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专注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某种门户大开的感觉。我回应了这目光,不带一丝含糊,视线紧锁着她的视线,直到我眼中只看得到这对盛满了爱与哀伤的无底深井。我们目光交缠,没动,没说话,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渐渐地,我感到心里有欣喜萌发出来,不断抽枝发芽,直到占据了我的全副躯壳,直到我感觉自己仿佛开始消融,就像投进水里的阿司匹林片,仿佛我那曾经凝聚成固态物质的存在全都散开来,散进了空气里,但并非就此化为乌有,而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精妙、喜悦而纯粹的存在。每当我的意识摇摆,每当有疑虑冒出来想要威胁这脆弱的完美时刻,我就把它拉回这纯粹的存在之境里。终于,仿佛是跨过了纯粹之境的门槛,它开始消退——也许我才是消退的那一个。我退回到肉体中,紧缩,凝固,实体化,直到另一双眼睛再次出现在我眼前,但那双眸子不再是片刻前我看到的黑色,而是我在镜子里看了一辈子的淡淡的银灰色。如今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自己的脸,我自己的眼睛。这张生来就属于我的面孔,此刻也在看着我。这张面孔凑近我,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双唇(现在不再是我的了,它们属于另一个人)刷过我的新唇,拥着这张新的嘴。那张脸上的胡碴(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的胡碴)扎着我柔软的新肌肤。我的旧舌头缠绕着我的新舌头,湿润润的。两具身体,从前的和眼下的,老的和新的,有着彼此都熟悉的节奏,都付出爱,也接纳爱。然而,这一切又完全是我所不熟悉的,每一种感知都新奇而陌生,像是有一个存在进入了我早该进入的地方。我们探索着彼此身体的界限,战栗的喜悦生长出了触须,在我这具全新的身体里舒展,从此端到彼端,周而复始,直到那具长久以来都属于我的躯体终于抵达了它本能所指引的方向,颓然倾覆,我能感觉它在这具身体的深处释放了独属于它自己的表达。我们并肩躺了好一阵子,呼吸交缠,慢慢平静,愉悦安然。渐渐亮起的天光穿透了紧闭的窗户,新的破晓来临了。我们再一次凝望彼此的眼睛,开启反向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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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仿佛在从生活的混乱中寻找快乐,就我所知,这种人大概才最接近幸福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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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马絮说,“大家都说,没到过巴黎警察局就不算真的到过巴黎。”
“谁说的?”
“人人都说,人人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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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的廊街安静得就像明信片一样,没有维奈或他的跟踪者的影子,只有一位女士在报亭前挑杂志,还有几个年轻人趴在烟草店的窗户上往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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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这个假设的两难境地里纠结:一方面,我期望失败能将她拉回现实;另一方面,我又担心如果精心编织的虚幻世界最终被证实只是个谎言,她能承受这个结果吗?说不定她的反应会很激烈,说不定我从此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可这一刻我做出了决断,这种自欺欺人的情形一秒都不该延续了,如果拒绝她的邀请,我就无异于助长她幻想的同谋者。我们一起躺到床上,马德莲仰面躺着,我一只胳膊撑在枕头上支着头。我们的视线交汇,锁定。我竟会允许自己这么做,这让我不由得心惊。可片刻之后,一阵愉悦感就掠过我的全身,让我激动起来。马德莲说过这是灵魂的第一波悸动,任何人在望进别人眼睛时都能感觉到。她相信灵魂交替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人人都有,只是技巧失传了。她声称正因如此,注视他人的眼睛才会蕴藏着如此强大的力量,甚至可能带来危险——只要凝目对视,哪怕未经训练的灵魂也不会毫无所动。此刻凝望着她的双眼,我更愿意相信那是爱情。我想知道她这一生到底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听了这么多故事,对她的人生我却依然一无所知。我以为她属于那种败给了艰难孤苦的人,站在街头,自言自语,大声斥骂想象世界里的某个人。因此望着她的双眼,伴着周身幸福的刺痛,我心中瞬时溢出对这个女人、对她的伤痛的怜惜。她的故事只是掩饰,只是伪装,只是一层壳,掩藏在下面的是一颗深深迷失的或许永远无法修复的灵魂。哀伤淹没了我,模糊了她的模样,我撇开了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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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要是遇到因为焦虑、无聊或两者兼具而睡不着,我有时会跟自己玩一个游戏:试着弄清自己是在哪个时刻爱上马德莲的。可以确定的是,在她讲那些故事前我还不爱她,或者至少没意识到爱上了她。我已经很多年没坠入爱河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东西免疫了,可到她说完时——那还只是她的第一个故事,许多个中的第一个——在我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改变了:我出乎意料、不由自主、彻头彻尾地坠入了爱河。那不是一份随便的爱情,而是一份强烈的爱,一份会给人带来额外负担的爱,一份令人困扰的爱,是那种会令一个男人需要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爱,它让男人自惭形秽,让他越想逃离就陷得越深,好像水手结,每一下拉拽都只会让它抽得更紧。它就像某种传染病,一种突如其来的疾病,一旦染上,看似一切与从前别无二致,内里却早已悄悄改变。坠入爱河是一种催眠。所有催眠师都会告诉你,想被催眠你得先心甘情愿,这种意愿是那样隐秘,以至于可能连你自己都不曾发觉。坠入爱河就是这样一种无意识中心甘情愿的催眠。
或许,与其说我爱上了马德莲,倒不如说我爱上了她的故事。也许爱的光谱比我们以为的更宽广,也许人们可以爱上一个故事、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幅画,就像爱上一个人,只是我们以为自己爱上的是说书人、歌手、演员或者画家,因为我们从来没想过人与某种事物间也能发生爱情。我知道她的故事是假的却依旧相信它,我们的激情看来并没有区分真实与想象的能力。可无论对她的故事多么着迷,我也只是将它看作一个故事——奇妙的故事,确切地说,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奇妙的故事之一。但仍然只是故事。可马德莲不同,看起来她不但深信自己讲的故事是真的,而且相信那就是她的亲身经历,更暗示它们与我也有关系。她相信那些故事就像有人相信黄道十二宫的星相一样。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我从没爱上过与自己的信仰如此截然不同的人。但世上通行的信仰如此众多,其中许多并不比马德莲的更加可信,而爱的奥秘中并不包含信仰一致这条。尽管两人如此不同,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被她深深吸引了。这是个谜,直到今天我仍在努力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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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她的身体抖得像落入捕猎网的小鸟,于是伸手环住她——不是拥抱,只是顶开其他人压在我们身上的力量。人群的汗味刺激着我的鼻孔,我的衬衫已经开始发黏。我的心在狂跳,每一跳都伴随着尖锐的刺痛,那是死亡的预兆。我有药,但从来没吃过。她的脸颊贴在我的胸膛上。我也很害怕,但我已经怕了太久,以至于恐惧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它像葡萄藤一样缠绕着我,穿透我的身体,汲取着支撑我生存的汁液,也支撑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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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结束一天的漫长行走后,我会选择横穿蒙帕纳斯公墓回公寓。那是喧嚣海洋中的一座宁静小岛。在那里危险碰不到我,仿佛我终于暂时逃出了这座镜宫般的城市。无论堂皇的还是简单的,精心照料的还是早已荒芜的(这取决于墓中人的身家),每座坟墓都是一座微型建筑,整齐地排列在它们微型的道路两旁。我从基奈特大道上的正门进去,右转踏上林荫大道,经过古老的希伯来区(公墓的贫民区),左转上西大街,在那里,一处小小的斜坡上长眠着夏尔·波德莱尔,躺在他深爱的母亲和厌恶的继父之间。那块墓盖石上总有诗人的仰慕者留下的鲜花和便条,有时是几行他的诗,有时是模仿他的风格写下的诗,仿佛那里暗藏着一扇活页门,通往一个充满热望的隐秘宇宙。我沿着西大街继续上坡,穿过一扇角落里的窄门,便回到了这座城市的喧嚣中。
至于那位站在波德莱尔墓前的女士,她是个陌生人,至少目前还是。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第一次是去年冬天,我刚从收容营里出来不久,那次她裹着一件巨大的双排扣外套。第二次就是几周前,那时椴树刚刚抽苞发芽。这回是第三次,她站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姿态在同样的时间点上,一动不动,蓝灰色的烟在金色的光中袅袅飘散,一切都暗示着她身上有一种被紧紧包裹、严加保护的平静。她内心深处似乎只有眼前这座墓,此外她再意识不到任何存在——不知道有人经过,听不到鸟儿的呢喃和远处道路上的“嗡嗡”或“隆隆”,甚至察觉不到头顶上聚起了一团金光环绕的紫罗兰色云朵,高耸着,峭拔如山。
我几乎跟她擦身而过,鼻间嗅到了一丝白檀木的清香。但我没有停步,继续走。墓地已经空了,只有我们两个。没有送葬队伍,没有家人来探望逝去的亲人,没有观光客或朝圣者来寻觅声名赫赫的名士显贵,就连照料花木的园丁都不在。这样的空荡引出了原本潜藏在四方角落里隐秘的心碎。“爱易逝,憾永恒”,一块碑上的墓志铭如是说。走到那座墓和角门之间的中点时,我回头,想看看她是否还在原地。还在,没有动。站在角门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她不见了。我停下脚步,犹豫了一瞬便掉头往回走,决心要跟上去看个究竟。
我在墓碑的缝隙间瞥见了木槿花的影子——她在中轴大道上,正飞快地朝墓地中心走去。这一幕一定很奇怪:她在墓碑间偷偷摸摸地潜行,不时闪进某座墓后俯下身子,透过隔开我们俩的这片大理石丛林往外张望。只是墓地里本来就空荡荡的,并没有第三个人看到这场两个人的古怪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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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工作无以为继,我过起了一种虚无缥缈的生活,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这座我栖身的城市中漫步。比起我出生的城市,我更了解这一座,也更爱它。我知道很快我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当然战火并没有立刻蔓延到这里。九个月以来,白天,这座巨大城市的机器齿轮如往常一样转动、咬合。战争的影子渗透得无声无息:面包房和餐厅的面包实行配给制了,路灯罩上了蓝色的灯罩,喷泉干涸,雕像和建筑周围堆起了沙袋,公告栏上张贴的是最新的政府令。那些有村子可回、在富足的西方邻居土地上有庄园可去的人纷纷离开;那些多半因无处可去才留下的人在夜幕降临后染上了寻欢作乐的热病。十点的宵禁没有强制执行,靛蓝的黑暗也只是增加了狂欢的气氛。天色暗沉,咖啡馆的露台上却少有地热闹,妓院的床垫也发出少有的吱呀,穆赛特舞厅的木地板则承受着少有的跺足。欲壑难填。
写一本关于这座城市的书: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包括《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巴黎,十九世纪都会》等篇目。
在那九个月里,我没完没了地游走,走遍整座城市,走进一个又一个街区,新的和旧的,丰裕的和褴褛的,偶尔甚至会穿过那些搭着临时棚户的贫民区(不过三十年前,矗立在那里的还是这座城市的城墙),穿过棚户区走到泥泞的郊外去。寂静的清晨,街边缭绕不去的雾气很可能被误认为从我脚下升起的幽灵,那是地下墓穴,里面存着数以百万计的骨骸,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都是这座城市逝去的亲人。
我常常不知不觉走到那条河边,它是这座城市胸膛里蜿蜒曲折、悸动不休的血脉。河中间有一对双子岛,就像餐桌正中的装饰,那是西岱岛和圣路易岛。我喜欢慢慢地走,在绿色的书摊上淘宝。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小书摊一直林立在塞纳河边,卖着辗转而来的二手书。无论晴雨,这些河畔书摊老板总是守着他们蒙尘的珍宝。如果能有一种胶水将我在这九个月的可笑战争期间的生活粘起来,那也一定是印刷厂里用来装订火车站地摊读物的廉价糨糊——早早干掉,开裂,书页脱落,就像动物褪下冬天的毛。因为不在街上散步的时间我都用来读通俗小说了,二手书摊买的,一次好几本。我在夜里一目十行地读它们,躺在我那间小公寓的床上,尽我所能避开收音机和报纸的传道。这些错综复杂的故事能给人带来安慰,让人沉浸在忧伤的情调里,在熟悉与新鲜间愉快地穿梭,看着罪犯与侦探在激情、复仇乃至厌世、反社会的可怕阴谋中角力。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份剖析法国警方拜占庭式阴谋的专业考察,而后者恰恰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

——《幽灵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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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凌晨一点五十分。我在那慕尔唯一一家旅馆楼上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精疲力竭,几乎握不住我的钢笔,身边四散着鸦片酊的空瓶子和稿纸,稿纸上是我就着烛光写下的文字,这是我这一生写过的最后的、最好的、最真实的故事。埃德蒙在隔壁。我们明天将再次和你见面,依旧是在我们今天见面的那座金碧辉煌的教堂里。埃德蒙一再向我保证,灵魂交替一定能顺利完成,即使我已不记得,但那力量依然存在于我的身体里。她说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注视你的眼睛,注视几分钟。她说很快,一种充盈着喜悦的感觉就会席卷我们,灵魂交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不费吹灰之力。如果明天我们的会面中没发生任何类似的事,那我也不过就是被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或疯子骗了。但如果灵魂交替真的发生,如果事情真的如埃德蒙所说的那样发展,那么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证据。所以如果你的前世记忆开始在你的梦里出现,那么这个故事将对你有所帮助,亲爱的女孩。它既是回忆录,也是证明。它会告诉你,你曾经是什么人。
夏尔·波德莱尔
书于 比利时,那慕尔
1865年4月15日,星期四
P247

夏尔·波德莱尔:
1862年,波德莱尔梅毒首次发病,三年后病情恶化。
1866年,他在比利时参观教堂时突然出现失语症及半身不遂等症状,回到巴黎后住进疗养院,翌年病逝,享年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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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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