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第三部分 文学与作家】
不仅是俄罗斯的象征主义。不论在各国有多少变体，当时的象征主义一定对自身的谱系有敏锐的感知。我们学过，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领袖。他的一部作品甚至被当成了某种纲领。（我在巴黎求学时不得不背诵它。）它就是十四行诗《应和》（Correspondences）。但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取自斯威登堡。巴尔扎克一代和紧随其后的波德莱尔一代都大量借鉴了斯威登堡，但是他们极少承认这点。不过，之后欧洲和斯威登堡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了绝对禁忌，只有疯子，即他的追随者，新耶路撒冷斯威登堡教会的成员，才会研究他，这个教会主要在美国活动。别忘了，作为一种文艺运动，象征主义与“科学世界观”的清醒、持重结合得相当紧密，毕竟这些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实证主义信仰的熏陶。在反抗它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奇怪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不过，那时没人知道怎么理解斯威登堡这个极端的例子。那么，在1914年以前，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家们完全无意了解这位伟大的瑞典想象力大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德怀特·麦克唐纳是个十足的美国现象——如果我们能把人称为现象的话。永恒荣耀的美国历来盛产私人出版的政治宣传册、读者仅千人的小型期刊，以及让绥靖派、良心拒服兵役者和不同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锱铢必较的讨论会。这种传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因为如今，向公众传达信息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了：举例而言，今天想要出版一本期刊的成本，与1850年根本无法相比。然而，这种传统却没有完全消亡。显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宣称这种美国生活的潜流没有那么重要。然而现实主义评判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存在着一种美国人——完全自由的人，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事都能严格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做出决定——这个国家拥有过梭罗、惠特曼和梅尔维尔，我只列举了其中最伟大的几个。
从1944年到1949年，麦克唐纳出版了《政治》期刊。对广大的阅读群体而言，这是一本让人难受的刊物，一是因为它那内容丰富的专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二是因为它那种怪异的引出问题的方式。因此，这本期刊的主要读者集中在纽约知识圈。它引介的一位作者是西蒙娜·薇依——在她赢得身后名以前。我相信，虽然发行量有限，《政治》在美国、英国甚至法国的影响绝非无足轻重。今天已经有了一群后马克思主义作家，他们想从根基开始谈起——也就是说直视当代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理所当然地接受某些通用的术语。《政治》就属于这一类。
《根源在人》（The Root is Man，1953）收录了麦克唐纳在《政治》上发表的文章，并附作者评介。评论中有他现在的，通常是修正过的观点。麦克唐纳甚至不惜加上这样一条注释：“这一段现在看来就是一派胡言。”我们能追踪他思想的蜿蜒轨迹，那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自由和人的气息让人振奋。多可惜啊，这些文字不能传播到波兰；与当地奉命遵循的风格两相对照，它们就能揭露许多不自由的本质：当它融进了血液，成了常态，才格外可怕。
——《德怀特·麦克唐纳》
进步派追随马克思和杜威，“两人都做出了无异于普罗米修斯的努力，试图通过从科学探索中得出价值观来统一两个世界”。价值观被认为是有欺骗性的：它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只是一种映射，是科学知识能够发现的某种更深层次现实的反映；比如，这种现实在马克思那里是历史的，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心理的。价值观真实到可以成为现象，但它们是衍生物。
然而，科学却无法回答我们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渴求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自由主义工党人士一听到这点就怒吼抗议，因为他们下不了台。将道德体系建立在科学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事。
“最近我和马克思及杜威的追随者们谈论了价值观的问题，”麦克唐纳说，
他们一开始会假定人类追求的是生命而非死亡，富裕而非贫穷；做了这种假设后，他们当然就不难展示科学如何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然而如果这个假设遭到质疑，我们很快就会看清它是建立在其他假设之上的：“人类”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某时某地的大多数人”，而被这个数据化的方式定义为“常态”或“自然”的只是人们应该需要的东西。很好理解他们的答案竟然采取了量化的形式，毕竟科学只解决可量化的问题。但是如果大部分人想要的只是各自的价值标准，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确定人们实际上要的是什么——一个确实可以用科学来解决的问题，但不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那种科学。因为这个答案只是用不同形式将原来的问题再提了一遍：为什么人应该想要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事实似乎正好相反：从基督到托尔斯泰、梭罗和甘地，那些塑造我们道德观的人通常想要的正是大部分同时代的人不想要的东西，而且常为此惨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