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随意集》（1-80）
提到我关于伦敦各个广场的那些围栏的评论，一位来信读者写道：
“你所说的广场是公共还是私人场所？如果是私人场所，我觉得你那些平淡无奇的评论无非就是提倡盗窃，就应该被归为此类言论。”
如果将英国的土地归还英国的人民是盗窃，那我很乐意将其称为盗窃。我的那位写信人热情地捍卫私有财产，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所谓的地主是怎么获得土地的。他们纯粹依靠暴力攫取土地，然后聘请律师给他们补上地契。在1600年到1850年间的圈地运动中，这些土地掠夺者甚至没有外国征服者的理由，他们就赤裸裸地将自己的国民继承得到的土地剥夺走，没有任何理由，就凭他们有权力这么做。
除了极少数幸存的公地之外——高速公路、国家信托的土地、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公园和潮汐标志线下的海岸——每一英寸的英国土地都被数千户家庭所拥有。这些人就像绦虫一样毫无益处。居者有其屋是理想，一个农民应该拥有他实际能耕种的土地或许也是理想。但一座城市的地主没有贡献，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只是一个找到如何压榨公众的方式而毫无回报的人。他把房租越提越高，他使得市镇规划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让孩子们到绿地上玩，基本上他干的就是这些，除此之外就是收租。拆除广场的围栏是反对他的第一步。这是非常微小的一步，却是意义深远的一步，而眼下恢复围栏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近三年来，广场一直对外开放，它们神圣的草坪被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的脚踩平了，那一幕情景让食利阶层咬紧了他们的假牙。如果这就是盗窃，我要说的就是，盗窃是更加正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