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

大约在9岁的时候，我决定不相信任何事情，因为这样做很方便。我开始把每句话都倒过来，看看反过来是否也成立。它已经成为一种我自己都没怎么注意到的下意识的习惯。一旦你在想法中加入了“不”，就会出现一系列其他可能性——尤其是戏剧，一切皆可假设。当我开始成为一名老师时，我就很自然地反转我老师所教的一切传统。我让演员们做鬼脸、互相侮辱、闭着眼跳、大喊大叫以及变着花样地去胡闹。自然得就像我身后有一整套关于即兴教学的传统一样。在普通的教育中，一切都是为了抑制自发性，但是我想去发展它。

瘸子

我曾为一个电视节目拍了一部两分钟的影片。一镜到底，一刀未剪。每个人看到它都大笑不止，有人在剪辑室的地板上笑到打滚。等缓过神儿来，他们会说：“不行，不行，它很有趣，但我们不能播这个！”
影片中有三个残疾但快乐的瘸子，他们抱在一起跳着。镜头摇了摇，可以看到他们正藏在墙后，等待一个正常人靠近。当有人过来时，瘸子们就跳上去，用长气球可劲地捶他。直到那人跟他们一样残了，他们就把他扶起来，同他握手，四个人一起等待下一个人。

疯丫头

我曾经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关系不错，她和别人在一起时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但和我在一起时，她就相对正常了。我对待她就像对待面具一样（参见第五章“面具”部分）。也就是说，我很温柔，没有试图把我的现实强加给她。有一件事让我很震惊，那就是她对别人的洞察力——她简直是一个身体语言专家。她从别人的动作和体态中读出的事情，我后来发现都是对的，虽然当时暑期课程只是刚开始，而且大家之前都没见过面。
我现在还记得她，是因为她和一位温柔的、慈母般的老师有过一次交流。我当时不得不离开几分钟，就把我的手表给了她，告诉她看着它就知道我离开不过一小会儿，而且学校的老师会照顾她。我们当时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那孩子刚刚在那儿看到了上帝），老师摘了一朵花，说：“看看这朵漂亮的花，贝蒂。”
贝蒂朝气蓬勃地说：“所有的花都很漂亮。”
“啊，”老师否定道，“但这朵花尤其漂亮。”
贝蒂尖叫着在地上打滚，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呐喊：“你没有看到吗？你没有看到吗！”
这位老师在以最温柔的方式施以暴力。她坚持进行区分和挑选。事实上，坚持认为某一朵花是整个花园里最漂亮的一朵，这本身就很疯狂。但老师这么做是被允许的，正常人不会认为这是暴力。大人们期望用这种方式来扭曲孩子的每一种认知。从那以后，我经常注意到这类事情，是这位疯丫头让我开了眼。

其他人似乎不了解我的问题。所有的老师都只关心我是不是一个“成功者”。我想拥有像加里·库珀那样的站姿，想要自信，想知道如何在汤凉了的时候把它退掉，同时不让服务员破口大骂。比起入学前，离开学校时，我的体态差了、声音差了、行动差了，自发性也少了许多。教育会产生负面影响吗？

智力

我试图抵制学校教育，但我接受了一个想法，即智力是我最重要的部分。每件事我都力求展现聪明。在我的兴趣与学校学科一致的领域，其造成的损害最大：比如写作（我写了又改，失去了所有的流畅性）。我忘记了灵感不是智力上的，你不必力求完美。最后，我因害怕失败而不愿尝试任何事，因为第一个想法永远不够好。每件事都须经纠错，使之符合要求。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这个魔咒解除了。我看了杜辅仁科（Dovzhenko）的《大地》（Earth，1930），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电影，但它却让我陷入了一种既兴奋又困惑的状态。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主角瓦西里在暮色中独自行走。我们知道他身陷危险，他刚刚一直在安慰他那吓坏了的妻子。镜头在水面的雾气里诡异地移动，马沉默地伸长脖子，谷垛高耸入昏暗的天空。接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农民并排躺着，男人把手伸进女人的上衣里一动不动，呆呆地望着暮色，脸上挂着傻里傻气的微笑。瓦西里穿着一身黑，步行穿过夏加尔村，团团尘土在脚边卷起，黑影在洒满月光的路上移动，和农民们一样，他心里充满了狂喜。他走啊走，镜头切啊切，直到他走出画面。然后镜头向后移动，我们看到他停了下来。他走了很远很远，这个画面太美了，它与我曾在黄昏中独处的经历联结在一起——仿佛与世界遥遥相对。然后瓦西里又走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开始跳舞。他跳得很好，像是在感恩一样。尘土绕着他的脚打转，他就像一个印度神，像湿婆——随着他独自在尘土中跳舞，我身上的某种东西被打开了。刹那间我懂了，以智力来评价人太疯狂了，正如农民看向夜空所感觉到的可能比我还多，正如跳舞的人可能比我更优秀——我语言不行，也不会跳舞。从那以后，我注意到很多聪明的人都很拧巴，我开始以其行为评价人，而不是他们的想法。

孩子们写东西的质量更是让我震惊。我之前接受训练时从未见过任何儿童写作的例子；我还以为这些作品是恶作剧（一定是我的某位同事偷偷夹了一本现代诗的书在里面！）。到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作品来自“不可教的”10岁孩子。

斯特林的“无为”（non-interference）在我应用它的每个领域都卓有成效，比如钢琴教学。我曾与作曲家马克·威尔金森（Marc Wilkinson）合作过（他后来成了英国国家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的录音机与我的打字机起着相同的作用。他很快就收集了一套像孩子写的诗一样令人吃惊的磁带。我挨个问老师他们最不能忍的孩子是谁，然后把这群孩子召集起来。虽然每个人都对这样的挑选方法感到奇怪，但结果证明这个团队很有天赋，而且学习速度惊人。20分钟后，一个男孩敲出了不和谐的进行曲，其他人喊道：“这是周六电影里的日本士兵！”确实如此。我们发明了很多游戏，比如一个孩子发出水的声音，另一个把“鱼”放进去。有时，我们让他们闭上眼睛去感受物体，演出那个物体的感觉，其他人来猜。其他老师都被这些“愚钝”的孩子所表现出的热情和才华震惊到了。

（贝克特曾经写信给我说：“舞台是一个能够最大程度进行语言表达和有形［corporeal］表达的地方。”“有形”这个词真让我欣喜）。

一觉醒来，你知道自己将在12个小时后登台，而且无法确保成功，这确实很怪。一整天，你都能感觉到自己思想的某些部分在积蓄力量，如果运气好，能量不会中断，观众和演员完全理解彼此，高亢的感觉能持续好几天。运气不好的话，每个人的眼里都露出丝丝寒意，你时刻在开小差。演员们再也无法真看或真听了——他们厌烦了，每一个场景都想吐。即使观众对这种新鲜玩意儿很满意，你也会觉得自己在欺骗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一种模式就形成了，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场表演都变得越来越好，直到观众像一头巨兽，在地上翻滚着让你挠痒痒。然后你被傲慢吞噬，你失去了谦卑，你渴望被爱，你变成了西西弗斯。所有的喜剧演员都了解这种感受。

当我遇到一群新学生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坐在地板上。我处于低姿态，跟学生解释说如果他们失败了，就应该怪我。然后他们大笑，放松了下来。我又解释说，显然他们就应该怪我，因为我应该是个专家；如果我给出了错误的素材，他们就会失败；如果我给出了正确的素材，他们就会成功。我的肢体处于低姿态，但我实际的姿态在上升，因为只有一个非常自信又有经验的人才会把失败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时，他们几乎都要从椅子上滑下来了，因为他们不想比我高。我已经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团体，失败突然不再那么可怕。当然，他们也想考验我；但当他们失败的时候，我真的会向他们道歉，让他们对我有耐心，解释我并不完美。我的方法奏效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多数学生都会成功，但他们不再执着去赢。常见的师生关系消失了。
教小孩子的时候，我会训练自己在团体中与他们保持眼神接触。我发现这对于与他们建立“平等”的关系来说至关重要。我见过很多老师把目光只集中在几个学生身上，这确实影响了团体的氛围。某些学生得到了老师的关注，另一些人就会觉得自己被孤立了，或者觉得自己没那么有趣，感到自己很“失败”。
我也训练自己尽可能直接地做出积极的评论。我会用“很好”代替“够了”。我确实听过有老师在介绍练习的时候说：“好吧，让我们看看接下来谁会输。”有些老师从学生的失败中获得安慰。我们一定都遇见过这样的老师：老师会在学生犯错时露出得意的微笑。如此态度不利于在团体中营造良好、温暖的感觉。

1964年，当我读到沃尔普（Wolpe）治疗恐惧症的著作时，我清晰地看到了斯特林的想法与我发展它们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沃尔普先让他的恐惧症病人放松，然后给他们呈现所恐惧之物的非常模糊的状态。他可能会要求害怕鸟的人想象一只鸟，但这只鸟远在澳大利亚。意象出现的同时，病人放松了，持续地放松（如果无法持续，或者病人开始颤抖、冒汗等，他就会要求病人呈现一些不那么吓人的意象）。放松与焦虑是不相容的；在大多数个案中，通过保持这种放松状态，并逐渐呈现接近恐惧症核心的意象，这种恐惧状态很快就会消失。沃尔普教他的病人放松，但很快，其他的心理学家开始使用喷妥撒来帮助病人放松。然而，病人必须自己有放松的意图才行（用肌肉松弛剂是种折磨！）。

例如，许多学生开始即兴表演一个场景时会有气无力的。他们病恹恹的，缺乏朝气。这是学会了玩同情游戏。无论问题有多简单，他们用的都是同样的老把戏——示弱。这种策略是为了让旁观者在他们“失败”的时候同情他们，如果他们“赢了”，这种策略会带来更大的回报。事实上，这种沮丧之态几乎注定了失败，也让每个人都受够了。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这种态度可能奏效，但没有人会同情一个采取这种态度的成年人。都是成年人了，他们还这样做。一旦他们嘲笑自己，明白这种态度徒劳无益，那些“生病”的学生就会突然“健康”起来。团体的态度可能会立即改变。
另一个常见的策略是预判问题，并提前准备解决方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这么做——可能始于他们学习阅读之时。预测哪一段轮到你，并开始分析它。这就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它会阻碍你向同学学习；二是你很有可能会算错，要读另一段时，你就慌了。）
直到我向他们展示出来，大多数学生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技巧有多么低效。不幸的是，他们当真觉得老师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我还解释了一些诸如坐在最后一排的策略，以及它是如何把你和团体隔离开来的，还有一些防止全情投入的身体姿势（比如让你保持“超然”和“客观”的“点评”姿势）。
作为承担失败责任的交换，我要求学生为自己建立一种能尽快学习的方式。我教的是自发性，因此我告诉他们，不必试图控制未来，或者想“赢”；清空大脑，只需看着。当轮到他们参加的时候，做该做的就行，然后瞧瞧会发生什么。正是这种不执着、不控制未来的决定，让学生产生了自发性。

如果我在和3岁儿子玩的时候，猛拍他一下，他就会看着我，寻找将这种感觉转换为温馨还是痛苦的信号。一个非常温柔但让他觉察很“严肃”的拍打会让他痛苦地嚎叫；一个狠狠的“闹着玩”的耳光可能让他发笑。当我想工作，他却想让我继续玩时，他会发出强烈的“我在玩”的信号，试图把我拉回他的游戏中。所有人都是这样相互沟通的，但大多数老师都不敢给学生发出“我在玩”的信号。只要他们愿意这么做，他们的工作就将成为一种持续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