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第三部分 文学与作家】
不仅是俄罗斯的象征主义。不论在各国有多少变体，当时的象征主义一定对自身的谱系有敏锐的感知。我们学过，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领袖。他的一部作品甚至被当成了某种纲领。（我在巴黎求学时不得不背诵它。）它就是十四行诗《应和》（Correspondences）。但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取自斯威登堡。巴尔扎克一代和紧随其后的波德莱尔一代都大量借鉴了斯威登堡，但是他们极少承认这点。不过，之后欧洲和斯威登堡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了绝对禁忌，只有疯子，即他的追随者，新耶路撒冷斯威登堡教会的成员，才会研究他，这个教会主要在美国活动。别忘了，作为一种文艺运动，象征主义与“科学世界观”的清醒、持重结合得相当紧密，毕竟这些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实证主义信仰的熏陶。在反抗它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奇怪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不过，那时没人知道怎么理解斯威登堡这个极端的例子。那么，在1914年以前，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家们完全无意了解这位伟大的瑞典想象力大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想要翻译某位诗人的作品，这意味着什么？其中蕴藏着什么？有的翻译工作是出于偶然或合约；但如果翻译是出于无法遏制的渴望，那么这“为什么”的问题就是合理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一位喜欢这些诗作的读者想要看到它们在母语中哪怕并不完美的对应物，于是就做了翻译。细细想来，这句话其实在假设，这位发现者的乐趣若不与人共享，就是不完整的；既然他本可以只从属于那位诗人在自己祖国的仰慕者小圈子，这句话还假设如此构成的社群被认为是不完美的，而我们会寻找一个更完整的社群，其中有自己更亲近的人，因为我们都被历史的强大纽带联结在一起。最后，那个“丰富”自己母语的目标（正如老鼠辛勤地将自己找到的种子拖回洞中）让我们断定那位译者在自己家中，在他自小熟知的音声调之家中发现了一块“空地”，希望消除这种空旷。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在他初次接触原文时，他的母语作为永恒的背景，成了决定性因素：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惊异，一种闯进了母语尚未开发出的层面的感觉——也就是说，一种可能性影响了感受。因此，看似简单的断言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因为它简要地表现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此间产生的驱动力。
译者做决定之前要经过两方面的判断：被选作品，以及该作品获得新语言形态后进入的所谓文学生命。译者越清楚自己的目标，就越会仔细考量自己的行动，牢记一种语言中现存的一切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情境，它会持续接受哪怕最琐碎的人类行为改造。当下的天平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摇摆，往其中一方加入的每个小方块都至关重要。这一意志因素会让他陷入极大的困扰，导致翻译变成有意的行为。
——《杰弗斯：一次揭秘的尝试》
杰弗斯拓宽了诗歌的权力范围，同时对散文敬而远之。他从来没有草草写下任何小说，没有从事新闻报道，而且除了几次罕见的例外，也几乎没有写过评论文章。有一次被朋友逼着写，他还做了一份声明，在这里我将全文引用，因为它恰当地补充了我的论点：
我保证过要在这页纸上写下只言片语。当我考虑该写什么时，有许多话题出现了，但每个话题都应该通过诗句来表达，或者已经在相关诗句中表达过了，抑或对诗体而言太过琐碎，不堪其用。然而有人既写诗也写散文，都写得很精彩。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在写作上除外。在这里，因为工匠不专攻一项，所以作品是有所专攻的。领先于时代的埃德加·爱伦·坡阐述过这种趋势，说实际上不存在诗歌，只存在抒情诗。这一信念成了正统。亚瑟·西蒙斯已经把它说得够漂亮了；如今没人能像但丁一样把自己的世界写入诗作——他可以像巴尔扎克一样把它放进一系列长篇小说，但在一个过分复杂的世界中，诗只能谈论本质问题；它已经退回到了象牙塔中，“在那里歌唱，无视街头的种种声音”。显然，人想表达的，比能在象牙塔里歌唱的内容丰富，因此只要这个概念还存在，诗人就必须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别的容器。那些本可以填满诗句的内容流进了散文体小说、批评和哲学中。也许它们在那里更加自在，但这种外流可能会将诗歌变成对音乐的低劣模仿。将所有谷子存进一座谷仓自有其理由，这应该就是我作为散文作者唯一的一次亮相和最终的谢幕了。
杰弗斯对诗歌提出的要求，跟我在与诗友交谈时曾提出的一模一样。当然了，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我连杰弗斯这个人都不知道。我相信，要跳出“纯抒情诗”的粉笔圈非常艰难，在诗人的技艺和读者的品味里——哪怕是那些我们渴求的理想读者——天然存在着完全客观的障碍。因此，那些不能经由诗句表达的想法会将我推向散文；不止一次，我悲哀地证实了本世纪的读者已经彻底丧失了专注的习惯，而那是读懂诗歌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读者不断听人重复一个观点，即诗歌只是内心难言状态的反映，于是便不再习惯专注了。诗歌多么容易消隐无踪啊，但其中精练、浓缩的内容被作者冲淡，放进一篇文章中，却能得到广泛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