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第三部 2000—2005】
这本小说出现在一九七〇年代女性主义最火热的阶段开始之时,针对性别及其职能相关的话题情绪高涨。勒古恩被指责为希望人人都成为两性人,并且预言这在未来会成为现实;还反过来被指责为反女权主义,因为她用了代词“他”来表示尚未处于“卡玛”——即有性别期的人。
她给《黑暗的左手》的序言因而有些尖刻。科幻不应仅仅只是推断,她说,不应采纳一种当前的趋势并将其投射到未来,从而通过逻辑抵达先见的真实。科幻无法预测,任何小说都做不到,可变的因素太多了。她自己的书是一次“思维实验”,就像《弗兰肯斯坦》一样。它始于“假如说,”然后是一个前提,跟着再观察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如此构想出来的故事里,”她说,“适合现代小说的道德复杂性无需被舍弃……思想和直觉能够自由流动,设定边界的仅仅是实验本身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着实可以非常宽泛。”
思维实验的目标,她写道,是“描绘现实,现在的世界”。“小说家的工作是撒谎”——撒谎以小说家通常的方式加以诠释,也就是说,一种迂回曲折的讲述真相的方式。因此她在书中所刻画的两性人既非预言也非建议,而只是描写:两性性格,以比喻的方式来看,也是所有人类的特征。对于那些不明白比喻是比喻而小说是小说的人,她恼火得不是一点点。我猜她一定收到了许多极其古怪的仰慕者来信。
《世界诞生之日》的前言则平和得多。二十六年后,作者该争的都争过了,已是科幻领域公认的重要人物。有本钱做到少一些说教、多一些讨人喜欢的坦率,稍微心不在焉一点。如今的伊库盟宇宙让她感到舒适,就像“一件旧衣服”。不过绝不要指望它前后连贯:“它的时间线就像小猫从毛线筐里扯出来的东西,构成它历史的主要是空白。”在这篇序言中,勒古恩描绘的是过程而非理论:每个故事的起源,她必须想清楚的问题。像往常一样,她并不虚构那些世界:她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然后开始探索,就好比,嗯,一个人类学家。“先去创造不同,”她说,“……然后让人类情感这道熊熊燃烧的弧线一跃而出填补空白:这种想象力的杂技带给我的着迷和满足,几乎无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