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可能没这么努力

尸体掉包这个案子
巧合也太多了吧！

“公民”一词的词源“civil”来自拉丁语“civitas”，“公民”原本是指“住在civitas里的人”，而“civitas”的意思是四周环绕着城墙的城市。在生死存亡的时刻，紧闭城门就能阻挡敌人和住在城外的农民。因此在古典时代，公民指的是以civitas为政治单位的、从属于城邦的公民。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

“公民权”首先是用于表示“国籍”——对民族国家的归属——的词语，而保障公民这一身份的权利的代理人(agent)正是国家

“公民权”是获得的，“国籍”则是被授予的，前者是人为的概念，后者是自然的概念。因此，“公民权”与“国籍”在概念上有些许差别。当然，nationality也可以通过归化，也就是加入国籍而获得。在欧洲语言中“归化”(naturalize/naturaliser)还有“自然化”的含义，这也印证了上述内容。正是因为要隐藏从属与契约的人为性，国籍一定要被“自然化”。所谓“自然化”指的是，将原本人为的事物看作是自然的，因此它只不过是伪装成命运而已。

正如国际社会是公民社会外部的法外之地，家庭则是公民社会外部的另一个法外之地。公权力对于家庭内部的介入意味着家庭成员被还原为个人，可以适用于公民社会的法律。在这之后，婚内强奸、家庭暴力、虐待儿童才第一次被看作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在这之前，妻子和儿童都未被看作“人”，更不用谈保障他们的“人权”。

所谓“homosocial”指的是男性之间的联系纽带，它通过抑制对同性的性欲望（恐同）将男性之间的关系非性化，并且在强制异性恋秩序中通过将女性看作男性的性对象（厌女）来配置性别关系。这样一来，女性在制度上被排除在homosocial的集体之外，而只能通过从属于某一个男性进入homosocial的集体。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早在资源分配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存在差别了，所谓遵循规则的公正交涉实际上只会使初期的差别进一步扩大。(Sen,1990)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所谓公正就只是一种隐藏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吗？

倘若恐怖主义企图颠覆政权，则会被称为“武装政变”。要是它追求的是民族独立，则会被叫作“解放斗争”。而如果统治权力没有正统性的话，就会被叫作“抵抗运动”。总之，这些都是从当事者的角度给出的定义，都主张自身为了对抗而施行的暴力是具有正统性的。

联合赤军事件不单单是一场发生在浅间山庄的挟持人质与对峙枪击事件，那之后还发生了集体私刑处决事件，给那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如果我也在现场的话会怎么样？也许会是杀人一方，也许是被杀一方。这种想象力穿透了那阴暗的沟渠，让许多站在那里的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而我也不例外。

永田杀害了一位戴耳环的女人，为什么？因为那是她自己。永田又杀死了一位怀孕的女人，为什么？因为那也是她自己。

“你如何看待你的行为？”面对她的提问，冈本说道：“我是革命战士，战士就是要绝对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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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服从命令不就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放弃了自己对行为合理性的思考
记得在漫威漫画Earth X里，美队也提到过，“士兵们并不是真的被允许去战斗的，我们被给予了向敌人射击的自由、死亡的自由，但没有被给予战斗的自由，那么多士兵不被允许去思考，只能执行命令。”
服从命令便是剥夺思考，奥斯维集中营的看守也只是服从命令，当人被异化为机器时，正义和邪恶只有一线之隔

从临床经验上来说，丈夫对妻子的暴力、父母对孩子的暴力常常是这样的：施暴者将那些绝对无力还手的弱者逼迫到难以逃离的窘境，施暴时考虑周到，狡猾地绝不让他人发觉。而且这种暴力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一点，施暴者总会辩解那不过是“气头上”的一时冲动，但其实大多数都并非如此。

在家暴临床心理咨询中，没有人会建议受害者去进行反击。这是因为，他们如果能够反击，就不会成为受害者了。相反，专家给受害者提供的建议只有一个，那就是逃跑。社工以及咨询师的努力就是为那些无法逃离的受害者提供一个可以逃离的避难所。“逃跑”意味着让他们不再成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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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以前我也觉得应该反击，果然专业的事应该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所谓专业的人到底专不专业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家暴临床中我们可以发现，受害者很难将自己“定义”(identify)为受害者。当事人承认自己为受害者是他/她能改变当下现状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谁都无法援助不想要改变现状（“治疗”）的当事人。
因此从认同的理论来说，比起让当事人“作为受害者”，更准确地说是让他们“成为受害者”。与一般的观感不同，“成为受害者”并非承认自己的弱小，而是面对加害者伸张自己的正当性，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

为了未来的大义，现在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存在于革命运动之中的手段。其中不仅包括对世俗快乐的禁欲，还包括对女性的压榨、对弱者残酷的舍弃，还有暴力，以及无辜卷入的第三方的牺牲。
然而，对以性爱与家庭的日常生活为战场的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来说，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牺牲”之后就一定会有“明天的解放”。

公领域权力是“男性同盟”在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而私领域权力，则用来保障这个男性同盟正式成员的权利。塞吉维克定义下的“homosocial”（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有别于“homosexuality”（同性恋），是分析“heterosexual”（异性恋的）男性气质的强大武器。异性恋男性通过压抑男人之间的同性恋——homophobia（同性恋憎恶、恐同）——来建立彼此之间同一性的纽带(homosociality)。而“heterosexuality”（异性恋）则是指，男性彼此分配作为客体的女性的一种制度。

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纳粹集中营问题上，围绕着是否存在希特勒署名的“屠杀犹太人”命令书一事，展开了辩驳和反击。而在日本，关于原日军“慰安妇”问题也同样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日本版历史修正主义者们争论当时是否存在能够证明日军参与的命令书。这些历史修正主义者都是躲在文献史料的绝对主义背后、伪装成客观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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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还真拍了个电影出来，《万湖会议》

语言掩盖并粉饰了现实。如何称呼一个事件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当我们把“恶作剧”改称为“性骚扰”，把“色狼”改称为“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待现实的角度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战败后，日本建构起了一套以8月6日的原子弹爆炸为象征符号的全体国民的“苦难叙事”。而战后的女性也同样在那个刻有“母性”的“受害者叙事”中被免去了战争责任。将女性在“那场战争”中的身份由“受害者”替换成战争“共犯”的正是加纳和她的伙伴在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起的民间大后方史研究会，这可谓是向“常识”挑战的范式转换。

正如伍尔夫所说，如果女性连自己决定命运的参政权都不曾拥有，那么她们对这个集体而言只不过是“外人”，但即便如此，一旦战争失败，她们仍然得从属于这个战败的集体，背负同样的命运。

读《鱼翅与花椒》，看上世纪末四川人民的生活，虽是个外国姑娘写的书，读起来却有种在夏初时候躺在树荫底下睡懒觉的舒坦感，一股子生活劲儿

一进门，我们午饭的主要食材还在屋子的角落里吃着莴笋叶子，小嘴儿快速地动着，可爱极了。下面的文字节选自我的日记，是那天在厨房旁观的时候写下的：
兔兔之死
打兔头，使其晕厥。
将后腿绑好，倒挂。
割喉。
立刻剥皮。
拿切肉刀使劲砍成小块。
(……)
从活物到上桌不到十分钟。

对于冯锐和中国数不清的历史人物来说，食物带来的愉悦让他们在人生与事业遭受挫折时找到了一处避难所。那些被放逐的、流亡在外的失意之人，能从吃食中找到慰藉；生活是苦的，食物却能带来一丝暂时的甜。在一个政治动荡的社会，个人的命运由专制的帝国君主或伟大领袖决定；事业、名声可能因为某人的心血来潮就毁于一旦。在这样的环境中，食物是很安全的享受，你可以毫无恐惧地在其中放松自己。
（作者一定想不到，如今连菜都买不到安全的了）

在一个外国人眼里，中国式灵魂和祖先概念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和尘世非常相近。中国的神仙在天上也建立着官僚机构，考量凡人的请愿，接受礼物和贿赂，跟地上那些官员没什么两样（和之前死去的帝国时代官员也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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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你懂得太多了!

我被一个特别开朗热情的美食作家带到阿一在铜锣湾的富临酒家。这位作家是我一位导师的老朋友，我们就叫他“美食先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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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食先生是蔡澜呀，感觉突破了次元壁

刘伟之和三三让我发现了湖南文化温柔的一面。他们结交的朋友大多是作家、艺术家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怀念已然失落的中国文人墨客之道。他们平时都是努力工作、紧跟科技进步的人，但晚上常常聚在一起喝茶习字、听中国古典音乐。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石头森林里，他们努力寻找和创建了一个充满美好与静谧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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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有些东西只能局内人才能体会到，“失落的中国文人墨客之道”，我嘴角挤出一个讥讽的笑

“非典”的阴影开始笼罩在湖南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场酒店的门口总会突然跳出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拿着个枪一样的东西给我测体温。全城像闹“文革”一样贴满了海报，但警告的不是小心“走资派”，而是要警惕咳嗽和发烧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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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特么是一点都没变

《马奈》（后浪版）
不错的人物小传和作品介绍，可以结合《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一起阅读。
旧世界随他而终，新世界因他而起。马奈同时代最具才智的画家德加明白这一点，他离开马奈安息的帕西的小墓园时说：“他比我们认为的更伟大。”

1859年，乔治·桑发表小说《她和他》。尽管缪塞两年前已经去世，但乔治·桑对他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利用小说进行报复。小说中关于缪塞的评价着实不高。可以说乔治·桑没有像缪塞在《世纪之子的忏悔》(1836)中表现得那般大度。缪塞的弟弟保罗·德·缪塞难以忍受对亡兄的这番侮辱，创作出《他和她》予以回击，竭力想证明错误全在乔治·桑一边。各大报纸纷纷表明立场，整个文学界也跟着沸腾起来，大家纷纷用文章或证据表明自己支持一方或另一方。
柯莱的反应又是怎样的？那一年，她也在《他》中表明对事情的看法。在这本小说中，福楼拜和缪塞分别以莱昂斯和阿尔贝·德·兰塞尔的面貌出现。而柯莱化身为斯特凡妮·德·罗斯坦。小说虽然很畅销，但遭到众人谴责。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乔治·桑，她猛烈抨击这部“便桶”式的小说,而实际上她才是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福楼拜的旧友迪康在回忆录中用厌恶的笔调对小说中的要素进行了一番分析：“他，指的就是缪塞，她一直在试图抗拒，因为她想对心爱的莱昂斯保持忠诚；莱昂斯，指的就是福楼拜。啊！我知道这个故事我已经受够了这件事，它简直让我感到恶心。”
其他人却都以此为乐。据说有个叫莱斯居尔的人曾准备写一部名为《他们和她们》的小说来支持缪塞的弟弟保罗。多尔维利不无讽刺地建议大家写一部巨著《大家一起来》，还有一个爱开玩笑的专栏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取名为《一潭浑水》。

拉马丁老了，一次迪康应邀到他的沙龙参加朗诵会，他如此描述拉马丁：他思维不正常，脑袋遭过雷劈
🤣笑死我了

无论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共和国、法兰西帝国，还是第二共和国时期，雨果在任何政体下都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和他相比，毕达哥拉斯(宣扬灵魂转世说）简直只能算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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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骂！

夏多布里昂高兴的时候，还会慷慨地朗诵一段他的《墓畔回忆录》入土之前的回忆录。因为人们见到他时不禁会暗自思忖：他不是早就死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塞谬背叛雨果是因为受不了雨果每周都要率领他的信徒在大清早爬一次巴黎圣母院hhhhhhhhh

@JJSEP “成为受害者”并非承认自己的弱小，而是面对加害者伸张自己的正当性，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