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托 (伤心地)也许,在这个尘世,
我不能清楚地预料自己将来的道路。我能吗?
但在卜算前程时,我不知为何软弱到颤抖。
这是事实。
这样的小水沟同大海一样,
将我彻底淹没。
我对小水沟的恐惧或许还要大于对深海的恐惧,
这点我无须否认。
大海纵然宽阔无边,
也终有沙滩作为它的尽头,
而水沟的气息,却能延伸到无限的空间,
只需努力挥动你的双臂,
也许有朝一日就能与巨浪一拼。
但面对那些无处不在的弥漫的瘴气,
你就无法抵抗,只能坐等死亡的到来。
就算是我命中注定无法成功,
我也不会在死亡来临的一刻表现出任何的软弱。
我只是,想亲眼看到,
在死亡逼近的那一刻,
那些想要淹没我的深海,
或是企图杀死我的利剑,
抑或从头上压下的巨石,
这就是我所全部期盼的,如此而已。
触摸到对手的身形体貌,
感受到他们激动而愤怒的表情,
我将不屑地盯着他倒下,
我将不屑地盯着他死去。
总而言之,
我就是不能让我的肺,
吸进那些弥漫在我周围的,
逐渐让我窒息的、意志消沉的瘴气。
埃内斯托坐在桌前准备写作。
埃内斯托 脑子里面空空如也!天!这怎么可能!正是要坚决战胜这种不可能的现象。唔,思路在我的脑子里呢,它在这儿:它正在我的脑海里闹腾着呢。我清晰地感受到它了,有些时候,我的内心世界还能看到它的光亮。我已经看到它了。我恨它,恨它飘忽不定的模糊轮廓。突然之间,它从它一直藏匿的洞穴深处发出声音来:痛苦的呻吟,爱抚般的叹息,痉挛一样的狂笑……思路就这么活跃起来了,思想中的灵感在交融、碰撞中产生创作的火花。它正在伸展扩大,在我的周围浮现。我对自己说:可以开始了!我赶紧屏息凝神地拿起笔,低下头对着铺好的稿纸开始写。可是,该死的“只字全无”!就这么戏弄了我!以前浮现的哪怕模糊的轮廓也消失了,呻吟与叹息再也听不到了,我的周围都是一片可恶的空白。我的面前也只有一张白纸。我开始脑子迟钝了,我开始心灰意冷了,更为可恶的是:我手里正拿着的笔也使唤不动了。啊,它仅仅还是一张白纸,它还是那张没有任何记忆、没有任何生命、没有任何思想的白纸!啊!“空空如也”!它专门以各种的表现形式,闷声不响地和我们创作者作对:一张空白的画布,还有一块没有被加工的原石,一片嘈杂的噪声……可是这些,都远远比不上这支秃笔更让人气恼、让人觉得无能为力、让人觉得可恨!对了,还有这张白纸!嘿嘿,我虽然不能把你写满文字,但我毁掉你还是可以的,你这个阻挡我实现雄心壮志的家伙!对,撕掉!撕掉!撕掉!就这样,通通撕碎!(撕纸,忽然停止)还好,没有其他人看见,这种无明火应该控制,这简直太丢脸了!我怎么会撕稿子?让我再想想,想到灵感来的那一刻吧,我还没有被任何问题难住过呢!来来来,再想想看,再想想看。
人们在避难所里看到许多忧郁的人,他们已经自杀不下二十回,将他们的自由用来寻找逃避囚禁生活和结束无法忍受的焦虑的手段;医生友好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而他们则把他当作暴君和刽子手。一位酗酒并吸毒的朋友跟人要钱去买他所需要的毒品;我劝他去戒毒,我把他带到医生那里,我试着让他重新生活;如果我有成功的机会,我拒绝给他提供毒资就做对了。但如果情况不允许我做任何事,去改变他在其中挣扎的处境,那我也只好让步;几个小时的剥夺只能加剧他的痛苦,于事无补;他还可以借助极端手段得到我不想给他的东西。这也是易卜生在《丑小鸭》里所说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谎言世界的处境里,而谎言就是暴力,就是暴政:我能说出真相而让蒙冤的人获释吗?首先应该创造一种处境,要让真相变得可以忍受,使个人在失去幻想的同时,还能在他周围找到希望的理由。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与一个个体的自由有关的东西几乎都与其他个体的自由相关。又有这么一对夫妇,他们坚持要在一个破屋里居住;如果人们不能成功地说服他们,让他们产生居住更体面的房屋的欲望,那就应该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如果他们有孩子,情况可就变了;父母的自由将对孩子造成危害,而孩子是未来,是自由,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利益。他人是多数的,从这里出发,又将引发许多的新问题。
政治有理由拒绝善良,因为善良冒失地为了现时而牺牲未来。在与每个人一对一的关系中,自由的模糊性常常只致力于自行逃避,它会引入一个难办的双关语。喜爱他人究竟是什么意思?把他人当作目标又是什么意思?显而易见,我们将无法在任何情况下实现任何人的意志。在一些情况下,一个人会以积极的方式需要邪恶,即需要对其他人进行奴役,因此应该与他进行斗争。也有这种情况,他的本意并不想伤害任何人,而只想逃避自己的自由,以独立的方式热切地想达到那个不断离他而去的存在。如果他要求我们帮助,我们是否应该帮助他呢?人们咒骂一个帮助吸毒者吸毒的人,指责一个去自杀的失望者,因为人们想,这些轻率的行为是个人反对自身自由的谋杀行为;应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他面对自身自由的真正要求。也罢,但如果他固执己见呢?那要不要使用暴力呢?这里再一次说明,严肃又在致力于回避问题;生命的价值、健康的价值和道德的随大流价值已经提出,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强加于人。但人们也知道,这种伪善会带来最为严重的灾难:没有了毒品,吸毒者有可能自杀。我们既不能轻率地向怜悯或慷慨的冲动做出让步,也不应该固执地为一种抽象的道德服务;暴力若要得到证明,就应该向我想要拯救的自由开启具体的可能性;在行使自由的过程中,相对于其他人和我自己来说,我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投了进去;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的死亡,而我却把他从死亡中拉了回来,他完全有权利向我询问生活的手段与理由;对一位病人实施的暴行只能通过治愈他的疾病来证明;不管激励我的意图有多么纯洁,任何专制都是错误,我必须为此而请求原谅。那么,我是否处在对任何人都这样决定的处境:一个陌生人跳进塞纳河中,我是否要为救他而迟疑,这个例子非常抽象;由于缺乏与这位绝望者的具体关联,我的选择永远都是偶然的事实。如果我要向一名儿童、一个忧郁者、一位病人或一位迷路者施加暴力,那是因为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承担着他的教育、他的幸福、他的健康:我是亲人或老师、看护、医生、朋友……于是,通过一种无言的公约,因为人家向我请求,人家就得接受或希望我做出严格的决定;因为我能够更好地承担责任,所以我的严格性将得到更好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允许严厉,而漠然则不允许这种严厉。
我们不应该混淆模糊性和荒诞性的概念。将生存宣布为荒诞的东西,就是否认它能够给自身一个意义;说生存是模糊的,就是指出它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其意义应该不断地自我丰富。荒诞性拒绝任何道德;但对真实的完全理性化也不给道德留有余地;这是因为人的状况是模糊的,所以人才会试图通过失败与丑行去拯救生存。因此,说行动应该在真理中被人经历,也就是说在对真理所包含的二律背反的意识中被人经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放弃行动。
住在书堆里的黑猫(书摘/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