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举两个来自本世纪上半叶的例子来说明人们的这种困惑。1922年，卡尔·雅斯贝斯出版了一本关于精神分裂的书，在其中把斯特林堡、梵高、斯威登堡和荷尔德林当成典型的精神分裂者来分析。1936年，保罗·瓦莱里为马丁·拉姆关于斯威登堡的专著（它从瑞典语译成了法语）写了序。拉姆的书写得煞费苦心，有着实证主义的清醒，为了避免得出任何结论，已经到了无聊的地步；但是，读过它之后，你却再难认同雅斯贝斯对斯威登堡精神疾病的诊断。然而，这位可亲的斯威登堡，斯德哥尔摩社交界的宠儿，却描写了自己穿越天堂和地狱的旅行，并坚称他能在诸如花园漫步之时轻而易举地穿越到灵魂世界。于是瓦莱里迷惑不解，他拒绝承认斯威登堡是个江湖骗子，也不认为他疯了，而是试图解释他是游离在半梦半醒的特殊“状态”中。瓦莱里是个聪明人，但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更有甚者，瓦莱里拆穿了自己，而且不仅是自己，还有同时代的所有人，承认他们有双重标准。因为一言以蔽之，他们差不多是这样认为的：只有“科学规律”的世界是真实的，但在那之上有一个由偶然现象组成的缥缈体系，那是人脑的创造，应该获得绝对宽容，因为它是随心所欲的，无关真与假的区别，只遵从它们那种形式（form）的律法。
受十九世纪科学阻碍，象征主义对自己缺乏信心。一段时间过后，那深入意识层面之下的图像语言才成为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更广泛的领域，那种关注来得更晚。在这一情况下，只有这类文化现象——论争的战场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追随者之间转移到盎格鲁——撒克逊土壤上——才可能掀起一轮新的斯威登堡浪潮。让我们注意，斯威登堡几乎只用拉丁语写作，而虽然浪漫主义一代中有人精通拉丁语，欧洲大陆上的人阅读他却是通过少量的法语译本。随着懂拉丁语的人减少，他变得更加难以触及了。不过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情况可不是这样。在那里，自十八世纪的早期版本伊始，他的译本就从未退出过图书市场。特别是在美国，他有一群仰慕者，其中一个就是哲学家、神学家老亨利·詹姆斯，那位哲学家及实用主义创始人威廉和小说家亨利的父亲。斯威登堡进入文学研究的轨道（这是晚近的事，而且只是间接进入），归功于威廉·布莱克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在很多方面都受斯威登堡影响至深。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