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第三部分 文学与作家】
不仅是俄罗斯的象征主义。不论在各国有多少变体，当时的象征主义一定对自身的谱系有敏锐的感知。我们学过，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领袖。他的一部作品甚至被当成了某种纲领。（我在巴黎求学时不得不背诵它。）它就是十四行诗《应和》（Correspondences）。但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取自斯威登堡。巴尔扎克一代和紧随其后的波德莱尔一代都大量借鉴了斯威登堡，但是他们极少承认这点。不过，之后欧洲和斯威登堡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了绝对禁忌，只有疯子，即他的追随者，新耶路撒冷斯威登堡教会的成员，才会研究他，这个教会主要在美国活动。别忘了，作为一种文艺运动，象征主义与“科学世界观”的清醒、持重结合得相当紧密，毕竟这些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实证主义信仰的熏陶。在反抗它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奇怪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不过，那时没人知道怎么理解斯威登堡这个极端的例子。那么，在1914年以前，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家们完全无意了解这位伟大的瑞典想象力大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德怀特·麦克唐纳是个十足的美国现象——如果我们能把人称为现象的话。永恒荣耀的美国历来盛产私人出版的政治宣传册、读者仅千人的小型期刊，以及让绥靖派、良心拒服兵役者和不同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锱铢必较的讨论会。这种传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因为如今，向公众传达信息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了：举例而言，今天想要出版一本期刊的成本，与1850年根本无法相比。然而，这种传统却没有完全消亡。显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宣称这种美国生活的潜流没有那么重要。然而现实主义评判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存在着一种美国人——完全自由的人，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事都能严格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做出决定——这个国家拥有过梭罗、惠特曼和梅尔维尔，我只列举了其中最伟大的几个。
从1944年到1949年，麦克唐纳出版了《政治》期刊。对广大的阅读群体而言，这是一本让人难受的刊物，一是因为它那内容丰富的专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二是因为它那种怪异的引出问题的方式。因此，这本期刊的主要读者集中在纽约知识圈。它引介的一位作者是西蒙娜·薇依——在她赢得身后名以前。我相信，虽然发行量有限，《政治》在美国、英国甚至法国的影响绝非无足轻重。今天已经有了一群后马克思主义作家，他们想从根基开始谈起——也就是说直视当代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理所当然地接受某些通用的术语。《政治》就属于这一类。
《根源在人》（The Root is Man，1953）收录了麦克唐纳在《政治》上发表的文章，并附作者评介。评论中有他现在的，通常是修正过的观点。麦克唐纳甚至不惜加上这样一条注释：“这一段现在看来就是一派胡言。”我们能追踪他思想的蜿蜒轨迹，那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自由和人的气息让人振奋。多可惜啊，这些文字不能传播到波兰；与当地奉命遵循的风格两相对照，它们就能揭露许多不自由的本质：当它融进了血液，成了常态，才格外可怕。
——《德怀特·麦克唐纳》
进步派追随马克思和杜威，“两人都做出了无异于普罗米修斯的努力，试图通过从科学探索中得出价值观来统一两个世界”。价值观被认为是有欺骗性的：它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只是一种映射，是科学知识能够发现的某种更深层次现实的反映；比如，这种现实在马克思那里是历史的，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心理的。价值观真实到可以成为现象，但它们是衍生物。
然而，科学却无法回答我们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渴求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自由主义工党人士一听到这点就怒吼抗议，因为他们下不了台。将道德体系建立在科学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事。
“最近我和马克思及杜威的追随者们谈论了价值观的问题，”麦克唐纳说，
他们一开始会假定人类追求的是生命而非死亡，富裕而非贫穷；做了这种假设后，他们当然就不难展示科学如何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然而如果这个假设遭到质疑，我们很快就会看清它是建立在其他假设之上的：“人类”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某时某地的大多数人”，而被这个数据化的方式定义为“常态”或“自然”的只是人们应该需要的东西。很好理解他们的答案竟然采取了量化的形式，毕竟科学只解决可量化的问题。但是如果大部分人想要的只是各自的价值标准，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确定人们实际上要的是什么——一个确实可以用科学来解决的问题，但不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那种科学。因为这个答案只是用不同形式将原来的问题再提了一遍：为什么人应该想要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事实似乎正好相反：从基督到托尔斯泰、梭罗和甘地，那些塑造我们道德观的人通常想要的正是大部分同时代的人不想要的东西，而且常为此惨死。
麦克唐纳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影响行动，最优秀的思想也没有意义。目标很明确：人类必须被归还给自我；而它的实现只能在这样一个社会：在此地人们之间能建立直接联系，因此这里的经济和政治机构要足够小，以便个人能完全理解自己的作用，在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用自由而不受强迫的意志塑造它们。麦克唐纳引用了马克思年轻时的话：“对黑格尔来说，起点是国家政府。在民主社会中，起点是人……人不为法律而生，但法律是为人而制定的。”当你回到基本点，你会觉得，个人在国家政府、党派或工会面前是否感到无能为力，这是无关紧要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呢？麦克唐纳对当下采取更广泛行动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他似乎认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预备期，而有一种领悟会非常缓慢地渗入我们的意识当中：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宣传都具有神话杜撰的性质。他用五个小标题总结了对“激进派”的建议：
1. 否定论。一辆汽车正全速冲往悬崖。路人看见靠路边坐的是激进派，对着他们轻蔑地大喊：“呀，否定论者！看看我们！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真的在成事！”
2. 非现实主义。“一战”期间，杜威曾力劝他的同胞参与其中。他的门徒伯恩从战争中看到了杜威的现实主义阻碍他看到的东西：一场大难，十九世纪梦想的终结。
3. 克制。对希腊人来说，“美德的几何”（用西蒙娜·薇依的话）是主要的议题。西方文明已经不能理解这点了。我们有必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活在矛盾之中，不要用包罗万象的体系来包扎自己的伤口。
4. 小。参与抵抗运动时，加缪发行了《战斗报》（Combat），战后它达到了很大的发行量。加缪成了法国最具影响力的记者之一。然后他辞职了，因为如他在与麦克唐纳的对话中所证实的，在为大范围的公众写作时，他无法谈论真相。
5. 自私。“呸，你们就只想着拯救自己的灵魂。”但是拯救自己的灵魂难道不比失去它要好吗？而且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赚得世界吧？我们很难爱所有人类。它的范围太大了。让每个人问自己什么能使他满足，什么是他想要的，把它作为采取政治行动和实现政治道德的第一步。人类的直接联系应该取代抽象概念。
麦克唐纳被当成了怪人和空想家之类。我试着归纳“麦克唐纳主义”，背后确实是有一个隐秘的计划。我意识到对于无数波兰人、犹太人、捷克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这类像小脂球一样漂浮在西方这一大碗汤上的人——这位美国激进派的许多观点听上去并不陌生。由于他们也不可能采取任何更为广泛的行动，他们肯定能欣赏他对大众意识渐变的推测以及他认为每个人（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是三四个由友情相连的人）都举足轻重的信仰。麦克唐纳似乎寄望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发酵，它不是自动发生的，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出一份力。汤因比曾断言，数百万流亡者就像是后来成为基督教酵母的古罗马最底层公民，这说法大概不是夸张。然而，既然迄今为止一切形式的行动似乎都导致了悲惨的后果，那么对新运动的这份期待也不乏意义。
麦克唐纳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引用托洛茨基1939年11月（在《新国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启了论战。因为基本没人知道它，这段引用还是应该再次见诸纸墨：
［托洛茨基写道］若这场战争会如我们坚信的那样激发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官僚集团被推翻，苏联民主会在比1918年更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上重生。在那种情况下，斯大林官僚集团到底是一个“阶级”还是工人国家身上的寄生物——这个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届时每个人都会清楚，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苏联官僚体制只是一次短暂的故态复萌。
不过，如果我们退让一步，承认当前的战争不会激发革命，却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没落，那么就还有一种可能：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衰败，与国家政府进一步融合，一切仍幸存的民主制度被极权制度取代。工人阶级无力掌握社会领导权，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自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t）的法西斯官僚体制中诞生。一切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一个衰落的政权，传递着文明消亡的信号……
无论第二种看法多么沉重，要是世界无产阶级被证明无法完成发展的进程交付他们的使命，我们也别无他法，只能公开承认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社会主义方案最后成了一个乌托邦。不言自明的是，我们会需要一个新的最简方案——保护极权主义官僚体制社会下奴隶的利益。
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没有实现。他那个悲观版的预言成真了。无产阶级要么会被职业革命者利用，传播苏联模式（麦克唐纳为这个政权提出了新名字：官僚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要么可以在一个良性的行业工会制度的框架下行动，此框架与社会主义口号之间毫无共同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建立者萨缪尔·冈珀斯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七十年代早期，纽约就像巴黎公社时期的巴黎。”冈珀斯在自传中写道。然而，去岁之雪今在何方？逃生之路的全面阻断，或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衰亡”，自由主义工党倚重的许多观点有待修正。
最重要的是，进步学说自十八世纪末势不可当地发展后，在马克思体系中臻于完善。麦克唐纳说：“我们这些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得感激马克思，因为他作品中的胆识以及思想的宏大让我们在区别自己与他的主张时，也可以更清晰地形成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一切伟大思想家对他的批评者所做的贡献。”尽可能精练地总结麦克唐纳的结论，我们可以说他看到了马克思思想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将个人的解放视作革命的目标，因而反对国家政府（国家政府将被革命颠覆）；另一方面，它提出了那些将以“铁的必然性”实现这个目标的规律。虽然他对历史的许多预言现在已经成真了，他作品中与十九世纪乐观精神紧密相连的道德内容却已然成为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