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第三部分 文学与作家】
不仅是俄罗斯的象征主义。不论在各国有多少变体，当时的象征主义一定对自身的谱系有敏锐的感知。我们学过，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领袖。他的一部作品甚至被当成了某种纲领。（我在巴黎求学时不得不背诵它。）它就是十四行诗《应和》（Correspondences）。但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取自斯威登堡。巴尔扎克一代和紧随其后的波德莱尔一代都大量借鉴了斯威登堡，但是他们极少承认这点。不过，之后欧洲和斯威登堡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了绝对禁忌，只有疯子，即他的追随者，新耶路撒冷斯威登堡教会的成员，才会研究他，这个教会主要在美国活动。别忘了，作为一种文艺运动，象征主义与“科学世界观”的清醒、持重结合得相当紧密，毕竟这些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实证主义信仰的熏陶。在反抗它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奇怪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不过，那时没人知道怎么理解斯威登堡这个极端的例子。那么，在1914年以前，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家们完全无意了解这位伟大的瑞典想象力大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要举两个来自本世纪上半叶的例子来说明人们的这种困惑。1922年，卡尔·雅斯贝斯出版了一本关于精神分裂的书，在其中把斯特林堡、梵高、斯威登堡和荷尔德林当成典型的精神分裂者来分析。1936年，保罗·瓦莱里为马丁·拉姆关于斯威登堡的专著（它从瑞典语译成了法语）写了序。拉姆的书写得煞费苦心，有着实证主义的清醒，为了避免得出任何结论，已经到了无聊的地步；但是，读过它之后，你却再难认同雅斯贝斯对斯威登堡精神疾病的诊断。然而，这位可亲的斯威登堡，斯德哥尔摩社交界的宠儿，却描写了自己穿越天堂和地狱的旅行，并坚称他能在诸如花园漫步之时轻而易举地穿越到灵魂世界。于是瓦莱里迷惑不解，他拒绝承认斯威登堡是个江湖骗子，也不认为他疯了，而是试图解释他是游离在半梦半醒的特殊“状态”中。瓦莱里是个聪明人，但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更有甚者，瓦莱里拆穿了自己，而且不仅是自己，还有同时代的所有人，承认他们有双重标准。因为一言以蔽之，他们差不多是这样认为的：只有“科学规律”的世界是真实的，但在那之上有一个由偶然现象组成的缥缈体系，那是人脑的创造，应该获得绝对宽容，因为它是随心所欲的，无关真与假的区别，只遵从它们那种形式（form）的律法。
受十九世纪科学阻碍，象征主义对自己缺乏信心。一段时间过后，那深入意识层面之下的图像语言才成为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更广泛的领域，那种关注来得更晚。在这一情况下，只有这类文化现象——论争的战场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追随者之间转移到盎格鲁——撒克逊土壤上——才可能掀起一轮新的斯威登堡浪潮。让我们注意，斯威登堡几乎只用拉丁语写作，而虽然浪漫主义一代中有人精通拉丁语，欧洲大陆上的人阅读他却是通过少量的法语译本。随着懂拉丁语的人减少，他变得更加难以触及了。不过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情况可不是这样。在那里，自十八世纪的早期版本伊始，他的译本就从未退出过图书市场。特别是在美国，他有一群仰慕者，其中一个就是哲学家、神学家老亨利·詹姆斯，那位哲学家及实用主义创始人威廉和小说家亨利的父亲。斯威登堡进入文学研究的轨道（这是晚近的事，而且只是间接进入），归功于威廉·布莱克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在很多方面都受斯威登堡影响至深。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梦中，斯维德里盖洛夫首先看见了一个覆盖着鲜花的棺椁，里面躺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可以算是幼女。我们尽可以猜测这位年幼的奥菲莉亚因为他而溺死了。但第一个梦只是铺垫，第二个梦更加可怕。在自己下榻的旅店中（这是他梦境的内容），他找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年仅五岁，被人抛弃了，正在大哭。接下来，斯维德里盖洛夫梦见自己在行善，安抚了大哭的她，把她抱起来带进自己的房间，放到床上，还为她盖上了被子。之后他这关于自身良善的梦境就遭受了重创。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感觉她半眯着眼睛看着他，露出了交际花的目光。以这个梦为媒介，他的两种思想浮出了水面，可以概括如下：“你触碰过的一切都已腐败”；“天真和良善只是幻觉，因为即使我们把它们归因于‘自然’（Nature），‘自然’却只承认那些符合其繁衍和死亡法则的冲动”。无独有偶，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主人公来到了人间乐土，却用自身的存在污染了未堕落的纯真人类。它与我提到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思想联系不算非常清晰，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自然”，也就是《地下室手记》中的二乘二得四，或是《白痴》中无情的机器（那段关于荷尔拜因的画作《墓中基督》的离题对话）——只应该激励我们以它否认的人类价值观的名义起身反抗。斯维德里盖洛夫像是在对自己说：“我体内只有横冲直撞的欲望，它们十分适应世界的秩序，但后者又太邪恶了，不可能是上帝的秩序，而且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冲破这身皮囊的桎梏。”斯维德里盖洛夫是出于对自己和世间万物的恶心而自杀的。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的话，他是那类“不能不带着恨意注视上帝……喊着生命之神应该被消灭，上帝应该毁灭自己及其造物”的人。当然，读者很有可能从这种道德憎恶中体会到一丝思想的高贵，那就是为何斯维德里盖洛夫虽然受恶灵支配，却一般不会被当作不可救药的黑暗角色。
讲述斯维德里盖洛夫最后一夜的章节中，奸污幼女的梦境也具有“应和”的意义——它象征着他的负罪感，不一定源于某些做过的事，而只是源于他的本性。我们不知道斯维德里盖洛夫究竟做过什么，棺材里的小女孩是否曾受其害，那也不是重点，正如阅读“斯塔夫罗金自白书”时，读者也无法确定他奸污玛特廖莎的故事是不是编造的。我不想把这种手法——用梦与梦魇作为象征，比如伊万·卡拉马佐夫与魔鬼的对话——全部归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威登堡的阅读，因为没人能证明这类或那类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