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版本的《爱丽尔》——作者是我母亲西尔维娅·普拉斯——严格遵照她最后留下的手稿顺序……我的母亲于1963年2月11日自杀时，在书桌上留下一个黑色的弹簧活页夹，里面是四十首诗作的手稿。她最后一次给手稿排序可能是在1962年11月中旬。写于那月14日的《死亡合资公司》是她收录目录中的最后一首诗。此外，她在去世前又写了十九首诗，其中六首是在我们于12月12日从德文郡搬家至伦敦之前完成的，另十三首写于她生命中的最后八周。这些诗和上述手稿一起，被留在她的书桌上。”
以上是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女儿，诗人、画家弗丽达·休斯为2004年出版的《爱丽尔》（Ariel: the Restored Edition.Harper Perennial, 2004）所做的版本介绍，这个附有普拉斯手稿与部分打字稿的“修复版”也是此次中译版的底本。
——【译后记】
《爱丽尔》中的词语持续“惊悦”着我，一次次为我体会到的越来越寥廓的黑暗增添脚注，同时又托举着我，使我不致被吞噬。一如弗丽达所言：“它们是非此世、使人不安的风景之诗……她将每一段情感经历都当作一块可以拼接起来制成华服的原材料，没有浪费她所感受到的任何东西，在她能控制那些暴雨雷霆的情感时，她能够集中和引导令人难以置信的诗艺能量……如她一般不稳定地处在反复无常的情绪和悬崖边缘之间。全部的艺术就在于不要坠落。”
2013年8月的一个傍晚，我来到伦敦摄政公园，站在月见香山查考特广场三号门前。那是一栋墙壁漆成粉紫色、立柱和门窗雪白的三层小楼，一眼就可以看见英国遗产署颁发的那块圆形蓝色纪念匾：“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诗人，1960-1961年间住在此地”。门口的铁栅栏已经坏了，庭院里杂草丛生，几丛月桂树叶遮挡了视野，还有深粉色和黄色的小花在栽倒的花盆里兀自生长。我正在纳闷这栋房子是否还有人居住，一个消瘦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把自行车停在了门前，原来他是三楼的现任房客。他告诉我，一楼二楼的房客都举家旅行去了，房东常年不在，他又不擅园艺，院子就变成了草庵。“我得做点什么。”他自嘲地抓着后脑。看着那倾颓的栅栏、蔓生的荒草，我想起2000年遗产署准备在此安设诗人纪念匾时，许多人曾强烈反对，要求将之移去五分钟步程开外的菲茨罗伊路二十三号，甚至当街拦下弗丽达，告诉她必须把纪念匾搬去菲茨罗伊路的理由：“因为那是她死去的地方”。弗丽达对此的回应是：“我们已经有墓碑了，我们不需要另一座。”
说得真好。
2017年7月初，我与爱尔兰诗人朋友哈利·克里夫顿一起，驱车前往特德·休斯出生的英国西约克郡乡村海普斯顿霍尔。在诸多徒劳的迷路和问询之后，我们终于站在了荒草及膝、墓基轻微开裂的普拉斯墓前。那是一座新墓园，隔壁的教堂墓地正举行社区摇滚节，对自己的美貌毫不在意的少女们盘腿背靠着墓石咀嚼三明治，小孩子们叉开腿骑在一座座雕着天使的石棺上……休斯的家人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未能接受这个因自杀而让休斯背上终身骂名的媳妇，将她迁出了家族墓地（休斯本人已于1998年去世）；而她的部分读者则至今未能原谅休斯，仍从世界各地涌来，一再从她的墓碑上用刀片刮去他的名字（上面刻着他为她选的墓志，出自《西游记》的句子）——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文化偶像崇拜的方式了，就像她自杀后迅速围绕她兴起的造神运动一样荒唐。弗丽达明白这一点，真正懂得她诗歌珍贵之处的读者也明白这一点。只有死者有权谅解生者，而有权宽恕死者的，在神之外，唯有诗歌本身。
这个新版的《爱丽尔》中译本是完全遵照普拉斯生前意愿进行排序的——全书的第一个词是“爱”（《晨歌》），最后一个词是“春天”（《过冬》）。
关于收录这本诗集里的那些作品，诗人在1962年给BBC的一则广播稿中是这么描述的：“我的这些新诗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写于凌晨四点左右——那个寂静，幽蓝，几乎是永恒的鸡鸣前的时辰，婴儿啼哭前的时辰，送奶工在安置奶瓶时发出玻璃乐音以前的时辰。如果它们还有其他什么共同点，或许就在于它们是为耳朵所写的，而不是眼睛：它们是读着写出的。”也是在凌晨四点，在那个水管都冻上的、“伦敦一百年来最冷的”2月，诗人把头伸进了幽蓝的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