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第三部 2000—2005】
最后一个故事,《失落的诸乐园》,延续了重生的调子。在一艘长途宇宙飞船上,许多代的人出生又死去。旅途中涌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其追随者相信他们事实上,现在,就在天堂。(如果真是这样,那天堂就和有些人一贯担心的一样无趣。)接着飞船抵达了几个世纪前提出的目的地,船上的人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天堂”,还是降落到一颗植物动物和微生物都完全陌生的“土球”上。这个故事最令人愉悦的部分,对我而言,是从幽闭恐惧症中释放:就算绞尽脑汁,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待在船上。
勒古恩也站在土球这边,而且引申开去,她也站在我们自己的土球这一边。无论她会做什么别的事情——无论她好奇的智慧会带她到哪,无论她会创造出怎样扭转纠结的动机、情节和生殖器——她始终不曾脱离对于无限真实的敬畏。她所有的故事,正如她所言,都是一个人类故事的隐喻;她所有的幻想星球都是这一个,无论如何伪装。《失落的诸乐园》将我们自己的自然世界展现为一个新发现的复乐园,一片奇迹之境;而在这一点上,勒古恩是典型的美国作家,对他们而言,对于和平国度的追寻仍在继续。或许,正如耶稣所暗示的,上帝之国就在心中;又或许,正如威廉·布莱克所解释的,如果看对了,天堂就在一朵野花里。
这个故事——以及这本书——以极简派的舞蹈结尾,一个老妇和一个跛脚老翁赞美,事实上是敬拜,在离开飞船后维持他们生命的泥土。“摇摆着,她把赤裸的脚从泥土上抬起又放下,而他站立不动,握着她的手。他们就像这样一起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