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ON NOIR @[email protected]

“我没有要求你们生下我，”不孝的孩子会这么说。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父亲的心。因为忠诚首先是以为他人完全舍身的形式出现的。“我活着就是为了你，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父亲如是说；但是他也必须承认，他并不能为一个尚不存在的东西而献身。生育一个孩子，这说不上对谁忠诚；仅仅是通过一个无名的孩子自我投射到世界中，而用不着屈服于任何外来的意志。“也罢。”父亲说，“但孩子生下来了，他要求了，也索取了：于是我给了他一切。”“假如他把一切都给了我，那也是他情愿的，”忘恩负义的孩子这样回答。确实，父亲是自由地达到孩子的要求。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当他声称放弃时，他只是将自由掩盖了起来，他是自由地掩盖这个自由的。听话的奴隶选择了顺从，而他的选择应该时时更新。有人忠诚是因为他乐在其中；他愿意忠诚，因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他的存在……“我把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时光都给了你，”被遗弃的妻子这么说；那么，倘若她没有将青春和时光给了人，那她又能作什么用途呢？在爱情方面，在友谊方面，赠与这个词的含义是很模糊的；对阿谀奉承习以为常的暴君会想，他接受奴隶的效劳是给了奴隶很大的恩典：如果奴隶在奴隶制下生活很开心，那暴君想得并不错。母亲用遗憾的眼神看着她长大了的儿子，志愿护士也这么看着她治愈的病人。“你不需要我了！”这种遗憾常常以一种抱怨的形式出现：我听到别人口中的这个需要，就是他曾经给我的赠与。在这里人们很难说清楚谁得到了谁失去了。忠诚常常会激怒那个忠诚对象；这个对象并没有要求什么：那是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朋友在要求他接受他们的忠诚；他们为他人的痛苦而高兴，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抚慰他的痛苦，他们会责备他拥有幸福，他的幸福像是一种背叛，这让他们毫无用处。忠诚不仅不是一种奉献，而且常常带有寻衅和专横的色彩：只有消除忠诚，只有反对忠诚，我们才能为他人带来好处。

人们存在着并不是为了死亡；人们存在着，没有道理，也没有目标。但是，正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的那样，人的存在不是事物那种固定的存在：人有他需要存在的存在；在每一个时刻，人都在寻求让自己存在，这就是计划。人类生灵以计划的形式存在着，这些计划不是走向死亡的计划，而是走向特别目标的计划。人狩猎，打渔，制造工具，写书：这些都不是消遣和逃避，而是走向存在的运动；人做事是为了存在。他必须自我超越，因为他并不存在，但是还必须使他的超验自我恢复为一种完美，因为他想要存在：人只有在他创立的完成物体中才能找到其超验的固定反射。他为什么创立这个物体而不创立那个物体呢？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计划恰恰是自由的。一种对存在的分析将让我们得出一个人做不同选择的总体意义，让我们理解这些选择的进展和统一性；但是这种分析在特别选择的不可逆事实面前却行不通，因为通过这种选择，每个人将自由地自我投射到世界中去。我们在这里考察的并不是计划的内容；但由于我们提出了计划那特别和自由的特性，我们只是试图确定其生存的普遍和形式的条件。
我们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计划是特别的，是已经完成的：超越的时间维度并不是它自身想要的：它取决于所创立客体的性质。一个人可以设想建造一座数百年不倒的建筑；他也可以努力地成功翻一个空心筋斗；时间在这里并没有以自身为目标；它只是物体的一种特殊品质。无论如何，不管物体是瞬间闪过或是穿越数个世纪，它总是具有一种时间段。存在的完美就是永恒；这个有朝一日要倒塌的物体并不真正地存在。“然后呢？”人试图重新抓住自己的存在，但他总是可以重新超越这个客体，因为他的超验就介入到这个客体中。即使这个客体坚不可摧，它也只能显示为一种偶然物，完成物，一个应该超越的简单的已知物。只要客体满足了我，客体也就自行满足；但反射是超验自发采用的形式之一，而就反射的眼光来看，物体存在于那里，没有道理。当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世界上，在明确看到自己所有目的的虚空时，他将束手无策；毫无疑问，他将不能够承受生活的压力。
然而，人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世界上。

我们不能像海德格尔那样，说人的真正的计划，就是为了死亡而存在，说死亡是我们的主要目标，说人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逃避或承担这种最后的可能。据海德格尔自己说，人没有内在性，其主观性只有通过介入客观世界才能显示出来。只有通过抓住事物的行为才能做出选择：人所选择的，就是他所做的；他所投射的，就是他所创立的；然而他并不造就自己的死亡，并不创立死亡：他就是会死的人。而海德格尔没有权利说这个存在恰恰是为了死亡。存在是无动机的；人存在不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为了这个词在这里毫无意义；海德格尔说，存在就是计划，因为它提出了一个目标；但是作为存在，存在并不提出任何目标：它存在着而已。是计划本身确定着自己的存在，将自己确定为为了什么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这个最高目标与其他的目标不同，它没有通过任何行为而被确定为目标；将人投向死亡的坚定的决定并不导致人去自杀，而只能让他面对着死亡的在场而生活：但在场又是什么？在场不会在别处，而只能处在使事物在场化的行为中，在场只能在具体关系的创建中才能实现。因此，海德格尔的转变与斯多葛主义的转变一样无效；在此之后与在此之前一样，生活将继续下去，一如既往；仅仅有一种内部的变化。同样是非真实的行为，当它们显示为逃避的行为时，当它们面对着死亡而进行时，就会变成真实的行为。但是这个词：面对着，仅仅是一个词而已；无论如何，在我活着的时候，死亡不在这里；我的行为在谁的眼中就变成了逃避呢？而对我来说，我的行为仅是一个目标的自由选择。海德格尔对真实生存的现实程度持有疑虑，其根源就在这种诡辩中。事实上，只有主体才能确定其行为的意义；只有通过一个逃避计划才会出现逃避行为；当我喜欢时，当我想要时，我不会逃避任何东西：我喜欢，我想要。焦虑向我揭示的虚无不是我死亡的虚无；在我的生活中，是一种否定性使我不断地超越任何的超验；而对这一权力的意识并不通过承担我的死亡来表达，而更像是通过克尔恺郭尔和尼采所说的“讽刺”来表达：我将仍然是不朽的，我仍然要尝试着自我认同于不朽的人类，剩下的就是，任何目标都是一种出发，任何超越都是一个需要超越的客体，而在这种关系的游戏中，不存在其他的绝对物，只有这些关系本身的总体性是绝对的。这些关系展现在空白中，没有任何支撑。

如果人们说，任何目标都可以被看着通向一个更远目标的工具，那他就否认了这一点，即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的目标。计划将失去它的一切内容，世界在失去一切形式的同时也将自行倒塌。人将潜伏于一种同样冷漠的水层中，在那里，事物就是存在着的事物，永远用不着人去选择让哪些事物存在。既然总会有一个文明存在，那么捍卫雅典就没多大意义；但也应该放弃这种态度，即从来也不为什么而后悔，从来也不为什么而高兴。为一个目的而行动，这就是选择，就是确定目的。如果人努力的特别形式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在失去任何形象之时，超验也将随之迷失，人就不再可能要求任何东西，因为普遍性不再有缺失，不再有期待，不再有召唤。
这样，人为了与无限建立关系而做的任何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人只有通过人类才能与上帝建立关系，而在人类中，他总是只能联系上一部分人，只能建立一些有限的处境。如果他梦想将自己扩张到无限，他将立即迷失。他将在梦想中迷失，因为实际上他将不停地存在于梦想中，通过他有限的计划来证明他有限的在场。

为了赞同黑格尔的乐观主义，就必须建立这样的观点，即综论要确实保留立论和超越它的驳论；应该让每个人在包围着他的普遍性中能够自我识别。黑格尔说，人应该在普遍性中自我识别，因为具体的普遍性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通过特别的个体性才能找出个体的形象：如果一个人的每个时刻都不是这个人的时刻，那么这个人也就不再是他自己。假设每个人的在场已经被永远地纳入这个世界，那么对一个被征服的人来说，向他展示说没有他的反抗，战胜者的胜利将不会如此辉煌，这对他是否能有所安慰呢？这是否足以说明，这个胜利也是他的胜利呢？事实上，属于他的是他的失败。我们也看到，人在世界上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方面他是一个客体，是一个超越外部超验的已知物；另一方面他本身就是一种将自己投向未来的超验。属于他的只有他通过自由投射而建立的东西，而不是别人以他为起点而建立的东西。然而，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一个人所能保留下来的恰恰就是他的人为性；一种选择的真理，就是使选择成为对这个目标进行选择的鲜明主观性，而不是曾经作过选择这个僵化的事实：黑格尔注意的仅仅是这个僵死的方面。作为坠落到世界中的一个过去的和过时的事物，人不能在这个世界中重新找回自我，相反，他只能被异化；人们不能通过向一个人展示其存在的维度得以保留就能拯救他，因为通过他的存在，他与自己格格不入，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客体。毫无疑问，人是以整个世界的已知物的名义出现的：在每一个瞬间，我身后是人类的整个过去，在前面又是人类的整个将来；我身处大地的某个点上，太阳系的某个点上，处在星云之间；我所操作的每一个物体将我反射到组成世界的所有物体上，将我的生存反射到所有人的生存中；但这并不足以让宇宙归属于我。属于我的只有我所建立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计划的完成。
因此，黑格尔说，实际上人在普遍未来中所得到的正是人自己计划的完成，问题是他要知道，应该将这个计划向纵深扩展；只有愚蠢的固执才会导致失望，即固执地坚持一种有限的意图：但是，如果人采纳普遍性的观点，即使是在失败的表象中，他也能辨认出自己的胜利。当狄摩西尼为雅典的废墟感到遗憾时，他的目光就很短浅：说到底，他所关心的是文明，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在世界上实现的文明。只要我能够要求到我想要的一切，那么一切都将非常美好。

确实，人们在科学上协调一致，因为一种思想只有在所有人都对它协调一致的时候才具有科学性。那么，为这种思想而奋斗，不就是为人类而奋斗吗？每个发明都为人们确定了一个新的处境；为了明确发明是有用的，它所创造的处境就应该比以前的处境更加美好。从总体上讲，进步的思想要求作这样一种比较。那么，人们能否比较人类的各种处境呢？说世界上有五千万人也好，有两千万人也好，人类照样是那样地拥挤；人的内心总是有这种“永远向往未来的空洞”，阻止人类有朝一日变成天堂。如果人类能够被当作一个不可能超越的目的来看待，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对任何目的进行过限制；他通过自己的冲动而提出各种目的，而这些目的每时每刻却又在他面前后退。这不，本来我们觉得是拯救的许诺，一下却变成对抗我们希望的东西：任何科学技术，任何一种行动都无法让人类接近这个运动着的目的。不管创造了什么处境，它立即就成为必须超越的已知物。大众语言中说这是“功成名就的人”。成就了什么呢？人们永远也不会在什么地方成就什么。只存在一些起点。人类从每个人那里获取一个新的起点。因此，当一个年轻人在世界中寻找他的位置时，总是不能一下子就找到，他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人，无用的人，不能证明自己的人。他从事科学研究也好，创作诗歌也罢，或是制造发动机，他是在自我超越，他在超越已知的处境；但他并不是为了人类而超越自己：而是人类通过他来超越自身。这种超验不是为任何目的：它存在着而已。每个人的生命，整个人类似乎每时每刻都是绝对无动机的，没有人提出要求，也没有任何东西发出召唤；只有他们的运动在创造着要求和召唤，也只能通过创造新的要求来回应这些要求和召唤。任何成就都不仅仅是可想象物。
但是，这个永无休止的变化本身是否就可以被看作一种成就呢？人类不能够靠近一个事先就已经确定的目的，但如果在每一个连续的阶段中，前一阶段能够保留下来，而且获得更高的形式，我们是否就可以称之为进步呢？黑格尔对我们说，只有当我们抓住它的某些变化不放时，才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但如果我们考察人类历史的整体，我们就能看到，事件和人类的表面分离将烟消云散，所有的时刻都会互相和解。障碍是斗争的一个部分，斗争又会粉碎障碍；立体派绘画与印象派绘画进行斗争，但立体派绘画也只有通过印象派绘画才能存在，只有超越了这两者之后，明天的绘画才得以确定。

卡夫卡在《城堡》一书中就描述过这种不确定性；人可以接收到神的启示，甚至见到神的使者。然而这个使者会不会是个骗子？他自己知道是受谁的差遣吗？他在半路上是否已经忘记了启示的一半内容？他交给我的这封信是不是真的？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弥赛亚说他是弥赛亚，而假的弥赛亚也会这么说：谁来将他们两个一一分清呢？
人们只能通过他们所做的事来辨别他们。但是我们怎样考察这些事是好是坏呢？我们将以人类善事的名义来作决定。因此，任何主张通过神灵的超验来自我证明的道德将以这种方式行事：道德会提出一个人类的善事，并肯定它是上帝所希望的，因为它是一件善事。克洛岱尔断言，应该重视秩序而不要无秩序，因为秩序存在着，而无秩序是对存在的否定：还因为秩序本身要高于无秩序，所以我们认为秩序是符合上帝意愿的。但克洛岱尔忘记了一点，即斯宾诺莎和柏格森曾经指出过的，正是人的观点使得秩序显示为秩序；克洛岱尔的秩序是否就是上帝的秩序呢？有资产阶级秩序，有社会主义秩序，有民主秩序，也有法西斯秩序；每个秩序在敌对方看来都是无秩序。任何社会总是声称上帝在它一边：它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重塑上帝；实际上是这个社会在说话，而非上帝。而如果我转向自己，向自己提问，我只听到我自己内心的声音。天主教教会和新教个人主义者完全有权利指责对方把自己个人信念的回声当作神灵的启示。无论是在我外部还是在我的内心，我能遇见的都不是上帝本身；我在人世间从来看不到任何天国的印记：如果说有天国的印记，它也是画出来的，是人世间的。人不能通过上帝来阐明自己，而只能通过人试着阐明上帝。只有通过人类，上帝的召唤才能永远被人听到，只有通过人类的事业，人才能对上帝的召唤做出回应。如果上帝存在，他将无力引导人类的超验。人只有在众人面前才能身临其境，而天国深处的这种在场或不在场跟人毫无关系。

基督徒会说，它必须根据上帝的旨意而让事物存在。
这样，人们便放弃了任何的自然主义；没有什么比美德更好，邪恶就是原罪；而美德，就是对神灵要求的服从。在上帝身上有要求；他等待人将自己归宿于他；上帝创造人，为的是让一种生灵存在，这个生灵并不是一个已知物，他必须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去完成自己的存在。上帝的旨意好像就是一种召唤，呼唤人们走向自由；它要求某种还不存在、但必须让它存在的东西：这种旨意便是一种投射，它是一个需要存在的生灵的超验，但这个生灵尚不存在。于是在上帝与人之间就需要有一种关系；既然上帝还不完全是他需要的存在，人就可以建立这个存在；人会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进入与上帝相关的处境：而上帝似乎也进入了与人相关的处境。德国神秘主义者西勒辛写道：“上帝需要我，正如我需要上帝。”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基督徒面对的是一个人性化的上帝，一个活生生的上帝，这样他才能为上帝而行动；但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不再是绝对、普遍；上帝将是黑格尔所说的那个否定的无限，他让有限在自己的面前存活下去，有限似乎与他相分离。上帝对人来说是一个邻舍。
这个确定的和特别的上帝，他可能会满足人类对超验的向往；这实际上也许就是一个具体的生灵，一个已经完成的、封闭于自身的生灵，因为他已经存在，而同时，他又是无限开放着的生灵，因为他的生存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超验；他是不能被超越的，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永久的超越；人只能陪伴他的超验，而永远也不能超越他。一旦我完成了上帝的意志，一个新的意志将立刻抓住我；永远也没有任何的“然后呢？”。

人既不能无限地缩减自身的存在，也不能将自身的存在无限地膨胀；他永远不能获得休息；然而，不能将他带向任何地方的运动又是什么呢？人们在行动的秩序中和在思辨的秩序中一样，遇到了同样的二律背反：任何停顿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超验是一种持久的超越；但是，一个无限的投射是荒诞的，因为它不能导致任何结果。人在这里幻想一种对称的理想，即思辨思想称之为无制约上帝的那种理想，人要求一种无制约的行动结果，即一种不能被超越的结束，这个终点即是无限的，也是完成的，而在这个终点中，人的超验将无限制地恢复冷静。人不能够认同于无限。但从他特别的处境内部出发，他是否能使自己走向无限呢？

为什么老实人做出选择，不给他的花园指定任何边界？如果人永远在别处，那他不就是随处都在么？他被膨胀到世界的边缘，所以通过自我的收缩，他将了解他所寻找的休息。如果我到处都在，那我还往哪里去呢？运动将在这里取消，就如同我哪里都不在一样。“这小孩又不是你的兄弟，”那对父母对他们过分敏感的儿子说，然后他们又补充说，“你总不能哭一辈子呀。世界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死去。”我们不能哭一辈子：那干吗要哭五分钟？不能为所有的孩子哭泣，那干吗要为这个孩子哭泣？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那就没有一个人仍然特殊地是我的兄弟。将我与世界的关系无限扩展，这是一种否认关系的方式，否认将我与这一特定时刻联系起来的关系，否认将我与地球上这一特定角落联系起来的关系；我不再有祖国、朋友和亲人；所有的形式都在消失，被吸收在普遍的背景中，其在场无法与绝对的不在场相区别。这里也一样，不再有欲望，没有害怕，没有苦难，没有欢乐。任何东西都不属于我。永恒与瞬间相结合，这是同样赤裸裸的人为性，也是空白的内在性。如果说那位拒绝世界并否认自身超越性的精神衰弱症患者，他常常被这个世界的无人称的无限性的想法所萦绕，这无疑不是一种偶然：一根铁针，一张地铁票，会使他梦想到地球上所有的铁针，所有的地铁票；他被这种扶摇直上的多样性弄得头晕目眩，于是待着一动不动，既不使用他的铁针，也不使用他的地铁票。
在斯多葛主义中，人们看到这两条道路是怎样殊途同归的；如果智者被缩减为一种纯粹的存在喷发，而存在又回落到自己身上，那么他就同时与普遍的和谐混为一体。命运无法对我进行任何控制，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处在我的外部。我自己本身将消失在普遍性的中心：一旦扩展到无限，我在世界中的位置将随之消失，如同我成功地将它装进一个无维度的一点中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