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1．你为什么写作？
我九次开头写这篇文章。每个开头都废弃了。
我讨厌就我的写作而写作。几乎从来不写。为什么现在写呢？因为我说了我会写。我收到一封信。回了信说不写。然后我去了一个派对，写信的那个人也在。当面拒绝更难。说会写和好心有关，女性被教导要好心；和愿意帮忙有关，我们也被教导要这样。愿意帮助女性，献一品脱的血。跟不索取神圣特权，艺术家“别碰我”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不自私有关。跟和解，尽本分，平息安抚有关。我是受过良好教养的。很难忽视社会义务。说你会就你的写作而写作是一项社会义务。不是对于作品本身的义务。
——《九个开头》
我可以谈谈女性身为作者所遭遇的困难。比如说，假如你是女作家，某时，某地，会有人问你：你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作家，还是首先是一个女性？要小心。问这个问题的人都厌恶且恐惧写作和女性。
我们中的许多人，至少是我这一代，会遇到老师或男性作者或其他心怀戒备的混蛋，告诉我们女性无法真正写作，因为她们当不了卡车司机或是海军陆战队员，因而也不了解生活更加阴暗的一面，其中也包括与女性发生性行为。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写起东西来像家庭主妇，不然就是把我们像荣誉男性一样对待，仿佛要当一个好作家就要压抑女性的一面。
类似的声明过去常常像纯粹真理一般被提出来。现在它们受到了质疑。有些情况好转了，但并不都是如此。许多年轻女孩在很早的时候就被逐渐灌输了一种缺乏自信的态度，早在写作甚至被视为一种可能之前。当作家需要一定程度的勇气，一种几乎是客观存在的勇气，踩着原木过河的时候需要的那种。马把你抛出去而你又重新骑到马背上的那种。我是靠被扔到水里才学会游泳的。你需要知道自己可能会沉没，并幸存下来。女孩子应该被允许在泥地里玩耍。她们应该从完美的责任中被释放出来。你写作中的至少一部分，应该像玩耍一样转头就忘。
一定比例的失败是写作过程的一部分。废纸篓发展到今天是有道理的。把它想象成是遗忘缪斯的祭坛，你向她献上写得一团糟的初稿，你作为人类不完美的象征。她是第十位缪斯，没有她其他的灵感女神们都无法工作。她赐予你的礼物是拥有第二次机会的自由。或者你需要多少次机会就有多少。
我们学会写作是通过读和写，写和读。作为一种技艺它是通过学徒制习得的，但老师由你自己选。有时他们还在世，有时已经不在了。
作为一种天职，它需要按手礼。接收到天职的人，相应地也要将它传下去。或许你只会通过自己的作品来传递，或许是通过其他方式。但无论如何，你都是群体的一员，写作者群体，一个讲故事的人组成的群体，一直上溯到人类社会的开端。
至于你本人所归属的特定人类社会，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在为它说话，有时——当它发展出不公平的形态——在说反对它的话，或是为了一个其他群体说话，受到压迫的群体，受到剥削的，无法发声的。无论哪一种，你身上的压力都会是沉重的；在其他国家也许是致命的。但即便是在这里——“为女性”说话，或是为了其他任何被抛弃的群体说话，都会有许多人在一旁，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叫你闭嘴，或是说他们想让你说的，或是让你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或是留着以后说。排行榜正等着你，但如果屈从于它的诱惑，最终你就会失去深度。
说你自己要说的。让其他人说他们的。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因果关系？你为什么写作？（儿童心理学家的专题论文，描绘性格形成时期的创伤。相反：看手相、占星和基因研究，指向星象、命运、遗传。）你为什么写作？（换句话说，为什么不转去做点有用的事？）假如你是医生，你可以讲些社会公认有道德教育意义的故事，比如小时候给猫贴创可贴，一直渴望治愈痛苦。谁也没法不同意：可是写作呢？它有什么意义？
一些可能的答案：太阳为什么发光？面对现代社会的荒唐，为什么要做别的？因为我是一个作者。因为我想在时间的混乱中找出规律。因为我必须写。因为一定要有人来做见证。你为什么阅读？（这最后一问很微妙：也许被问的人并不读。）因为我渴望在灵魂的铁匠铺里锻造我民族未被创造的良知。因为我渴望造出一把巨斧劈开内心冰冻的海洋。（这些句子已经有人用过了，但说得很好。）
不知道说什么的话，就练好耸肩。或者说：总比在银行工作好。或者说：找点乐子。这么说的话，别人不会相信你，又或者他们会觉得你无关紧要。不管是不是，你都避开了这个问题。
我讨厌就我的写作而写作，是因为我对此没什么可说。我对此没什么可说，是因为我不记得在写作时发生过什么。那些时间就像从我大脑里切除的小碎片。并不是我自己生活过的段落。我能记得写过东西的房间和地点的细节，环境，在之前和之后做的其他事情，却不记得写作过程本身。就写作而写作需要自我意识；写作本身需要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