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感原则受到的第一种限制为我们所熟知，这种限制发生的时机有迹可循。我们都知道，快感原则其实是精神装置运作的原初模式，但是，从有机体面对外部世界的困难而保存自己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一开始是无效的，甚至是高度危险的。在自我保存的自我本能的影响下，快感原则让位于现实原则，后者并没有放弃最终获得快感的倾向，只是要求并使得满足感得到推迟，放弃多种满足的可能性，暂时忍受不快感以便迂回地获得快感。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快感原则仍旧是性冲动的运作模式，这种冲动更难以“驯化”，于是反复出现的情况就是，快感原则要么从性冲动出发，要么从自我本身出发，超越了现实原则，以至于损害了整个有机体。
然而，不快的体验中只有一小部分，而且不是最强烈的部分，是因为现实原则取代快感原则而导致的。另一部分不快感的出现通常也是有迹可循的，它由精神装置内部的冲突和分歧所致，而这时的自我已经发展成一个高度合成的组织。装置中所充斥的全部能量都来自内在冲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冲动都能达到相同的发展阶段。反复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个体的一些冲动或者冲动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在目标或要求上不统一，而只有后者才能整合进自我这一涵盖性的整体中。于是，前者则由压抑过程而被分裂出自我，停留在更低的精神发展水平上，并且从一开始就无法得到满足。倘若这些冲动随后（常见于受压抑的性冲动中）以迂回的方式得到了直接或替代性的满足，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被自我体验为一种不快感，然而它本身是一种追求快感的机会。之前的冲突以压抑而结束，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当某些冲动凭借快感原则竭力获得新的快感时，快感原则就再一次被打破了。压抑是如何将一种快感的可能性转变为不快感的来源，这一过程的细节还未得到充分的理解，也无法被清晰地解释，但是很显然，所有神经症式的不快感都属于这种类型——一种无法被体验为快感的快感。

精神分析从神经症的转移现象中所揭示的内容，也体现在正常人的生活中。它所呈现的印象，就仿佛是一个人被厄运追逐着，或是一个人被某种“邪恶”力量附体了。但是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人的命运绝大部分是由自己造成的，由幼年影响所决定的。这种强迫性明显与神经症的强迫性重复毫无区别，即便这些人没有展现出一丁点儿导致症状的神经症冲突。因此，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人际关系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例如，一位恩人总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被其受恩者抛弃，不论这些受恩者彼此多么不一样，这位恩人最终总是体会到这种忘恩负义的痛苦；或者，一个男人总是被其朋友背叛；又或者，一个男人在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在私人关系或公众关系中将别人抬高到一个极为权威的位置，而在一段时间之后又对这一权威人士感到失望，并用新人取而代之；又或者，一个人在与女人的恋爱关系中总是经历同样的一些阶段，并最终走向同样的结局。“同一件事的反复重演”并不会让我们震惊，只要我们能发现这种重演中包含了当事人的主动行为，而且他身上关键的那种性格特质一直没变，并且在同一经验的重复中彰显了出来。更让我们惊讶的一种情况是，主体似乎是在被动地体验，仿佛他对事件毫无作用，但是他依然不断地遇到同样的命运。例如，一个女人相继嫁了三任丈夫，三人都是在结婚不久之后就病倒了，并且需要她在病床前照料直至他们去世。对于这种命运，描绘得最为动人的诗篇就是塔索（Tasso）的浪漫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诗篇中的英雄坦克雷德（Tancred）在决斗中意外杀死了自己的爱人克罗琳达（Clorinda），因为后者当时穿了敌方骑士的盔甲作为伪装。在埋葬她之后，坦克雷德进入一片神秘的魔法丛林，这片林子吓坏了许多十字军军队。他挥剑砍向一棵高大的树木，但是切口中流淌出了鲜血，传出了克罗琳达的声音，原来后者的灵魂被囚禁在树里，她抱怨自己再一次被他所伤。

精神分析的推测是以一项对于无意识过程的观察为出发点的，即意识远非精神过程最为普遍的特性，而只是它的一种特定功能。从元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意识是一个特定系统的功能，这一系统可以用字母Bw（意识）来代表。意识主要包括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兴奋的感知，以及对于精神装置内部升起的快感和不快感的感知，因此我们可以给这一W-Bw（感知—意识）系统赋予一个空间上的位置。它必然处在外部和内部之间的边界上；它必定朝向外部世界，将其他精神系统包裹在内部。我们能看到，上述假设中并没有什么大胆创新之处。我们采用的仅仅是脑解剖学的定位观，在这一观念中，意识就“坐落”在大脑皮层，也就是大脑最外层、最具包裹性的一层。脑解剖学没有必要去思考，为何意识从解剖学角度来说必定坐落在大脑表面，而不是安全地躲避在更为里面的部分。或许从这一角度得出的结论能为我们思考W-Bw系统带来更新的认识。
意识并非这一系统的种种过程里最为独特的属性。根据精神分析经验带来的印象，我们假设所有发生在其他系统中的兴奋过程必定在这些系统中留下永久的痕迹，这些痕迹就构成了记忆的基础。有一些记忆痕迹和意识毫不相关；倘若某些精神过程从未进入过意识，那么它们留下的痕迹就会最为强烈，持续时间也最久。然而，我们很难相信，这类兴奋的永久痕迹也会留在W-Bw系统中。倘若它们持续维持在意识中，那么它们很快就会阻碍这一系统接受新鲜刺激的能力。另一方面，倘若它们是无意识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无意识过程存在于一个系统而这一系统的功能又总是伴随着意识现象。于是，倘若我们假设成为意识的过程对应于一个特定的系统，那么我们依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也没有任何收获。尽管上述思考并不绝对是结论性的，但它使我们怀疑，成为意识和留下记忆痕迹在同一系统中是两种不相容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说，兴奋过程可以在Bw系统中成为意识，但是无法在那里留下永久痕迹；但是，刺激可以传递到底下的后一个系统，可以在那里留下痕迹。我所遵循的思路可以体现在一个图示中，这个图示出现在《梦的解析》思辨的那部分中。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对于意识起源的其他来源还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个说法：意识诞生自记忆痕迹停止之处。这一说法至少可以得到明确而清晰的肯定。

倘若生命的目标是实现一种从未被实现过的新状态，那么这其实与冲动的保守性质是相违背的。相反，这种目标必然是一种旧的状态，也就是生命体最初的起始状态，生命只是沿着迂回的道路竭力回到这一状态，但这一迂回的道路正是生命的发展之路。倘若我们承认一个毫无例外的事实——一切事物都会因为内在原因而死亡，即重回无机状态——那么我们必定要说，所有生命的目标都是死亡，回溯来看，我们可以说“无生命事物的存在早于生命体的出现”。
在某个时刻，某些力量唤起了无生命物质中的生命属性，对于这些力量的本质，我们还无法形成清晰的认识。或许，这一过程就是生命之后形成意识皮层的过程的原型。而先前的无机物质中所唤起的那种张力总是竭力实现一种平衡，因此最初的冲动就是回到无生命的状态中。在那个时候，生命体是很容易死亡的；它们的生命周期可能非常短，而生命历程的方向也是由这种年幼有机体的化学结构决定的。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命体都在不断更新，它们都很容易死亡，直到外部环境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迫使那些依然幸存的生命体极大地偏离了原初的生命道路，不得不经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迂回的环路来走到死亡这一终点。这些朝向死亡的环路由那些保守性的冲动忠实地保存了下来，它们完全是我们如今所了解的生命现象本身。倘若我们坚决地认定冲动只有这种保守性的本质，那么对于生命的起源和目标，我们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看法。

我们认为，大量的冲动都潜藏在有机体的生命现象背后。我们推测每一种生命身上都存在着自我保存的冲动，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我们认为，冲动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又以朝向死亡作为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我保存、自尊、掌控的冲动在理论上就不那么重要了。它们只是一些部分冲动，其功能在于保证有机体可以遵循自己的道路走向死亡，防止有机体不按照其内在的方式回归到无机状态中。于是，我们不再对有机体那种与外部世界的斗争感到迷惑。我们只需要补充一句，有机体只想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死亡，即便生命的守护者们其实最初就是死亡的侍从。因此，矛盾的情形出现了：有机体在努力对抗一些有助于它通过很短的道路，快速实现其最终目的的事件（也就是一些危险）。然而，这些行为又显得像是一种与理智完全对立的纯粹冲动。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很难放弃这样一个信念：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趋向完美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驱使人类获得了如今如此之高的智力成就和伦理升华，人们也期待这种冲动会延续下去，直到人类发展为超人。然而，我并不相信如此内在冲动的存在，我也不认为如此良善的幻想有存在的必要。在我看来，我们对人类当前发展的解释与对动物发展的解释别无二致。少数人类个体身上所展现的那种不知疲倦地朝向完美的冲动，可以被轻易地理解为一种冲动受到压抑的结果，人类文明中最为珍贵的那些事物都建立在这种压抑的基础上。受压抑的那些冲动从不停歇地努力追求完全的满足，这种满足也就是对原初满足经验的重复。没有任何替代物或反向形成、没有任何升华足以消除这些被压抑冲动的张力；被要求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和实际上得到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之间有着巨量的差异，这种差异成了一种驱动力，使得人们无法停留在任何已经实现的位置上，而是如诗人所说，“肆无忌惮，不断前行”。而退回到完全满足的路径，通常来说是被维持压抑的阻抗所阻碍了。因此，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前走，向前的这一方向此时依然是畅通的——尽管我们并不抱有期待，希望向前的路径最终能抵达满足这一终点。这个过程正是恐惧神经症形成的机制，恐惧症其实就是一种试图逃离冲动的满足的尝试，这种神经症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模型，即“趋向完美的冲动”这一迷信到底是如何起源的——这种冲动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人类个体身上。人类发展的动力条件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经济条件才会出现以支持这种现象的产生。
我还要补充一句：将有机生命体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些更大整体的爱若斯（Eros）为这一“趋向完美的冲动”（我们认为这种冲动不存在）提供了一个补偿替代。而那些被人们归因于这种冲动的现象，实际上则可以通过把爱若斯带来的影响和压抑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来解释。

我们的起点是生与死的冲动之间的对立。如今，对象之爱本身也向我们呈现出了类似对立的第二个范例——爱（温情）和恨（攻击性）之间的对立。我们如果将这两极联系起来，便可以从一极中推断出另一极！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性冲动当中的施虐成分。正如我们所知，这一成分可以独立存在，以变态的形式主导个体的整个性活动。施虐成分也可以在我所谓的“前生殖组织”中，呈现为一种主导性的部分冲动。但是，施虐冲动的目的是损害对象，这种冲动怎么会是从维系生命的爱若斯当中衍生出来的呢？这种施虐冲动实际上是死的冲动，死的冲动在自恋力比多的影响下远离了自我，结果只能出现在与对象的关系上，这种假设不是很荒谬吗？现在，施虐冲动开始服务于性功能。在力比多组织的口腔阶段，抓取对象等同于毁灭对象；之后这种施虐冲动分离了出去，最终又在生殖阶段参与进来为生殖目的服务，它代表着一种掌控性对象以便执行性行为的功能。我们当然可以说，被迫远离自我的施虐冲动展示出了性冲动的力比多成分的路径，这些力比多成分沿着这条路径在追寻对象。倘若这种原始施虐冲动没有减缓和融合，那么便会出现我们所熟知的爱欲生活中爱恨交织的现象。
倘若做出如此假设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先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展现死的冲动的范例——尽管这个范例是被替换的。但是，这一构想其实远不够清晰，而且会给人留下一种极为神秘的印象。我们仿佛是在不惜一切代价去搞清楚一个令人窘迫的局面。然而，我们可能会想起，这一假设中其实没有任何新颖之处。在这个令人窘迫的问题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出过这一假设。当时的临床观察使得我们认为，受虐倾向作为一种部分冲动，即对施虐的补充，必须被视为一种转向主体自身自我的施虐倾向。然而，冲动是从对象转向自我，还是从自我转向对象，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这是如今我们正在讨论的新观点。受虐倾向，即冲动转向主体自身的自我，其实是回到冲动历史的更早阶段，这是一种退行。

我们的意识从内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那些快感和不快感，也包括一种特定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既可以转变为快感，也可以转变为不快感。这些感受之间的差异能让我们区分出能量的绑定过程和非绑定过程吗？或者说，这种紧张感与一种贯注的绝对程度有关，而快感和不快感只是代表着这种能量贯注在一定时间内的程度变化？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生的冲动与我们的内感知觉有着如此多的接触——打破平静，不断地产生某种紧张，这种紧张的释放就会被体验为快感——而死的冲动则似乎躲在暗处运作，不被察觉。实际上，快感原则似乎服务于死的冲动。当然，快感原则一直监视着从外部而来的刺激，后者被这两种冲动都视为危险。但是，快感原则尤其提防着内部刺激的增加，这种内部刺激会使生存的任务更为困难。这又会带来一大堆问题，而我们此时还无法回答。我们必须保持耐心，等待着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机会。如果这条思路无法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很好的结论，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抛弃它。只有那些迷信者，那些要求科学解答他们全部疑惑的人们，他们才会谴责研究者发展，甚至改变他的观点。我们的科学认识的进展如此缓慢，因此我们也只有从诗人那里才能找到一些抚慰：
人不可飞行，只能向下跛行；
《圣经》有云：跛行非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