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登堡是一位那时常见的综合科学家，身兼地质学家、皇家采矿委员会成员、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他的观点在科学史上非常杰出。等到遭遇了一次内心危机，他突然意识到科学将带领人去往何方：基督教的式微及其更深远的后果——一切价值观的颠覆。走出这个危机后，新的斯威登堡出现了——一个通灵者、神学家。这里我们不必考虑“正常”和“反常”的界限在哪儿。若真正的精神分裂产生于人们与他人的交流切断后，那么任何对斯威登堡或布莱克是精神分裂者的怀疑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对于斯威登堡式的灵视（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的形成，文学传统扮演的角色显然很重要，但却是难以界定的。十八世纪盛行乍看之下“真实”的旅行和冒险故事，那么它能借斯威登堡之笔带给我们灵魂世界之旅，也不令人吃惊了。只不过这里的象征主义达到了极强的张力，而相比之下，1900年前后的诗人那些丧气而主观的象征物就显得苍白乏味。虽然斯威登堡的语言（正如在他之前穿越超现实世界的但丁和弥尔顿一样）运用了意义固定的象征，他用这种语言描绘的整个体系却有着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突出特征——正是这种融合使他的读者迷惑不安。

斯维德里盖洛夫的问题源头是什么？他的良心确实背负着人命，但他只是看起来像个超脱善恶的超人。事实上，他憎恨自己的天性，因为在他看来，它只能作恶，而且他相信自己这样一个人应遭受永远下地狱的惩罚。也就是说，他犯下了神学家认为违逆圣灵的首条罪状：“对上帝的怜悯不抱希望。”斯维德里盖洛夫像幽灵一样穿梭于书页之间，仿佛已经超脱了生命。他准备着“去美国的旅行”，从他的口中说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听来，这趟旅行都象征着地狱之旅——我们会想起《群魔》怎样表现基里洛夫和沙托夫在美国的经历。斯维德里盖洛夫想的当然不是什么旅行，而是执行对自己的刑罚，而最后他选择了自杀。他像极了斯威登堡笔下堕入地狱的人，甚至连两人姓氏首音节Swed和Svid的相似度也暗示着这点，可能是作者无意识间建立的联系。
斯威登堡的地狱是从“应和”中构建出来的；也就是说，被罚入地狱的人，周围的一切都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投射，这是因为每件可见的有形物质在人类想象中都有其次要的，甚至可能更为真实的存在，在那里扮演着价值观的符号，即善或恶的符号。斯威登堡多次描绘的地狱之口，形似大城市贫民区的阴暗街道，尤其像他居住多年的伦敦。它们都是生时的画面，却已永久留存。与此同时，上帝不会将人罚入地狱。那些堕入地狱的人反感表现天国之乐的画面，而正是从阿克萨科夫翻译的那本书中，我们能读到他们逃离了耀眼魂灵的群落，寻找着自己的同类。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通过佐西马长老关于地狱的教诲，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谈到了一种对于“归属地”绝对自由的选择，不过这个词还是不准确，因为实际上“归属地”只是内心状态的投射。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斯威登堡作品中地狱的数量之大。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地狱。我从书架上取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的那一本，引用一下它的译文：
每一种恶都有无数种形式，每一种善亦然。这是事实，但那些对每一种恶（对轻蔑、对敌意、对憎恨、对报复、对欺骗及对其他性质类似的恶）都只有一种简单概念的人不会理解；告诉他们吧，其中每一种恶之下都有许多种别，而每个种别中又有其他种别，多到穷尽一卷书也列举不完。地狱根据每一种恶的种别依序排列，我们简直构想不出比这更清晰、更井然的秩序了。因此，地狱显然是无穷多的。

我们在小说中见到斯维德里盖洛夫时，他正在生命中寻找归属地来应和他的了无生趣、他的怠惰（acedia）。虽然富有，他却选择了装饰简陋的房间、臭烘烘的三流餐厅和脏兮兮的便宜旅馆。要是我之前说过斯威登堡的“应和”有其客观性，那么我得修正一下，因为某些现象不是黑白分明的，而它们的象征功能会随着与其他现象的联系而发生转变。《罪与罚》中的雨和湿气就是如此：对斯维德里盖洛夫而言，它们不会给人活力，而是令人沮丧，照应他内心的萧条和崩溃。在这里，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个压抑的故事《豆粒》（“Bobok”），讲述的是死者在墓地间的对话，其中的雨和湿气有类似作用，可作类比。
斯维德里盖洛夫对人死后的命运，尤其是自己死后的命运有一番独特的想象。以下对话发生在他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诡异的对话之一：
“我不相信来世。”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斯维德里盖洛夫坐着，想得出神。
“要是来世里只有蜘蛛，或是那之类的东西呢？”他突然说。
“他是个疯子。”拉斯柯尔尼科夫想。
“我们总是把永恒想成难以理解的东西，某种很广阔的东西，无比广阔！但为什么它非得是广阔的？与此相反，如果它只是个小房间，就像乡村澡堂，黑暗又阴郁，到处都是蜘蛛，如果这就是永恒呢？我有时会这么想。”
“是不是因为你想不出比这更公正、更令人欣慰的情景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说着，感到一阵悲楚。
“更公正？我们怎么知道呢，也许那就是公正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让它变成这样。”斯维德里盖洛夫回答，隐约露出了笑容。
这可怖的回答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打了个寒战。

在梦中，斯维德里盖洛夫首先看见了一个覆盖着鲜花的棺椁，里面躺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可以算是幼女。我们尽可以猜测这位年幼的奥菲莉亚因为他而溺死了。但第一个梦只是铺垫，第二个梦更加可怕。在自己下榻的旅店中（这是他梦境的内容），他找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年仅五岁，被人抛弃了，正在大哭。接下来，斯维德里盖洛夫梦见自己在行善，安抚了大哭的她，把她抱起来带进自己的房间，放到床上，还为她盖上了被子。之后他这关于自身良善的梦境就遭受了重创。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感觉她半眯着眼睛看着他，露出了交际花的目光。以这个梦为媒介，他的两种思想浮出了水面，可以概括如下：“你触碰过的一切都已腐败”；“天真和良善只是幻觉，因为即使我们把它们归因于‘自然’（Nature），‘自然’却只承认那些符合其繁衍和死亡法则的冲动”。无独有偶，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主人公来到了人间乐土，却用自身的存在污染了未堕落的纯真人类。它与我提到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思想联系不算非常清晰，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自然”，也就是《地下室手记》中的二乘二得四，或是《白痴》中无情的机器（那段关于荷尔拜因的画作《墓中基督》的离题对话）——只应该激励我们以它否认的人类价值观的名义起身反抗。斯维德里盖洛夫像是在对自己说：“我体内只有横冲直撞的欲望，它们十分适应世界的秩序，但后者又太邪恶了，不可能是上帝的秩序，而且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冲破这身皮囊的桎梏。”斯维德里盖洛夫是出于对自己和世间万物的恶心而自杀的。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的话，他是那类“不能不带着恨意注视上帝……喊着生命之神应该被消灭，上帝应该毁灭自己及其造物”的人。当然，读者很有可能从这种道德憎恶中体会到一丝思想的高贵，那就是为何斯维德里盖洛夫虽然受恶灵支配，却一般不会被当作不可救药的黑暗角色。
讲述斯维德里盖洛夫最后一夜的章节中，奸污幼女的梦境也具有“应和”的意义——它象征着他的负罪感，不一定源于某些做过的事，而只是源于他的本性。我们不知道斯维德里盖洛夫究竟做过什么，棺材里的小女孩是否曾受其害，那也不是重点，正如阅读“斯塔夫罗金自白书”时，读者也无法确定他奸污玛特廖莎的故事是不是编造的。我不想把这种手法——用梦与梦魇作为象征，比如伊万·卡拉马佐夫与魔鬼的对话——全部归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威登堡的阅读，因为没人能证明这类或那类借鉴。

斯威登堡理解了这个进程的本质，因为他的神学体系与自己成长环境中的路德教派及其他所有教派都有冲突，正好与阿里乌教派割裂圣三位一体的趋势背道而驰。斯威登堡指责所有教会虚伪，因为它们貌似忠于三位一体的单一神，但却在信徒中植入对三个神祇的信仰，而因为这是一种对理性的侵害，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引向一个彻底不信神的理性宗教：上帝即自然。斯威登堡对《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重视说明他忠于一个可追溯至诺斯底派的玄奥传统。“太初有道”，道就是基督，而斯威登堡宣布了那个重大秘密：我们天国的父是人类。听上去就像是我们读到了古老的诺斯底派文字。在那些古老的文字中，神的人性与现实世界统治者的非人性相对立，抑或是与耶和华对立；人不属于自然之神，正是因为他还有一位超越自然神的更高同盟，也就是神——人。斯威登堡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二元论，但它却可能存在于他隐蔽的体系之下。总的来说，如果一个人为《新约》各卷中的《约翰福音》和《启示录》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价值，这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深思，而有趣的是它们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的书。

在巴赫金以后，我们认识到自己正在处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即复调小说；我们不能认为每个人物的观点都出自作者之口，因为那些观点的内容会被与之对立的其他观点否定。诚然，瓦西里·罗扎诺夫是很有说服力的：宗教大法官一角阐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多年思考得出的最个人化又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然而宗教大法官相信世界尽在“伟大的虚无之灵”撒旦的掌控下；他决定侍奉他，因为以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作为评判标准，耶稣身上的神性太过虚弱，不足以改变生命的律法。不过，让我们将宗教大法官的观点看作一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创造一个平衡力，即另一极，实现这个功能的是佐西马和阿廖沙。斯威登堡在这里很有用，因为他发现要减缓把上帝等同于自然的无神论的发展进程，只有强调神——人的概念这一种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同样的事，但他只在脑海中行动，而思想总是倾向于“二选一”的极端形式：要是耶稣死后没有复活，也就是说，若他只是凡人，那么地球就会成为一场“恶魔的杂耍”，而人就应该出于怜悯而成为宗教大法官，将处境悲惨的“叛乱的奴隶”改造为幸福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