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第三部分 文学与作家】
不仅是俄罗斯的象征主义。不论在各国有多少变体，当时的象征主义一定对自身的谱系有敏锐的感知。我们学过，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领袖。他的一部作品甚至被当成了某种纲领。（我在巴黎求学时不得不背诵它。）它就是十四行诗《应和》（Correspondences）。但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取自斯威登堡。巴尔扎克一代和紧随其后的波德莱尔一代都大量借鉴了斯威登堡，但是他们极少承认这点。不过，之后欧洲和斯威登堡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了绝对禁忌，只有疯子，即他的追随者，新耶路撒冷斯威登堡教会的成员，才会研究他，这个教会主要在美国活动。别忘了，作为一种文艺运动，象征主义与“科学世界观”的清醒、持重结合得相当紧密，毕竟这些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实证主义信仰的熏陶。在反抗它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奇怪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不过，那时没人知道怎么理解斯威登堡这个极端的例子。那么，在1914年以前，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家们完全无意了解这位伟大的瑞典想象力大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想要翻译某位诗人的作品，这意味着什么？其中蕴藏着什么？有的翻译工作是出于偶然或合约；但如果翻译是出于无法遏制的渴望，那么这“为什么”的问题就是合理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一位喜欢这些诗作的读者想要看到它们在母语中哪怕并不完美的对应物，于是就做了翻译。细细想来，这句话其实在假设，这位发现者的乐趣若不与人共享，就是不完整的；既然他本可以只从属于那位诗人在自己祖国的仰慕者小圈子，这句话还假设如此构成的社群被认为是不完美的，而我们会寻找一个更完整的社群，其中有自己更亲近的人，因为我们都被历史的强大纽带联结在一起。最后，那个“丰富”自己母语的目标（正如老鼠辛勤地将自己找到的种子拖回洞中）让我们断定那位译者在自己家中，在他自小熟知的音声调之家中发现了一块“空地”，希望消除这种空旷。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在他初次接触原文时，他的母语作为永恒的背景，成了决定性因素：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惊异，一种闯进了母语尚未开发出的层面的感觉——也就是说，一种可能性影响了感受。因此，看似简单的断言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因为它简要地表现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此间产生的驱动力。
译者做决定之前要经过两方面的判断：被选作品，以及该作品获得新语言形态后进入的所谓文学生命。译者越清楚自己的目标，就越会仔细考量自己的行动，牢记一种语言中现存的一切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情境，它会持续接受哪怕最琐碎的人类行为改造。当下的天平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摇摆，往其中一方加入的每个小方块都至关重要。这一意志因素会让他陷入极大的困扰，导致翻译变成有意的行为。
——《杰弗斯：一次揭秘的尝试》
本世纪的诗歌受到了自身内在矛盾的残害，对此很多人要么已经理解，要么也有了直觉。两种受到同等认可的趋势彼此相交，频繁地相互破坏。这不是其中唯一的矛盾，而且一切艺术都是在不可能之下存活，但这一具体矛盾却证实了那些对诗人胡言乱语的指责和诗歌将死的预言。一方面，诗人显然不可能只做一个工具，将感官信息转化为拥有一定自主性的“实物”——因为他的想象力被人人都关心的理念熏染，如果退到这些理念绝对无法触及的空间，那么他就会让读者失望，失去他们的迷恋，只剩几位大鉴赏家的仰慕。另一方面，如果他打算利用自己身为人的一切特征，也就是智力、印象、情绪和激情，他就会情有可原地惧怕起思辨性思维带来的压力，毕竟它本质上不利于艺术，而是道德追求的同盟。然而诗歌首先是一盏驱散黑暗的明灯；诗人身居人类意识所能抵达的极限之处，而且虽然他的工具与哲学家的全然不同，但是当他抛却智慧，或只用它来建筑实验性的房屋时，他又会为其不足而受折磨：为何在面对一页纸坐下之前，他就要判断、鉴定、理论，而这些内容却不会渗透他的诗，那座神圣仪式的庙堂呢？为什么他的喉咙紧缩，为什么他无法大声说话？
在我接受文学教育期间，尽管文学领域硕果累累，当时的波兰诗歌还是呈现了一种奇特的二元性。抒情话语的运用相当广泛，在涉及政治话题时尤甚，复兴着浪漫主义者的热情。同一时期，也有无数与之针锋相对的纲领，它们源自对“词语之魔力”（要么是旋律感，要么是一个隐喻系统）的惊异——似乎词语是独立自在的，而且帮助诗歌摆脱了浅薄天性的需要，摆脱了它们对概念意义没完没了的关注。然而，这些语篇通常太像是押韵的新闻报道，而且（对于那些没有盲目服从其咒语和手势的人来说）在那种程式化的活动背后，极为传统的态度可见一斑。我料到会有人反驳，说我不够重视诗歌的多重层次，以及它通过微妙词义、语气传达的思想意义。当文学的水平低于某一时刻才智所能达到的最高值时，它就是不足的。我们瞬间就能看出这点。
只要阅读博莱斯瓦夫·莱什米安1937年写的《诗论》（Treatise on Poetry），就知道这所谓二元性不是我在信口胡诌。这本书为“被解放的词语”（抒情语言，即langue lyrique）辩护，反对概念化的词语（科学语言，即langue scientifique），反对莱什米安口中的“鼠王”，或是新闻纪实式的去个性化。莱什米安说得不错；他有资格说这话，尤其因为他可能是那时唯一的诗人——哲学家，创造了一种世界观，即人只可能通过被解放的词语表达自己；于是他（在诗中）混合了多种元素，对此颇为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