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自第一本小说出版以来的三十六年间，厄休拉·勒古恩持续探索描述和戏剧性地展现她主要的虚构领域。不过既然《世界诞生之日》里的故事是伊库盟的故事——有两个例外——我们不妨着重关注科幻而非奇幻的世界。伊库盟系列的总体前提如下。宇宙中有多个可居住的星球。很久很久以前它们被一个名叫海恩的种族“播种”，这个种族来自一颗类似地球的行星，在宇宙中旅行，在那之后时间停顿，混乱发生，留下每个社会独自沿着不同方向发展。
如今，一个名叫伊库盟的善意联邦成立，派出考察者去看看这些虽然遥远却仍然属于人科乃至人类的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占领并非目的，传教也不是：非入侵、非命令的了解和记录是向这些探索者或使者提出的要求，他们被称为机动特使。拥有各种装置让他们能在异邦的谷田里工作，还有一个方便的小玩意叫作“安塞波”，我们都应该拥有这种科技，因为它让信息得以即时传送，从而抵消了第四维的延迟效应。而且，它似乎从来不会像网络电邮程序一样崩溃。我完全支持。
这里需要提到，勒古恩的母亲是作家，丈夫是历史学家，父亲是人类学家；因此她这一辈子身边都是兴趣与她吻合的人。通过母亲与写作的联系显而易见。丈夫的历史知识一定派上了用场：改变被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一类通常是不幸的事件，在她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重现。但她父亲的学科，人类学，特别值得一提。
倘若科幻作品的“幻想”一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民间故事、神话和传奇，那“科学”一端就要同等归功于考古学和人类学作为严肃学科的发展，有别于先于其出现并持续与其共存的盗墓和以谋利为目的的探险。莱亚德在一八四〇年代对尼尼微的发现宛如开罐器一般打开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过去的思考；特洛伊、庞贝和古埃及同样令人着迷。通过新发现和新发掘，欧洲人对古代文明的观念得以重整，想象的大门打开，衣着的选择也扩大了。如果世界曾经是其他样子，那或许它们也可以再次变成其他样子，尤其是在服装和性事方面——这两件事情尤其令维多利亚时代居民和二十一世纪早期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神往，渴望前者更少，后者更多。
——《王女国的女王》
这本小说出现在一九七〇年代女性主义最火热的阶段开始之时，针对性别及其职能相关的话题情绪高涨。勒古恩被指责为希望人人都成为两性人，并且预言这在未来会成为现实；还反过来被指责为反女权主义，因为她用了代词“他”来表示尚未处于“卡玛”——即有性别期的人。
她给《黑暗的左手》的序言因而有些尖刻。科幻不应仅仅只是推断，她说，不应采纳一种当前的趋势并将其投射到未来，从而通过逻辑抵达先见的真实。科幻无法预测，任何小说都做不到，可变的因素太多了。她自己的书是一次“思维实验”，就像《弗兰肯斯坦》一样。它始于“假如说，”然后是一个前提，跟着再观察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如此构想出来的故事里，”她说，“适合现代小说的道德复杂性无需被舍弃……思想和直觉能够自由流动，设定边界的仅仅是实验本身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着实可以非常宽泛。”
思维实验的目标，她写道，是“描绘现实，现在的世界”。“小说家的工作是撒谎”——撒谎以小说家通常的方式加以诠释，也就是说，一种迂回曲折的讲述真相的方式。因此她在书中所刻画的两性人既非预言也非建议，而只是描写：两性性格，以比喻的方式来看，也是所有人类的特征。对于那些不明白比喻是比喻而小说是小说的人，她恼火得不是一点点。我猜她一定收到了许多极其古怪的仰慕者来信。
《世界诞生之日》的前言则平和得多。二十六年后，作者该争的都争过了，已是科幻领域公认的重要人物。有本钱做到少一些说教、多一些讨人喜欢的坦率，稍微心不在焉一点。如今的伊库盟宇宙让她感到舒适，就像“一件旧衣服”。不过绝不要指望它前后连贯：“它的时间线就像小猫从毛线筐里扯出来的东西，构成它历史的主要是空白。”在这篇序言中，勒古恩描绘的是过程而非理论：每个故事的起源，她必须想清楚的问题。像往常一样，她并不虚构那些世界：她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然后开始探索，就好比，嗯，一个人类学家。“先去创造不同，”她说，“……然后让人类情感这道熊熊燃烧的弧线一跃而出填补空白：这种想象力的杂技带给我的着迷和满足，几乎无可比拟。”
所有想象出来的世界都必须为性事做些安排，不管有没有黑皮革和触手，这种安排的特殊性是科幻小说长久的主题：让人想起的不但有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两性分开居住的《她的国》，还有W. H. 赫德逊的《水晶时代》，书中有类似蚂蚁的中性状态，或是约翰·温德汉姆同样基于蜜蜂和蚂蚁的《她者之道》，或是玛姬·皮尔西尝试绝对性别平等的《时间边缘的女人》。（男性哺乳：留意这股风潮。）但勒古恩又大大向前推进。在第一个故事，《成年于卡亥德》中，我们不是通过机动特使，而是透过一位刚刚步入青春期的格雷森居民的双眼观察格雷森/冬星：他/她会先变成哪种性别？故事不仅撩人而且欢快。为什么不呢，在一个性永远要么精彩壮观要么根本没人关心的世界里？
在《塞格里纪事》中情况就不怎么愉快了，这里出现了性别不平衡：女性比男性多出太多。女性掌管一切，彼此结婚作为人生伴侣。稀有的男性儿童被女人宠坏了，但作为男人他们必须在城堡里过隔离生活，盛装打扮，炫耀自己，上演公开打斗，并作为种马外租。他们并没有多少乐趣。就像被困在世界摔角联盟里，永无出头之日。
《别无选择之爱》和《荒山之道》发生在一个叫做O的世界，是勒古恩在《内海渔夫》中创造的。在O中，你必须和另外三个人结婚，但只能和其中两个发生性关系。四人组中必须包括一个晨之男和一个晨之女——他们不能上床——以及一个夜之男和一个夜之女——他们也不能上床。但对晨之男的期望是他要和夜之女以及夜之男发生关系，而夜之女则应当与晨之男和晨之女发生关系。把这样的四个人组合起来是角色面临的困难之一，而保持四人井井有条——谁是你的，谁是禁忌——则是读者和作者的难题。勒古恩不得不画了图表。正如她所说：“我喜欢思考产生和阻挠高度紧张的情感关联的复杂社会关系。”
最后一个故事，《失落的诸乐园》，延续了重生的调子。在一艘长途宇宙飞船上，许多代的人出生又死去。旅途中涌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其追随者相信他们事实上，现在，就在天堂。（如果真是这样，那天堂就和有些人一贯担心的一样无趣。）接着飞船抵达了几个世纪前提出的目的地，船上的人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天堂”，还是降落到一颗植物动物和微生物都完全陌生的“土球”上。这个故事最令人愉悦的部分，对我而言，是从幽闭恐惧症中释放：就算绞尽脑汁，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待在船上。
勒古恩也站在土球这边，而且引申开去，她也站在我们自己的土球这一边。无论她会做什么别的事情——无论她好奇的智慧会带她到哪，无论她会创造出怎样扭转纠结的动机、情节和生殖器——她始终不曾脱离对于无限真实的敬畏。她所有的故事，正如她所言，都是一个人类故事的隐喻；她所有的幻想星球都是这一个，无论如何伪装。《失落的诸乐园》将我们自己的自然世界展现为一个新发现的复乐园，一片奇迹之境；而在这一点上，勒古恩是典型的美国作家，对他们而言，对于和平国度的追寻仍在继续。或许，正如耶稣所暗示的，上帝之国就在心中；又或许，正如威廉·布莱克所解释的，如果看对了，天堂就在一朵野花里。
这个故事——以及这本书——以极简派的舞蹈结尾，一个老妇和一个跛脚老翁赞美，事实上是敬拜，在离开飞船后维持他们生命的泥土。“摇摆着，她把赤裸的脚从泥土上抬起又放下，而他站立不动，握着她的手。他们就像这样一起舞动。”
人类学出现得稍晚一些。文化在遥远的地方被发现，与现代西方截然不同，而且它们并未被摧毁或征服，而是被严肃对待并加以研究。这些人与我们如何相像？如何不同？是否可能了解他们？他们创立的传说是什么，对来世的看法呢？他们如何安排婚姻，亲属体系如何运作？他们吃什么？他们的（a）服装和（b）性事呢？通常发现的结果是——通过诸如玛格丽特·米德等形形色色也许过于热情的探究者的工作——比我们（a）更暴露而且（b）更满足？
人类学家所做的——或者说该做的——多少就是勒古恩伊库盟建构里的机动使者理应做的：前往遥远的国度，观察、探索外国社会并试图理解它们。然后记录下来，并加以传述。勒古恩懂得其中门道，也懂得其中的陷阱：她的机动使者在实地受到猜疑和误导，就像真正的人类学家曾经历的一样。他们被用作政治卒子，被蔑视为外人，因为拥有未知力量而遭人畏惧。但他们同时也是富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员和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还是有着自己个人生活的人。正是这一点让他们与他们所讲的故事变得可信，而勒古恩对他们的处理就写作本身而言也富有吸引力。
对比勒古恩的两篇序言能获得许多信息：一九七六年，在首次出版七年后为《黑暗的左手》所写的那篇，以及现在为《世界诞生之日》所写的前言。《黑暗的左手》发生在格森，又称冬星，其中的居民不是男性，不是女性，也不是雌雄同体。而是有不同时期：无性期，接着是有性期，在后一期间每个人会变为适合当时情况的性别。因此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在一生之中成为母亲和父亲，既是插入者也是被插入者。故事开始时，“国王”发了疯还怀了孕，来自伊库盟的非格森人观察者彻底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