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荷兰】诺伦·格尔茨
虚无主义（nihilism），就像“时间”（根据奥古斯丁）或“色情作品”（根据美国最高法院）那样，是这样一种概念：我们全都非常确定自己知道它们的意思，除非有人要我们给它们下定义。Nihil意味着“虚无”（nothing），-ism意味着“意识形态”（ideology）。但当我们尝试把这两个术语合并时，合并的结果似乎立即拒绝了它自身，因为虚无主义是“关于虚无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nothing）。这一观念看上去是无意义的，除了意味着某人“相信虚 无”，实在没有更多的作用：相信某物意味着存在某种可 以被相信的东西，但是如果某物只是虚无，那么就不存在 被相信的东西，那么相信虚无就是一种自我反驳的观念。
——「第一章 为什么“一切都无所谓”有所谓？」
「第三章 虚无主义（不）是什么？」
如果说乐观主义指抱有希望，那么悲观主义就是指不抱有希望。一个悲观主义者会说：“有什么意义？”悲观主义通常与“玻璃杯有一半是空的”这样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相关联。但是由于玻璃杯只有一半是空的，这种情况对一个悲观主义者来说仍然是有希望的。一个可能更恰当的情境是，如果一个悲观主义者掉进井里，有人提出要救他，他很可能会如此回应：“为什么要花这个力气？在井里，在井外，我们同样会死去。”换句话说，悲观主义是黑暗的和令人沮丧的。但悲观主义不是虚无主义。
在古希腊，犬儒主义者就是像狗那样活着的人（希腊语kynikos指的是“像狗一样”），或更准确地说，就是根据犬儒主义哲学生活的人。这种哲学强调保持自然本性的真实，反对迎合他们所谓的社会的虚伪。今天，犬儒主义者类似于那种鄙视社会、认为其虚伪的人。他们之所以鄙视社会，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是不自然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组成社会的人是虚伪的。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就是假设人的至恶，就是认为道德只是一种伪装，就是去推测那些看上去在帮助他人的人，实际上只是在帮助他自己。只相信自我利益的犬儒主义者让别人觉得他什么都不相信。与此相应，犬儒主义让人觉得就是虚无主义。但犬儒主义不是虚无主义。
就像悲观主义一样，犬儒主义与否定性相关。但悲观主义是关于绝望，关于生命面对死亡的无力感，犬儒主义则更多的是关于蔑视而非绝望。犬儒主义者不会说生命是毫无意义的，而只会说人们关于生命的主张是毫无意义的。犬儒主义者甚至会享受生活。他们喜欢嘲弄那些鼓吹利他主义存在的人，尤其是那些标榜克己奉公的政客。对于我们应该尝试多看看人好的一面的想法，只会让他们感到可笑。
悲观主义者并非虚无主义者，因为悲观主义者拥抱而非逃避绝望。犬儒主义者并非虚无主义者，因为犬儒主义者拥抱而非逃避谎言。逃避绝望的关键在于愿意相信人们可以与人为善，善有善报，即使我们无法亲历所谓的“善 报”。但是对犬儒主义者来说，这样一种相信的意愿，就是天真、轻信和甘愿受人玩弄的意愿。犬儒主义者嘲笑这样的信念，不是因为犬儒主义者早已宣称这样的信仰必定为假，而是因为犬儒主义者意识到那些宣称这样的信仰必定为真的人们所代表的危险。
怀疑论者在做判断之前要等待证据。与之不同，犬儒主义者不相信证据，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人能够提供客观的证据。比起冒受欺骗的危险，犬儒主义者更喜欢保持怀疑一切的态度，因此会把那些甘冒如此风险的人视为易受愚弄者。于是，犬儒主义者能够通过激发他人为其不够犬儒主义而辩护来揭示他们的虚无主义，就像悲观主义者通过激发他人为其不够悲观主义而辩护来揭示他们的虚无主义。
犬儒主义者的启发能力的最好例证，或许莫过于柏拉图《国家篇》的开头，色拉叙马霍斯和苏格拉底之间的那场辩论。色拉叙马霍斯一登场就嘲笑苏格拉底不断质疑他人对正义定义的举动，然后要求为给出正义的真正定义得到报酬。这一要求得到满足后，色拉叙马霍斯把正义定义为强者为鱼肉弱者而发明的伎俩，定义为强者攫取权力的手段，即向社会灌输服从就是正义的观念。色拉叙马霍斯进一步指出，人们只要有可能就会做非正义的事情，除非他们太害怕被抓和惩罚。他于是得出结论，非正义要好于正义。
当苏格拉底尝试通过把政治领袖比作医生、比作那些拥有力量却不滥用力量的人来驳斥上述定义时，色拉叙马霍斯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接受这种拒绝，而是拒绝苏格拉底的拒绝。色拉叙马霍斯指控苏格拉底太天真，就像一只绵羊，居然认为牧羊人保护和喂养绵羊是因为天性为善，而不是为了宰杀才把它们喂肥的。苏格拉底一直没能驳倒色拉叙马霍斯，而色拉叙马霍斯的犬儒主义也确实更令人信服，以至于苏格拉底在《国家篇》的剩余部分都在尝试证明正义好于非正义。他通过非正义带给灵魂的影响做出形而上学式的断言，来拒绝非正义之人的明显成功。于是，苏格拉底只能通过相信一个不可见世界的存在来抵抗可见世界里的犬儒主义。他认为比起可见世界，那个不可见世界更为真实。换句话说，正是色拉叙马霍斯的犬儒主义迫使苏格拉底显露了他的虚无主义。
我们可以发现虚无主义实际上与理想主义而非犬儒主义更接近。犬儒主义者自诩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行为而非动机，关注的是人们做了什么而非希望实现什么。他们牢记过去那些被抛弃的承诺，是为了避免轻信那些目前还未被抛弃的承诺。与此不同，理想主义者拒绝犬儒主义那种无望的否定。通过聚焦于动机、希望和未来，理想主义者能够提供积极的愿景以抵御犬儒的否定性。但在拒绝犬儒主义的同时，理想主义不也拒绝了现实吗？
正如我们在苏格拉底那里看到的，理想主义者难以挑战犬儒主义者的现实观，只能被迫建构一个替代性的现实，一个观念的现实。这些观念或许可以形成一个关于现实且逻辑连贯的故事，但绝对无法保证这些观念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由于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应该怎样，他们变得越来越不考虑现实究竟是什么样。比起犬儒主义者的反乌托邦观点，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观点或许更具竞争力。但是反乌托邦观点至少关注了此岸世界，而根据乌托邦这个词的定义，其所关注的是并不存在的世界。于是乎，用主张彼岸世界的理想主义来拒绝关注此岸世界的犬儒主义，显然是涉入了虚无主义。
无动于衷者不在乎。但是，不在乎不等于什么都不在乎。无动于衷者没有感受（feels nothing）。但虚无主义者有感受。虚无主义者所感受到的东西，恰恰就是无所谓（nothing）本身。而且，正是因为虚无主义者有如此强烈 的感受，尤其是对“无所谓”的事物，虚无主义者不是也不可能是无动于衷者。虚无主义者会同情、共情和反感， 但绝不可能无动于衷。
和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一起，你会知道自己是和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一起。但和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一起，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和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一起。确实，你自己可能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样一种意识的缺乏，是虚无主义的关键，因为虚无主义总是与逃避绝望相关，而非老想着绝望。伍迪·艾伦曾经在他的电影《安妮·霍尔》（1977）中解释过这种不同。影片中，艾伦的另一个自我艾尔维·辛格，在街边拦下一对夫妇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艾尔维：（他走上人行道，来到一对打扮时髦、互挽胳膊的年轻夫妇面前）你们——你们看上去像一对真正幸福的伴侣。嗯，嗯……是吗？
年轻女人：是的。
艾尔维：是的！那么……你能——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们的幸福？
年轻女人：哦，我非常肤浅、无知，实在没什么可说。
年轻男人：我也一样。
艾尔维：明白了。好吧，这真有趣。所以你们还是搞明白了什么，不是吗？
年轻男人：是的。
艾尔维·辛格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年轻男女是虚无主义者。
这一幕最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一个悲观主义者如何能够揭示虚无主义者的身份。很可能就像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助于尼采反思自身的虚无主义。在这两个年轻人碰到艾尔维之前，他们只是一对幸福地肤浅而无知的情侣。但是，当他要他们解释他们的 幸福时，他们就不再肤浅和无知了；他们不得不离开糊里糊涂的状态而变得拥有自我意识。并非他们是幸福的这一点揭示了他们的虚无主义；而是他们向一个悲观主义者解释他们为什么幸福的尝试，揭示了他们的虚无主义。表面上看，他们是心心相印的伴侣。但一切仅此而已。更深入探讨的尝试揭示了不存在什么更深入的东西。但正是面对这样一对幸福的伴侣时，一个悲观主义者的“为什么？”，揭示了他们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