的话，直到临终的那刻为止，应该可以一直探寻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的方法哦。”
桥田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考虑去瑞士的话，就不是被强行邀请。但是，她却在询问桥田的联系方式。于是，我再次问道：
“如果您邀请了她，就相当于诱导她死亡吧？”
“我没有邀请她的想法。我讨厌洗脑。”

——《询问桥田寿贺子的联系方式》

@blanc67
看得我眼泪不停地流...
感受到巨大的爱和责任。妈妈有超过常人的勇气，有勇气替女儿选择了死亡，送女儿回到安宁...
换了我，真不知道有没有勇气面对这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