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成功地为艺术引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人物形象。这是一名独立无畏、才华横溢的女人的视野，她从女性视角展现通俗的《旧约》故事，这些简直和煤矿里中暑一样罕见。强壮的男性被重新塑造成不怀好意的傻瓜；瘦弱的女子则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有态度、有能力的女性形象。《朱迪斯斩杀霍洛芬尼》（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1612年）就是其中代表。好色的亚述军官霍洛芬尼将年轻的寡妇朱迪斯请进了自己的帐篷。他对她和她的家乡以色列毫无善意，计划对这位本地女子施以恶行，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杀掉她，并占领她的祖国。但他误判了形势，低估了朱迪斯。在朱迪斯的劝诱下，他喝了大量的酒，随后昏迷不醒。这酿就了大错。他刚开始在床上打鼾，朱迪斯就拾起他的剑，从肩上割下他的头颅。
《朱迪斯斩杀霍洛芬尼》会是你见过的最可怕的一幅画。在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中，艺术家捕捉到了鲜血喷涌而出这一恐怖的瞬间。赭色头发的寡妇左手抓着霍洛芬尼的胡子，右手同时用剑砍下这个醉汉的头颅，此时霍洛芬尼双眼凸起。背景中站着朱迪斯的女仆，她主动成为女主人杀戮行为的帮凶。
这个故事此前曾被刻画过很多次，最引人注目的可能要数卡拉瓦乔（Caravaggio，1571—1610年）的版本。真蒂莱斯基借鉴了他的技法和风格，并加以调整。不过，她对主人公的诠释却与当时去世不久的卡拉瓦乔截然不同。卡拉瓦乔将霍洛芬尼描绘成古希腊理想化的男裸体，肌肉发达。光线捕捉到他起伏的肌肉——肱二头肌隆起，乳头挺立。而阿尔泰米西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她笔下的霍洛芬尼是一个浑身肌肉松弛的形象，毫无卡拉瓦乔笔下那种性吸引力。男性人物特征上的差异固然明显，然而在对朱迪斯的描绘上，他们之间的区别更为显著。卡拉瓦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天真无邪的金发少女，她的面部表情仿佛是在为插花而烦恼，而非砍掉一名战士的头颅。阿尔泰米西娅的朱迪斯则要自信得多。她不是男性想象中的娇小女子，而是一名意志坚定的年轻女性，在投身自己的事业时，有着星期六早上屠夫忙于工作的全神贯注。她的前臂很粗壮，手掌宽大如盘。她不苟言笑的表情中没有一丝胆怯，她很冷静，也很专业。

她于1593年出生在罗马。她的父亲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Orazio Gentileschi）是一位艺术家，与卡拉瓦乔是朋友，并学习他戏剧性的明暗对比布光技法，通过强调明暗对比来塑造形体，营造戏剧性效果。奥拉齐奥很快就认识到，女儿有着和他一样的艺术天赋，就让她在自己的画室当学徒。她很快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610年，年仅16岁的阿尔泰米西娅创作了《苏珊娜和长老》（Susanna and the Elders），画的主题出自另一则经典的《旧约》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贞洁的苏珊娜想要单独沐浴，却被两个好色的男人窥视和骚扰。他们威胁她说，如果她拒绝屈从，他们将指控她通奸，而这是一种可判处死刑的罪行。
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这是一幅非常成功的作品。这幅画是在她父亲奥拉齐奥的指导下完成的，他可能也参与了创作。苏珊娜裸体的塑造，描绘服装时的调色，以及阴影的运用，都是她从父亲那里学习的技巧。但这幅画所传递的情感和显而易见的威胁，则纯粹是阿尔泰米西娅的。对她而言，这里画的就是私人恩怨。
不请自来又令人讨厌的性挑逗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能体会到苏珊娜的遭遇，并且不止于此。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她的父亲正与一个名叫阿戈斯蒂诺·塔西（Agostino Tassi）的艺术家合作。塔西对阿尔泰米西娅展开疯狂的追求，但她拒绝了他。他强奸了她，而她进行了反击。但塔西太过强大。
1612年，塔西因强奸而接受审判。他被定罪了，但此前法庭对阿尔泰米西娅进行了拷打，用刑具挤压她的手指，直到她尖叫不止。他们想确定她说的是实话。“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她忍痛做证。
这一事件让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成为艺术家，亦成为历史人物。一些评论家认为，《朱迪斯斩杀霍洛芬尼》是一件关于复仇的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这样。然而，把这幅画和创作这幅画的女性限制在这样的简单解读中，是低估甚至可能完全忽略了她作为艺术史上重要人物的意义。

在她令人震撼又敬畏的画作中有很多男性角色，当刀刃插入其中之一时，她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塔西的样子。但这并不是她创作这些画的原因。它们是委托作品，这类场景在17世纪的意大利十分盛行。在那里，巴洛克艺术以夸张的装饰性和歌剧般的戏剧性，正适合表现血腥场面的宏大叙事。她的作品有一种电影般的特质，影响了从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到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这样的电影人。现在的人去电影院看恐怖片，而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们排队看恐怖画。
在经历审判的创伤后，阿尔泰米西娅与新婚丈夫一起搬到佛罗伦萨，他担任她艺术创作的副手。她用两幅（而不是一幅）《朱迪斯斩杀霍洛芬尼》宣布了自己的到来，接着是举止异常小心的《朱迪斯和她的女仆》（Judith and Her Maidservant，1614—1615），它为我们呈现出这个故事的下一个场景——画中两个年轻女子把刚砍下的霍洛芬尼头颅装进柳条编的篮子，正想办法冲出帐篷。
这些画作特意设计得引人注目，以便吸引佛罗伦萨的富人和有识之人的目光，包括大权在握的美第奇家族。在意大利这个世界上艺术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中，阿尔泰米西娅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她成为首位被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接收的女性。收藏家们想要她的作品，这些作品完全不逊于其同辈男性，却又多了份新奇的魅力。阿尔泰米西娅十分清楚这一点，并不失时机地以女性殉道者的装扮创作了一系列自画像，以此来巩固自己的优势。这类作品有两个优势，一是可以成为她宣传自身才能的绝佳工具，二是制作成本相对低廉（她不必花钱找模特）。
《装扮成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as Sain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1615—1617年）将真蒂莱斯基描绘为4世纪的基督教殉道者圣凯瑟琳——另一位忍受过男性折磨的女子。她以四分之三侧面朝向我们，头微微倾斜，脸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她的左手放在一个断裂的木轮（圣凯瑟琳轮）上，上面镶嵌着金属钉子，以便在杀死她之前碾碎她的骨头。她的右手握着象征殉道者的棕榈叶，放在自己的心脏上方。
金色的拱形棕榈叶，与画面上方凯瑟琳头上的光轮，以及画面下方的披肩相呼应。一束光照亮了她白色的衬衫袖子，突出了她位于画面前景的位置。随后，你的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她那堆满褶皱的红色丝裙上，然后向上移动，来到她那炯炯有神的左眼——带着一丝训诫的意味与你相对。
在这层意义上，《装扮成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的自画像》是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的自画像。她作为艺术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兼备智慧和技巧，不盲目接受传统的叙事方法，而是重新审视它们。她摒弃了假想和臆断的偏见，向我们展示了那些经典故事画面中所忽视的东西——女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