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倦的本质是对区分事物的冷漠。
不是说他们精神迟钝,就像那些精神麻痹症患者,而是事物间的区别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紧随其后的事物本身,让他们觉得毫无意义。对厌世者来说,它们一律是单调、灰暗的,没有必要偏爱哪一个。这种心态乃是对一种彻底的货币经济的精确的主观反映,因为金钱取代了事物的多样性,并以“多少(钱)”(这种量的差异)来表现事物的所有质的区别。就金钱(它拥有单调划一的品质)能够成为所有价值的一个公分母而言,它成了可怕的削平器——以一种无从补偿的方式,挖空事物的核心、特色、特殊价值、独特性和不可比性。它们以同样的比重流淌在永不止息的金钱长河里。它们都停留在同样的水平面上,唯一可以区别的是它们的数额……通过否定对大都市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作出回应,心灵显示了它们适应这些东西的最后可能性。
——《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
语言掩盖并粉饰了现实。如何称呼一个事件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当我们把“恶作剧”改称为“性骚扰”,把“色狼”改称为“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待现实的角度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投身妇女运动的女性给20世纪90年代正为妇女运动奔波的女性的礼物。当你们烦恼的时候,当你们被横亘在面前的高墙拦住前进脚步的时候,当你们感到孤独的时候,这本书会成为你们的力量……
这些是女性向那些拥有成箱资料的女性的呼吁。无论搬过多少次家,壁橱的一角总会有一处用来放置这些资料。即便这些资料开始发黄变色,变得和破纸一样,也不能扔掉。因为这些就是我啊,曾参加妇女运动的女性的声音,也是我自己的呐喊啊。仅仅是这样的理由就让这里收集的“资料”存活了20年。
在这之前,如果妇女运动不仅仅是“资料”,也是以每个女性自己的生命轨迹存活下来的话,那该有多好啊。因为,只有当妇女运动不再仅仅是知识,也是一种生命轨迹的时候,它才会闪闪发光。
战败后,日本建构起了一套以8月6日的原子弹爆炸为象征符号的全体国民的“苦难叙事”。而战后的女性也同样在那个刻有“母性”的“受害者叙事”中被免去了战争责任。将女性在“那场战争”中的身份由“受害者”替换成战争“共犯”的正是加纳和她的伙伴在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起的民间大后方史研究会,这可谓是向“常识”挑战的范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