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并不会在石头表面绘制有意义的形象,将其理解为有意义的形象的是人类的想象力,也就是所谓的“类推之魔”。我所写的虽然是“石头表面”,但不如说是石头诞生时被封入石头内部的、被隐藏的形象,在石头被人们一分为二或被打磨时偶然浮现在表面,也许这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吧。由于偶然,类似的奇迹广为人知;奇迹一旦出现,它的专制力量就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罗夏墨迹测试的图像一旦被我们认知为“花”,以后再怎么看它,都看不出除花以外的其他东西了。无意义的形象就这样打开了梦中世界的大门。想象宛如被镜子映出一般,浮现在石头表面。就像加斯东·巴什拉在《大地与休息的梦》中所言,“存在的胚胎就是梦的胚胎”。

——「石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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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边有两本以古法语写成的十三世纪的动物志。第一本是1852年出版的是北法吟游诗人诺曼底的威廉所著的《神圣动物志》;另一本是1860年出版的亚眠主教座堂的圣职团(Cathedral chapter)成员里夏尔·德·富尼瓦尔创作的《爱的动物志》。这两本都是卡昂大学的教授塞莱斯坦·伊波(Célestin Hippeau)依照图书馆所藏的手抄本制作的初版活字印刷本,如今应该算是很难获得的书籍了。我才疏学浅,无法流畅地阅读古法语,但是在这两本书的开头有伊波教授撰写的长篇序文,对于十分喜欢动物志、植物谱和石谱等中世纪独有的寓意文学的我来说,这些序文是充满有趣观点的、值得珍惜的参考文献之一。
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在欧洲生活的人们的全部知识中,博物学占了极大比重,这对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恐怕很难想象。当然,虽说是博物学,但那时还没有培育出科学思考的萌芽,所以没有任何人认为通过博物学可以正确观察和收集事实并进行分类,甚至由此进一步认识自然。如果说当时的艺术是一种寓意体系,那么科学就是另一种寓意体系。博物学的工作只不过是满足人们对神秘的共通嗜好,并收集某类传说。对于这个时代嗜好神秘的精神来说,博物学就是宗教或世俗道德和教谕的源泉。博物学的工作就是通过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确证这唯一的精神源泉所产出的神秘。也许我这么说才更接近寓意的真相吧。在十三世纪的博物学著作中,无论是博韦的樊尚撰写的《自然之鉴》(Speculum Naturale),还是大阿尔伯特的《动物论》与布鲁内托·拉蒂尼的《宝库》等都是如此。

——「对动物志的爱」

艺术史学家埃米尔·马勒曾写过如下内容:
眼中看见的宇宙是什么?形态的多样性意味着什么?在僧房中思考的修道士,或是在上课前于寺院中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的博士,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这个世界究竟是幻影还是现实?——对于这个疑问,中世纪给出了一致的回答。答案就是,世界是一个符号。就像艺术家在心中保有作品的观念一样,宇宙只不过是神一直以来在自身中保有的一种观念。(《法国十三世纪的宗教艺术》)

世界是神之手撰写的一本巨大的书,这本书中的所有事物都可化为一种语言,所有语言都有充分的含义。虽然无知者在观看自然形象时不能明白形象的含义,但是学者可以通过眼中看到的形象得知看不到的事物,可以通过自然读取神的意志。

所以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科学不是研究事物本身,而是洞察事物中所隐藏的神的教诲。“所有的被造物只不过是真理与生命的影子”,这句话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家欧坦的奥诺里于斯(Honorius Augustodunensis)说的。眼中所见的一切形象背后,都镂空雕刻有耶稣的牺牲、教会的观念甚至美德与恶德的模样。这镂空雕刻才是本质,眼睛所见的形象只不过是影子。不,通过看穿镂空图案,可以发现原本只不过是影子的形象突然散发出神秘的光辉。
我在此引用几个埃米尔·马勒所举的含有中世纪美丽的寓意式思考的例子。观察自然的、有智慧的修道士的内心,在日常生活中如诗般孕育了这些令人感到惊讶的神秘形象。

图22 龙与虎

圣维克多的亚当(Adam of Saint-Victor)在修道院的食堂中,手执一颗胡桃,如此畅想:“如果胡桃不是基督的形象,那它还能是什么?厚实的绿色外皮既是基督的肉身,也是人性。坚硬的木质壳正是这块肉忍受着的十字架。但是壳的内部,正是人类当成食粮的、隐藏的神性。”

圣维克多的于格(Hugues de Saint-Victor)一边观察一只鸽子,一边想象教会。“鸽子有两只翅膀,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意味着两种生活,也就是活动式的生活与冥想式的生活。翅膀上的蓝色羽毛恐怕展现的是天国的颜色。鸽子羽毛会因光照角度的变化而显现出不同颜色,这令人想起波澜壮阔的大海。也就是说,鸽子象征着漂浮于人类情感海洋之中的教会。”

《中世纪的秋天》的作者约翰·赫伊津哈如此解释道:“象征主义式思考带来对思想的陶醉,它毫无理性地将事物概念的边界融合,压抑合理思想,并将生命感推向最高潮。”

《神圣动物志》中出现的“象与曼德拉草”的章节值得一提。内容大致如下:
古人云,象是一种性冷淡的动物,如果不吃曼德拉草就无法感到兴奋,雄象也无法与雌性交配。雌象会在天亮时前往森林,寻找并拔起曼德拉草,让雄象吃掉。——虽然到此为止是古代传说,但是基督教的动物志作者从这没有深意的纯洁故事中找出了隐藏的深意。他们认为雄象和雌象是《创世记》的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象征,曼德拉草就代表着夏娃递给亚当的苹果。亚当在吃下苹果之后勃起,意识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肉欲,与夏娃交合并生下该隐。

图23 接近哥伦布的船的海中怪兽

正如我们所见,古代最暧昧的科学与《圣经》中最令人起疑的解释在中世纪的动物志中完美融合。这些异教式元素也在大量关于狮鹫、不死鸟、独角兽、火蜥蜴等《圣经》中没有出现的幻想怪兽的记述中显露出来。而且动物志的作者们,无论是克忒西阿斯还是老普林尼,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怪兽是幻想之物,在记录这些怪兽的时候,他们还不忘加上道德式解释。客观地记录动物的性质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只在于看穿隐藏于内部的寓意。
据赫伊津哈的观点,中世纪末期,寓意式的思考形式“迎来了登峰造极的时代。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被彻底地象征化,象征变成了石化的花朵”。——如果寓意所隐藏的形象毫不掩饰地出现在表面,那么形象的象征价值就会下降。我们甚至不需提起C. S. 刘易斯的观点,因为寓意和象征主义本就是相反的。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随着形象的唤起作用变得贫乏,风格至上的装饰主义就此诞生。虽然一般观念似乎将它视为美学堕落后的形式,但是我认为其中有应被发现的、难以割舍的魅力。可以说,对我个人而言,中世纪荒唐无稽的动物志正是这种魅力的无尽源泉。

将戴胜视为神秘之鸟的传说似乎主要来自阿拉伯、埃及和波斯,例如波斯塞尔柱王朝时期的神秘主义诗人内沙布尔的阿塔尔(Attar of Nishapur)所著《鸟的话语》(Manṭiq-uṭ-Ṭayr),其中提到全世界的鸟儿们为了追求统治者而出发旅行,带领它们的向导就是戴胜。
此外,这种鸟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它的视线就像水晶一样敏锐,而且可以看穿地面。当所罗门王在沙漠中旅行的时候,它可以指出哪里会涌出地下水。不少奇迹使它闻名,因此它的头上有像王冠一样的冠毛,甚至有资格进入伊斯兰教的天堂。
十七世纪的法国神学家萨米埃尔·博沙尔(Samuel Bochart)的《神圣动物志》(Hierozoicon)中记载了一个古老的犹太传说。内容大致是:所罗门王被恶魔诱惑而派遣奴隶前往高山的岩壁,从戴胜的巢中捕捉幼鸟,然后将它关进玻璃笼子里。大鸟虽然找到它了,却无法进入鸟笼。此时,大鸟去捉了一只名叫Shamir的虫子,据说如果碰过这种虫子,不用说玻璃,就连坚硬的石头都能打碎。希腊的埃里亚努斯也写过类似的传说:有一只戴胜在岩壁中筑巢,所以岩壁的主人用石头将洞堵住了。于是戴胜去寻找一种草,岩壁上的石头一碰到这种草,便纷纷粉碎掉落。
《一千零一夜》中提到,如果将戴胜的心脏放在正在睡觉的人的胸口,然后询问对方自己想知道的问题,对方就会诚实地回答一切。此外,据说如果将戴胜的右眼珠贴在双眼中间,就能发现藏在地下的宝物。戴胜的眼珠和心脏似乎自古以来常被用作护身符。

戴胜在拉丁语中是Upupa,古埃及语中是Qwqwp,希伯来语中称之为Dukhiphath,叙利亚语叫它Qaqupha,阿拉伯语则称呼它Hudhud,这些名字应该全部来源于它的叫声。阿拉伯语中Hudhud的含义是“在那里、在那里”,也许这与戴胜能找到地下水和宝藏的神奇能力有关。
奈瓦尔在《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一书中,将戴胜塑造为有阿拉伯式名字Hudhud的精灵族,并让其预告亚多尼兰(Adoniram)与比奇斯那命中注定的相遇,它起到了传达神谕的作用。由于奈瓦尔个人的爱与愿望,这种鸟被赋予了极为重大的作用。
此外,在福楼拜的《圣安东的诱惑》中,示巴女王的侍从鸟叫Simorg Anka,对它的描写如下:“它有橘黄色的羽毛,看上去像是金属制成的鳞。长着银色冠毛的小小头颅上,有人一般的面庞。它有四只翅膀、像秃鹰一样的脚和像孔雀一样巨大的尾羽,尾羽在身后伸展成圆形。”
Simorg Anka是阿拉伯、波斯地区的想象中的鸟,它与戴胜明显不是同一种鸟,所以从这一点看来,恐怕福楼拜将它们搞混了。无论如何,这里描写的都是一种怪鸟,与现实中的戴胜没有一点关联。所以我有必要说明,福楼拜的奇作《圣安东的诱惑》可以作为古代东方的怪物百科来阅读,博尔赫斯在《想象的动物》中大量引用它并非没有理由。

埃利法斯·莱维曾说,“动物是人类本能与情感的生动符号”,但我想恐怕不仅如此。动物可以变身的范围从神圣之物到恶魔之物,这远超人类的领域。如果所有人的心中都沉睡着一只野兽,那么野兽的概念就会超越人类的概念,我们人类就会成为各种野兽之中的某种超越人类概念的,或者说是超人类一般的存在吧。就像尼采在《曙光》中借动物之口所说:“人性只不过是我们动物没有深陷其中的一种先入观念。”
也就是说,作为原型的动物,展现了我们人类的无意识和本能的广阔深层与基础。一般而言,动物是宇宙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符号。黄道十二宫的标识可以唤起宇宙能量,据说东方的十二生肖来自古巴比伦,它正是一个好例子。埃及的神明们长着动物头,《福音书》的四位作者以野兽的形象出现。恩培多克勒认为自己是神,他曾经宣言:“我是月桂树,是鸟,是海中无言的鱼。”就连基督教中的恶魔也长着动物的肉体部分(蝙蝠翅膀、有蹄子的足),如果不如此具象化,人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它。我们的世界概念由三种领域——地狱、地面、天界——分占并合为一体,而动物毫无阻碍地跨越了它们的边界。所以当我们想要通过狂喜与神合为一体,追求巴塔耶所说的“存在的连续性”时,经常会以面具和图腾等神话的变体作为媒介,借助动物的帮助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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