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是个体的、个人的事,客观准则是没有的。我年轻时捕过蝴蝶与鱼,当我对杀生的疑虑越来越比狩猎欲强烈时,我就停了下来。
但还是可以对您的问题说点客观的东西。只射杀野兽的猎人是糟糕的猎人,他只有在射杀时掌握分寸,在保护野生动物时像猎获一样谨小慎微的情况下才是个好猎人。蝴蝶收藏家也可以,如果他真的想为防止有些物种及其饲料作物的灭绝而做点贡献。这是他唯一的回报方式,以此可以为从大自然中掠夺的东西做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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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关于语文学与作品分析说的话我很能理解,然而我认为分析艺术、文学与“冷静”的理性之间的关系和研究鉴定植物没什么两样,植物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其本质与美丽。我自己当然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既不喜欢植物学也不喜欢文学评论。但假定语文学研究朴实、冷静,而随笔热情、狂热,如果非要我在两者之间选择的话,我还是更喜欢前者。每门学科都可爱,只要它立足于自己的地盘,而不是借用其他外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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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卡罗利妮·卡伦巴赫
1952年2月13日

亲爱的卡伦巴赫博士太太:

接到您“写信的尝试”已几个星期了,我早应表示感谢,现在又收到您2月12日令人愉快的来信,我非得表达出这份谢意不可了,虽然状况不尽人意。一般来说我最不喜欢读的东西就是涉及我的文字,即我太熟悉的主题,更确切地说,它无聊得很。但这一点不适用于像您这样的表述,虽然我也很难回应它们。面对攻击我很少尴尬,攻击更让人清醒,而认同和赞扬反倒让听者更胆怯与尴尬。叫人欢喜又值得感谢的是您属于极少数人,这部分人的赞扬我不但能忍受,而且几乎以猫打呼噜来回报,因为这种赞扬源自不一般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力只靠批评的判断或友爱是不可能获得的,而是两者都要具备。我很少很少能碰到这种批评与充满认同的理解的幸福结合,只有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的相遇,真正的体验。
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您清楚地看到,虽然我对时代有所批判,更多的是厌恶这个时代,但仍以一些正面的事物加以平衡,即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人抱有信念。
关于巴登的《寒鸭》,今天还有来信与报道,甚至有剪报。妮侬给我抄录了那个给我寄蜂鸟巢的阿根廷男子的来信,“鸟类学家”有复件,最近我把小巢送给他了,另外一份复件归到鸟类文档中,我给您寄一份。写这封信的一定是个很好、很可爱的男子。
得搁笔了,送上问候,和妮侬一道祝您尽快、顺利地从不愉快事务的牵连中脱身。
祝您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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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天赋我不能评判,如果不十分了解您及您的生活,没人能这么做。如今许多三四十岁的人在思想与艺术修养上差不多是早几代人十八至二十岁的水平。
您感觉到的东西以及您体验的方式很好,有诗意。您如何打造它,却还没显出独创性。然而您的许多诗比人们常见的刊印出来的东西要好得多。您也得像每个文学新人一样,走向通往编辑部的路,这没什么不好。不要因失败而失望,如果一切可以通往外部成果的努力都受挫,那您也应忠诚于文学。如果它没有力量征服一个团体,它肯定有力量让您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美好。您写作时追求“真”是首要的,不是追求美;美会自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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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我想起来,还应该对您在良心问题上的思考以及我自己对此的看法说句话。阐述如下:
当我说每个人在上帝面前只对自己本身负责,是说他只需遵从他的良心。这个良心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内涵,这点您是知道的,您自己也提及过。每个人都有点个人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想用集体良知取代个人良知就是强暴,是走向所有极权的第一步。
不,在我看来,关键不是一个人是否把某个行为看作是对上帝的义务。人们对此可以争辩,也争辩了几千年。但一切的关键在于每个个体要真正地听从自己的良知。
我并不认为尽职尽责的军官的价值就比始终无力自卫的殉难者低,每个人都各司其职,这和他以忠诚与牺牲做出的行为一样有用。如果一个军官履行了他的职责,那么他就赢得了我完全的认同,如果他不这样做,如果他虽然很注重士兵是否准时问候他,但在危机时刻只想到他自己,那么他就是一个无赖。同样,如果一个和平主义者终生鼓吹不抵抗、不使用暴力,可在危殆时刻为了自救却叫嚣使用大炮与炸弹,那么他同样也是个无赖。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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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人、不同阶层之间,有一种超越人与阶层的高度的共性,不顾及这个共性,人就不可能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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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使我们拥有美好的青春、使我们人生有成的东西,都是从那时来的,是从祖辈和父辈照射过来的光芒。外祖父的德行智慧,母亲那永不枯竭的想象力和爱心,还有父亲那种细腻的坚韧、敏感的良知,他们教养了我们,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比不上他们,但我们也是照着他们的样子培养起来的,在这个荒芜的、越来越陌生的世界上,我们总是带着一点他们的光芒。你我都没有拒绝过祖先崇拜,把对他们的记忆放进了工作中,写进了文章里。尽管我们的书禁售了,焚烧了,毁灭了,这些也不会灭失。那些没有根的东西、人造的东西过时得多快,千年帝国之类的吹嘘消散得多快啊,而一个实在的、本真的、活的、神圣的世界里的所有东西则是恒久的。我们拿年少时的记忆比照邪恶的战争和极权年代,我们看得清:后者至多是影子、是蛛网,前者则浑圆、具体、多彩,正是生命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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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世界病了,病入膏肓,长了致命的斑疹,遍布似假还真的麻风疮,迷乱陌生,已经完全失去了本来面目,要不是战争和邪魔将这一切强加给它,谁又能想到会是这样?
我们还能回去,能将那个完整、神圣、健康、有序的世界放在心中,谈论它的样子,这才是我们巨大的宝藏,是我们仅有的幸运,不是有手有脚、有住有吃的幸运。于是我们不仅有了一个能供我们躲避、有信仰的、创造得很美丽的高雅世界,一个能让如今陌生的我们再度相见、互道契阔的世界,而且我们从中拥有的东西,孩子们和孙儿们都不会再有,或者他们只能拥有一星半点。我在这里寻你,在先辈的身影里,在旧时树叶的婆娑声中,我又找到你了,你年轻、活泼,你在这片天地中找到的我,也是以前那副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想起母亲小花园里种的剪秋罗和福禄考,想起外祖父母柜子里那些印度玩偶和织物,想起檀木匣子的香味和外祖父书房里的烟草气息。我们彼此点点头,看到卡尔夫的教堂高高耸起,看到星期天上午,教堂上面大钟旁边的廊上,城里的乐师吹奏赞美诗,还是那首赞美诗,从格哈特·特斯特根或巴赫时代就有的那一首。我们走进那个“漂亮屋”,圣诞节时那里会有圣诞树和其他装饰,钢琴旁边的架子上放着赞美诗集和歌曲集,有西尔歇的,舒伯特的,还有我们自己教区的一些钢琴曲选段。对了,家里还有“另一个”舒伯特,是幅半身像,高高地摆在走廊的一个柜子上,画的是戈特蒂尔夫·海因里希·舒伯特博士,《梦的象征》和《灵魂的历史》的作者,曾是我们家的好朋友。花园里有极美的小花丛、草本花朵和矮小的蕨类,明艳地生长在蜜棕色的土地上,复活节的时候,要是天气不好,就不在花园里藏彩蛋了,而是藏在宽敞的铺着红砂岩地砖的走廊里,或者后面有数千册藏书的大厅里。在所有这些地方,外祖父的灵魂在他故去之后还一直强大地存在着,我们每次回乡休假都要纪念他。我们有时候害怕他,但更多的是崇拜着、爱着这个印度智者、魔法师。在以前某个不快的日子里,他是怎样在一笑之间,就化解了我对他的惧怕,让我的惧怕显得好笑的啊,那曾是多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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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一个遥不可及的、陌生而又黑暗的国家,可以说是另一个星球上,在那里,悲与喜、日与夜、生与死都另有其规则、形式和意义,与我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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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跟其他艺术家一样:首要条件是天赋,超出常人的语言能力和语感。天赋还必须包括性格在内,您称之为“勤奋”,就是能细致地坚持做完。通常一首诗是这样产生的,它始于灵感,起初要么是一个想法,一幅心里的画,或者只有几个词,这些就是灵感,是最重要的东西。后来要对写下来的东西加以打磨和控制,这时才要有意识地依照规则进行工作。音乐家经常是先有一个音乐上的灵感,一个简直难以用音符记录下来的灵感,事后必须借助规则处理它。
您的感觉完全正确:仅靠勤奋是产生不了艺术品的。而外行与艺术家的区别就在于,外行通常满足于最初的灵感,讨厌再做语言上或旋律上的打磨。真正的艺术家却喜欢将自己的工作做得至臻至善,即使这个过程要求做很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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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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