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第三部分 文学与作家】
不仅是俄罗斯的象征主义。不论在各国有多少变体，当时的象征主义一定对自身的谱系有敏锐的感知。我们学过，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领袖。他的一部作品甚至被当成了某种纲领。（我在巴黎求学时不得不背诵它。）它就是十四行诗《应和》（Correspondences）。但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取自斯威登堡。巴尔扎克一代和紧随其后的波德莱尔一代都大量借鉴了斯威登堡，但是他们极少承认这点。不过，之后欧洲和斯威登堡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了绝对禁忌，只有疯子，即他的追随者，新耶路撒冷斯威登堡教会的成员，才会研究他，这个教会主要在美国活动。别忘了，作为一种文艺运动，象征主义与“科学世界观”的清醒、持重结合得相当紧密，毕竟这些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实证主义信仰的熏陶。在反抗它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奇怪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不过，那时没人知道怎么理解斯威登堡这个极端的例子。那么，在1914年以前，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家们完全无意了解这位伟大的瑞典想象力大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德怀特·麦克唐纳是个十足的美国现象——如果我们能把人称为现象的话。永恒荣耀的美国历来盛产私人出版的政治宣传册、读者仅千人的小型期刊，以及让绥靖派、良心拒服兵役者和不同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锱铢必较的讨论会。这种传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因为如今，向公众传达信息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了：举例而言，今天想要出版一本期刊的成本，与1850年根本无法相比。然而，这种传统却没有完全消亡。显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宣称这种美国生活的潜流没有那么重要。然而现实主义评判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存在着一种美国人——完全自由的人，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事都能严格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做出决定——这个国家拥有过梭罗、惠特曼和梅尔维尔，我只列举了其中最伟大的几个。
从1944年到1949年，麦克唐纳出版了《政治》期刊。对广大的阅读群体而言，这是一本让人难受的刊物，一是因为它那内容丰富的专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二是因为它那种怪异的引出问题的方式。因此，这本期刊的主要读者集中在纽约知识圈。它引介的一位作者是西蒙娜·薇依——在她赢得身后名以前。我相信，虽然发行量有限，《政治》在美国、英国甚至法国的影响绝非无足轻重。今天已经有了一群后马克思主义作家，他们想从根基开始谈起——也就是说直视当代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理所当然地接受某些通用的术语。《政治》就属于这一类。
《根源在人》（The Root is Man，1953）收录了麦克唐纳在《政治》上发表的文章，并附作者评介。评论中有他现在的，通常是修正过的观点。麦克唐纳甚至不惜加上这样一条注释：“这一段现在看来就是一派胡言。”我们能追踪他思想的蜿蜒轨迹，那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自由和人的气息让人振奋。多可惜啊，这些文字不能传播到波兰；与当地奉命遵循的风格两相对照，它们就能揭露许多不自由的本质：当它融进了血液，成了常态，才格外可怕。
——《德怀特·麦克唐纳》
麦克唐纳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引用托洛茨基1939年11月（在《新国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启了论战。因为基本没人知道它，这段引用还是应该再次见诸纸墨：
［托洛茨基写道］若这场战争会如我们坚信的那样激发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官僚集团被推翻，苏联民主会在比1918年更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上重生。在那种情况下，斯大林官僚集团到底是一个“阶级”还是工人国家身上的寄生物——这个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届时每个人都会清楚，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苏联官僚体制只是一次短暂的故态复萌。
不过，如果我们退让一步，承认当前的战争不会激发革命，却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没落，那么就还有一种可能：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衰败，与国家政府进一步融合，一切仍幸存的民主制度被极权制度取代。工人阶级无力掌握社会领导权，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自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t）的法西斯官僚体制中诞生。一切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一个衰落的政权，传递着文明消亡的信号……
无论第二种看法多么沉重，要是世界无产阶级被证明无法完成发展的进程交付他们的使命，我们也别无他法，只能公开承认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社会主义方案最后成了一个乌托邦。不言自明的是，我们会需要一个新的最简方案——保护极权主义官僚体制社会下奴隶的利益。
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没有实现。他那个悲观版的预言成真了。无产阶级要么会被职业革命者利用，传播苏联模式（麦克唐纳为这个政权提出了新名字：官僚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要么可以在一个良性的行业工会制度的框架下行动，此框架与社会主义口号之间毫无共同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建立者萨缪尔·冈珀斯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七十年代早期，纽约就像巴黎公社时期的巴黎。”冈珀斯在自传中写道。然而，去岁之雪今在何方？逃生之路的全面阻断，或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衰亡”，自由主义工党倚重的许多观点有待修正。
最重要的是，进步学说自十八世纪末势不可当地发展后，在马克思体系中臻于完善。麦克唐纳说：“我们这些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得感激马克思，因为他作品中的胆识以及思想的宏大让我们在区别自己与他的主张时，也可以更清晰地形成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一切伟大思想家对他的批评者所做的贡献。”尽可能精练地总结麦克唐纳的结论，我们可以说他看到了马克思思想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将个人的解放视作革命的目标，因而反对国家政府（国家政府将被革命颠覆）；另一方面，它提出了那些将以“铁的必然性”实现这个目标的规律。虽然他对历史的许多预言现在已经成真了，他作品中与十九世纪乐观精神紧密相连的道德内容却已然成为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