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的《麒麟》：
保禄有模有样地作了个揖：“见过乔公子。”阿难还了礼，亲切地拉住他的手：“什么公子不公子的，咱们差不多大，以后直接叫名字。”
评论：宝玉见秦钟
笑死😆
《月光狂想曲》，不如迈克尔·夏邦的另一本《犹太警察工会》，小说结构上模仿了杜拉斯，但总觉得学得不到位，讲了外公堪称波澜壮阔的一生，用“月光”作冷战隐喻，但除了一个固执且受苦的男人，我啥也没看出来，只占了故事一小半篇幅的外婆倒是更适合当主角，总体上看不出作者想表达什么，立意相当模糊
《世界电影理论思潮》
米高梅的路易斯·梅耶以其无上的权威被称为“好莱坞酋长”，当他去世之时，很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不是为了表示敬意，而是想看看他是否真的死了。😆
厌倦的本质是对区分事物的冷漠。
不是说他们精神迟钝，就像那些精神麻痹症患者，而是事物间的区别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紧随其后的事物本身，让他们觉得毫无意义。对厌世者来说，它们一律是单调、灰暗的，没有必要偏爱哪一个。这种心态乃是对一种彻底的货币经济的精确的主观反映，因为金钱取代了事物的多样性，并以“多少(钱)”(这种量的差异)来表现事物的所有质的区别。就金钱(它拥有单调划一的品质)能够成为所有价值的一个公分母而言，它成了可怕的削平器——以一种无从补偿的方式，挖空事物的核心、特色、特殊价值、独特性和不可比性。它们以同样的比重流淌在永不止息的金钱长河里。它们都停留在同样的水平面上，唯一可以区别的是它们的数额……通过否定对大都市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作出回应,心灵显示了它们适应这些东西的最后可能性。
——《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
罗杰疑案
好家伙，原来还是大侦探波洛系列啊
《密室收藏家》
第一个案子读到第二章就感觉智商不够用了 
我方向感特别差，需要画个建筑图才能理解角色的行动轨迹
“公民”一词的词源“civil”来自拉丁语“civitas”，“公民”原本是指“住在civitas里的人”，而“civitas”的意思是四周环绕着城墙的城市。在生死存亡的时刻，紧闭城门就能阻挡敌人和住在城外的农民。因此在古典时代，公民指的是以civitas为政治单位的、从属于城邦的公民。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
正如国际社会是公民社会外部的法外之地，家庭则是公民社会外部的另一个法外之地。公权力对于家庭内部的介入意味着家庭成员被还原为个人，可以适用于公民社会的法律。在这之后，婚内强奸、家庭暴力、虐待儿童才第一次被看作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在这之前，妻子和儿童都未被看作“人”，更不用谈保障他们的“人权”。
所谓“homosocial”指的是男性之间的联系纽带，它通过抑制对同性的性欲望（恐同）将男性之间的关系非性化，并且在强制异性恋秩序中通过将女性看作男性的性对象（厌女）来配置性别关系。这样一来，女性在制度上被排除在homosocial的集体之外，而只能通过从属于某一个男性进入homosocial的集体。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早在资源分配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存在差别了，所谓遵循规则的公正交涉实际上只会使初期的差别进一步扩大。(Sen,1990)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所谓公正就只是一种隐藏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吗？
倘若恐怖主义企图颠覆政权，则会被称为“武装政变”。要是它追求的是民族独立，则会被叫作“解放斗争”。而如果统治权力没有正统性的话，就会被叫作“抵抗运动”。总之，这些都是从当事者的角度给出的定义，都主张自身为了对抗而施行的暴力是具有正统性的。
联合赤军事件不单单是一场发生在浅间山庄的挟持人质与对峙枪击事件，那之后还发生了集体私刑处决事件，给那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如果我也在现场的话会怎么样？也许会是杀人一方，也许是被杀一方。这种想象力穿透了那阴暗的沟渠，让许多站在那里的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而我也不例外。
永田杀害了一位戴耳环的女人，为什么？因为那是她自己。永田又杀死了一位怀孕的女人，为什么？因为那也是她自己。
“你如何看待你的行为？”面对她的提问，冈本说道：“我是革命战士，战士就是要绝对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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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服从命令不就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放弃了自己对行为合理性的思考
记得在漫威漫画Earth X里，美队也提到过，“士兵们并不是真的被允许去战斗的，我们被给予了向敌人射击的自由、死亡的自由，但没有被给予战斗的自由，那么多士兵不被允许去思考，只能执行命令。”
服从命令便是剥夺思考，奥斯维集中营的看守也只是服从命令，当人被异化为机器时，正义和邪恶只有一线之隔
从临床经验上来说，丈夫对妻子的暴力、父母对孩子的暴力常常是这样的：施暴者将那些绝对无力还手的弱者逼迫到难以逃离的窘境，施暴时考虑周到，狡猾地绝不让他人发觉。而且这种暴力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一点，施暴者总会辩解那不过是“气头上”的一时冲动，但其实大多数都并非如此。
在家暴临床心理咨询中，没有人会建议受害者去进行反击。这是因为，他们如果能够反击，就不会成为受害者了。相反，专家给受害者提供的建议只有一个，那就是逃跑。社工以及咨询师的努力就是为那些无法逃离的受害者提供一个可以逃离的避难所。“逃跑”意味着让他们不再成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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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以前我也觉得应该反击，果然专业的事应该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所谓专业的人到底专不专业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家暴临床中我们可以发现，受害者很难将自己“定义”(identify)为受害者。当事人承认自己为受害者是他/她能改变当下现状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谁都无法援助不想要改变现状（“治疗”）的当事人。
因此从认同的理论来说，比起让当事人“作为受害者”，更准确地说是让他们“成为受害者”。与一般的观感不同，“成为受害者”并非承认自己的弱小，而是面对加害者伸张自己的正当性，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
为了未来的大义，现在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存在于革命运动之中的手段。其中不仅包括对世俗快乐的禁欲，还包括对女性的压榨、对弱者残酷的舍弃，还有暴力，以及无辜卷入的第三方的牺牲。
然而，对以性爱与家庭的日常生活为战场的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来说，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牺牲”之后就一定会有“明天的解放”。
公领域权力是“男性同盟”在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而私领域权力，则用来保障这个男性同盟正式成员的权利。塞吉维克定义下的“homosocial”（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有别于“homosexuality”（同性恋），是分析“heterosexual”（异性恋的）男性气质的强大武器。异性恋男性通过压抑男人之间的同性恋——homophobia（同性恋憎恶、恐同）——来建立彼此之间同一性的纽带(homosociality)。而“heterosexuality”（异性恋）则是指，男性彼此分配作为客体的女性的一种制度。
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纳粹集中营问题上，围绕着是否存在希特勒署名的“屠杀犹太人”命令书一事，展开了辩驳和反击。而在日本，关于原日军“慰安妇”问题也同样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日本版历史修正主义者们争论当时是否存在能够证明日军参与的命令书。这些历史修正主义者都是躲在文献史料的绝对主义背后、伪装成客观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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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还真拍了个电影出来，《万湖会议》
语言掩盖并粉饰了现实。如何称呼一个事件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当我们把“恶作剧”改称为“性骚扰”，把“色狼”改称为“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待现实的角度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战败后，日本建构起了一套以8月6日的原子弹爆炸为象征符号的全体国民的“苦难叙事”。而战后的女性也同样在那个刻有“母性”的“受害者叙事”中被免去了战争责任。将女性在“那场战争”中的身份由“受害者”替换成战争“共犯”的正是加纳和她的伙伴在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起的民间大后方史研究会，这可谓是向“常识”挑战的范式转换。
正如伍尔夫所说，如果女性连自己决定命运的参政权都不曾拥有，那么她们对这个集体而言只不过是“外人”，但即便如此，一旦战争失败，她们仍然得从属于这个战败的集体，背负同样的命运。
采访者：上野老师所说的“彰显阳刚之气的思想”，从这点来说这种对死亡做好心理准备的思想谱系是主流的想法。男性本身也许没有意识到，是吗？
上野：这就是所谓英雄主义的核心。所谓自我牺牲，说是为了家人、为了恋人而死，实际上才不是为了别人呢，只不过是为了自己所信奉的理念和思想而选择赴死罢了，它是一种终极动机。
“老年人”指的是谁呢？他们并不是那些“将死之人”，而是那些“今后也要好好生活的人”。所谓给予老年人生活上的帮助，并不是让他们能“好好地死去”，而是要帮助他们“更好地活下去”。
因为，在我之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女性学。“我的前方没有路，而在我走过的地方则出现了路。”说这种话是不是太自大了呢（笑）。当然，女性学并不是我一个人缔造出来的。我们那一辈人都是自己钻研女性学的。
就这样，一晃已经过了40年。而我也到了要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年纪。《日本女性主义》这个系列正是为了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
@JJSEP “成为受害者”并非承认自己的弱小，而是面对加害者伸张自己的正当性，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
“公民权”是获得的，“国籍”则是被授予的，前者是人为的概念，后者是自然的概念。因此，“公民权”与“国籍”在概念上有些许差别。当然，nationality也可以通过归化，也就是加入国籍而获得。在欧洲语言中“归化”(naturalize/naturaliser)还有“自然化”的含义，这也印证了上述内容。正是因为要隐藏从属与契约的人为性，国籍一定要被“自然化”。所谓“自然化”指的是，将原本人为的事物看作是自然的，因此它只不过是伪装成命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