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第三部分 文学与作家】
不仅是俄罗斯的象征主义。不论在各国有多少变体，当时的象征主义一定对自身的谱系有敏锐的感知。我们学过，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领袖。他的一部作品甚至被当成了某种纲领。（我在巴黎求学时不得不背诵它。）它就是十四行诗《应和》（Correspondences）。但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取自斯威登堡。巴尔扎克一代和紧随其后的波德莱尔一代都大量借鉴了斯威登堡，但是他们极少承认这点。不过，之后欧洲和斯威登堡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了绝对禁忌，只有疯子，即他的追随者，新耶路撒冷斯威登堡教会的成员，才会研究他，这个教会主要在美国活动。别忘了，作为一种文艺运动，象征主义与“科学世界观”的清醒、持重结合得相当紧密，毕竟这些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实证主义信仰的熏陶。在反抗它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奇怪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不过，那时没人知道怎么理解斯威登堡这个极端的例子。那么，在1914年以前，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家们完全无意了解这位伟大的瑞典想象力大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斯威登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想要翻译某位诗人的作品，这意味着什么？其中蕴藏着什么？有的翻译工作是出于偶然或合约；但如果翻译是出于无法遏制的渴望，那么这“为什么”的问题就是合理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一位喜欢这些诗作的读者想要看到它们在母语中哪怕并不完美的对应物，于是就做了翻译。细细想来，这句话其实在假设，这位发现者的乐趣若不与人共享，就是不完整的；既然他本可以只从属于那位诗人在自己祖国的仰慕者小圈子，这句话还假设如此构成的社群被认为是不完美的，而我们会寻找一个更完整的社群，其中有自己更亲近的人，因为我们都被历史的强大纽带联结在一起。最后，那个“丰富”自己母语的目标（正如老鼠辛勤地将自己找到的种子拖回洞中）让我们断定那位译者在自己家中，在他自小熟知的音声调之家中发现了一块“空地”，希望消除这种空旷。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在他初次接触原文时，他的母语作为永恒的背景，成了决定性因素：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惊异，一种闯进了母语尚未开发出的层面的感觉——也就是说，一种可能性影响了感受。因此，看似简单的断言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因为它简要地表现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此间产生的驱动力。
译者做决定之前要经过两方面的判断：被选作品，以及该作品获得新语言形态后进入的所谓文学生命。译者越清楚自己的目标，就越会仔细考量自己的行动，牢记一种语言中现存的一切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情境，它会持续接受哪怕最琐碎的人类行为改造。当下的天平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摇摆，往其中一方加入的每个小方块都至关重要。这一意志因素会让他陷入极大的困扰，导致翻译变成有意的行为。
——《杰弗斯：一次揭秘的尝试》
杰弗斯只能在一个方面成为标杆：顽固。凭借这种态度，他努力给予诗歌最大限度的智识客观性，让其中充溢着他那建立在对“永恒之物”（Permanent Thing）的崇拜之上的世界观。但是当人们对物的理解不同了，把他的方法机械地迁移到别处将无济于事，而杰弗斯注意到的那个“物”太让人绝望了，以至于无法吸引任何人。无疑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尽管杰弗斯比同时期的威廉·福克纳更直率残忍，却没有模仿者。只在这一个方面，在他的攻击力方面，杰弗斯为我注入了力量，因为如果在地球上彼此独立的各个地点，都出现了对二元性的诗歌的类似厌恶，那么这里面就有些深意了；它是人尚未受到自身错觉之害的有力证明。
在他的《诗选》引言中，杰弗斯说：
很早以前，在写出这本书中的任何一首诗之前，我已经清楚诗歌如果想存活下去，就必须夺回它匆忙之下拱手让给散文的力量与现实。那时的法语现代诗，以及最“现代”的英语诗，对我来说都像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仿佛诗歌惧怕着散文，迫切想通过放弃自己身体的方式从胜利者手上救出自己的灵魂。它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荒唐、抽象、不真实、怪异；它甚至不是在拯救自己的灵魂，因为这些品质基本上是反诗性的。它必须要重拾实质和意义，找回物理和心理的现实。自那以后，这就成了我最基本的感受。它促使我去写作记叙诗，从当代生活中寻找主题；去呈现现代诗普遍回避的那些生活面貌；以及去尝试用诗体传达哲学和科学观点。我想的不是为诗歌开拓新的领域，而是为它夺回从前的自由。
以及显然不可避免的修正：
另外一条对我的成长影响至深的原则来自尼采的一句话：“诗人？诗人撒的谎太多了。”这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我十九岁；十几年过后，它才起了效果：我决定不在诗句中撒谎。不捏造我没有感受到的任何情感；不假装信仰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或不可逆的进步；除非我自己确实相信，否则便不会妄自谈论一件受欢迎的，或被普遍接受的，或在知识圈内风靡一时的事；不轻易相信。这些否定式限制了话题范围；它们只适用于我的情况，我不会劝别人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