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畜是奴隶反抗的主要目标。西斯尔伍德说：“我的那些猪几乎每天都会被割伤或是跛足，是谁干的，在哪儿干的，这很令人惊讶。”“在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有如下损失，一只健壮的成年公猪不见了（一直不知道是怎么没有的）……一只阉过的猪被摔死了，背断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只品种优良的母羊，非常适合繁殖后代，被发现死在岩洞里……奶牛蕾切尔的小牛犊……还有小公牛。”西斯尔伍德的马麦基肚子上被割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肠子都流出来了，后来麦基死了。无数动物曾遭受奴隶的折磨，因为他们试图破坏主人的财产。一个海地奴隶为自己虐待骡子辩护：“我不工作，就要挨打；它不工作，我就揍它，它是我的黑奴。”
奴隶们通过很多方式来反抗，以至于奴隶主在很多地方都能注意到他们的反抗，他们指责女奴以堕胎和杀婴的形式实施“女性生殖系统方面的反抗”。确实有一小部分女奴诉诸杀婴这一方式，以便使婴儿免受奴役之苦，并导致主人无法获得新的奴隶。巴巴多斯的奴隶玛丽·托马斯在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显然是出于恶意杀死了自己的新生儿，因为这个婴儿的父亲，即种植园的白人簿记员“不认为玛丽是他的最爱”。
然而，证据显示，田间奴隶遵循了有害的新生儿传统，无意中导致了高死亡率。他们中的专业人士（奴隶助产士或保姆）为了使婴儿的肚脐保持湿润，给他们喂食“油和其他有害药物”，也不给他们换衣服，在出生的头9天里几乎不给他们喂食。一名助产士告诉马修·刘易斯：“直到这9天过去了，我才对他们抱有希望。”幸存者接下来还要面临一系列艰苦磨难：营养不良、破伤风、发烧、蠕虫感染和其他虚弱病症。许多小孩活不到5岁，这导致奴隶人口自然减少。例如，在特立尼达，三分之二的奴隶女童在性成熟之前就死了。
在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兴起之前，许多种植园主都乐于接受儿童奴隶的高死亡率。格林纳达的监工约翰·特里证实，他的雇主认为“哺乳期的孩子就应该死去，因为在这段时期，幼儿害母亲干不了多少活”。当奴隶贸易即将被废除时，以前进口非洲人的种植园主突然开始关注起女奴的生育能力。通常，他们将缺乏生育能力归咎于故意反抗。
奴隶们会扮演名为“夸希”（Quashee，男性）或“夸希巴”（Quasheba，女性）的角色来反抗压迫。在这些角色真诚、逃避、天真、反复无常、懒惰和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狡猾、自信、轻蔑和复仇的内核。满是夸希和夸希巴的甘蔗田让白人奴隶主及其访客感到困惑。玛丽亚·纽金特本来以为自己十分了解这些有趣爱玩的“黑人”，直到一个以前表现得“非常谦逊”的“样貌可怕的黑人”抛掉了“夸希”的角色面具，咧嘴一笑，给了她一个“凶狠的眼神”。她写道，“这让她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恐惧”。在格林纳达，和其他地方一样，女奴或称夸希巴是“庄园田间班组里人数最多、组织最有效的构成部分”，而且也是“奴隶中最容易发生骚动的……”，除非鞭打，否则无法控制她们。
当白人重复指示时，奴隶们就会假装困惑地挠头。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你越是试图解释一件令他不悦的事情，他就越表现得无法理解。如果他发现这样做无效，他就会开始说一些荒谬的事情，而且他在讽刺挖苦方面的天赋简直令人惊叹”。亨利·科斯特的奴隶从来不会直接回答问题，而只是在主人“用各种方式问了四五个问题”之后才慢吞吞地透露信息。这些奴隶都是生性狡猾的学生，一旦发现白人对手的弱点，就能马上利用它们，与白人对抗。
自诩为仁慈之人的刘易斯在凌晨3点发现，看守畜栏的奴隶放任牲畜逃进甘蔗地里肆意踩踏。之后，他写道：
没有一个看守在岗；火把已经全部熄灭；找不到一个家内奴隶，也找不到一匹马；就连被受托人关在家里的小男仆也再次起床，在主人上床时他们还在熟睡，之后逃出来尽情玩耍和狂欢；尽管他们完全知道牲畜踩踏田地对我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却没有一个黑人愿意起身把它们赶走……我最好的一块甘蔗田被牲畜践踏成碎片，今年的收成大大减少了！这就是黑人的感恩方式。
奴隶们尽可能偷窃更多的东西，以至于盗窃行为严重耗损了种植园的财力。偷窃是一种不那么被动的反抗形式，而且偷窃往往是他们获取东西的唯一途径。一个被抓到偷糖的奴隶反驳愤怒的主人：“白人怎么就可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可怜的黑人干了所有的活，却还要挨饿？”
假装精神错乱也是一种流行的策略，因为疯子无法工作。自残也很常见。例如，巴巴多斯的一名箍桶匠为了抗议不合理的命令，砍掉了自己的手。由于改善法对黑人法典有所改进，其中的孕期减免条款促使许多妇女假装怀孕。皮埃尔·德萨勒的奴隶扎贝特连续15个月假装怀孕，虽然其间没有孩子出生，但她一直坚称自己怀孕了，无法工作。
奴隶的抵抗会持续到田间。奴隶们频繁要求“去灌木丛”，即他们的厕所去方便，抱怨经期病症，还会假装一瘸一拐，态度懈怠。他们会故意弄坏锄头。他们在每个甘蔗坑里故意种很多或很少甘蔗。他们会“误解”指示。他们明知“一根受损的甘蔗足以产生能毁坏整批糖的酸腐味道，仍然将老鼠啃咬过的甘蔗放在运往磨坊的货物中”。他们还决定一起罢工。马修·刘易斯就赶上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女奴“全都拒绝运走垃圾（这是最简单的任务之一）……结果，糖厂被迫停止运转”。刘易斯试着劝说、恳求，最后威胁要卖掉最顽抗的奴隶，但全都是徒劳。第二天早上，糖厂仍然关闭，“煮糖间里没有糖浆，工作也没有人做”。管理者抱怨说，这些反叛的女性“给勤劳的人造成了一种巨大的打击”。她们也几乎不可能被卖掉，所以这些“可怕的懒人”就一直戴着枷锁服刑或者受到其他各种惩罚，直到她们屈服并回到地里。
傲慢是奴隶之中一种很受欢迎的消极抵抗方式，几乎所有糖料殖民地的种植园主都报告说，女奴非常擅长这种抵抗方式。她们唱着满是双关语的讽刺歌曲，诅咒并反抗主人。安提瓜的奴隶起义失败后，一名观察家指出，女奴“以其傲慢的行为和表情，流露出内心深处与男奴一样的渴望，即彻底消灭白人，并且无疑会通过杀死所有的白人妇女和儿童造成同样大的伤害”。一些女奴的确杀死了主人的孩子。1774年，在巴巴多斯，一个年轻的女奴承认毒死了几个白人婴儿，并在受审时解释说，她讨厌照看婴儿。安提瓜奴隶杰米玛因伤害一名白人婴儿而被活活烧死。
糖奴在鞭笞的威胁下劳作。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转折点，他们时而服从，时而抗争。奴隶的抵抗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动力，以至于它是所有时代文学、文献和黑人法典中从未消退的潜台词。对奴隶抵抗最常见的形式进行调查，是对奴隶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的讽刺性评论。
在非洲人当中，自杀往往是第一道防线，它既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肯定，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借助自杀，他们能结束痛苦，使灵魂回到非洲故地。有关奴隶制的文学作品不乏这样的例子。非裔英国废奴主义者伊格内修斯·桑乔的父亲就在船只横渡大西洋时溺水自尽。在马提尼克岛，两个非洲人上吊自杀了，以此证明皮埃尔·德萨勒不过是个骗子，因为他坚称，“没有人对他们做过任何事，他们过着非常快乐和愉悦的日子”。奴隶上吊、溺水、绝食、跳入沸腾的糖缸里、服毒或以其他方式自杀。一个奴隶贩子总结说：“黑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种族，宁愿死去也不愿做奴隶。”
因为奴隶是昂贵的资产，他们的自杀会激怒主人，主人甚至指责生病的奴隶是有意寻死。尽管疾病、营养不良、肮脏的环境、简陋的医疗条件、过度劳累和抑郁是造成大多数奴隶死亡的原因，但缺乏生存意愿也是原因之一。德萨勒抱怨说：“自1月以来，已有12人死亡，另有数人濒临死亡。”他称黑奴图桑为“恶棍”，“为了逃避工作，他只想去死，就让自己一直得一种可怕的胃病……这些都是废奴主义者无法理解的。他们一定会说，作为一个奴隶所感受到的绝望驱使这个黑人想要毁灭自己。而懒惰和对工作的惧怕，这些才是导致他自杀的动机”。当图桑一个月后去世时，德萨勒爆发了：“罪犯！他是这个家里第四个这样对待主人的！”
「每日一文1309 2026-03-23」局诈（《聊斋志异》） by 蒲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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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间，有一人衣冠华好，近与攀谈。渐问主人姓字、官阀，家人并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贵主家之内使也。”语渐款洽，因曰：“宦途险恶，显者皆附贵戚之门，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曰：“无之。”王曰：“此所谓惜小费而忘大祸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礼，能覆翼人。某侍郎系仆阶进。倘不惜千金贽，见公主当亦不难。”家人喜，问其居止。便指其门户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归告侍御。侍御喜，即张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来。筵间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琐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谊，即赐百金赏，不肯效牛马。”御史益佩戴之。临别订约，王曰：“公但备物，仆乘间言之，旦晚当有报命。”
黑人法典概述了奴隶的劳作条件，规定了工作时间、伙食补贴，以及惩罚的性质和范围。它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奴隶活着，二是约束最残忍的主人。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法规在实践中被违反，而且很少有白人会因为饿死奴隶、虐待和折磨奴隶、过度驱使奴隶受到起诉。即使他们被起诉，也只有少数人被定罪。
到了18世纪末，随着革命情绪激起公众舆论，法国的黑人法典得以修改，以反映宗主国对奴隶受虐待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不顾种植园主阶层的反对，法律规定鞭打不得超过29下。1789年，当时在西班牙控制下的特立尼达因颁布的《黑人法典》较为宽仁而受到称赞：鞭打不得超过25下，且不能流血；奴隶主不能通过释放年老或有病的奴隶来减轻负担；奴隶主要为女奴分配适合女性的劳作；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奴隶主都可能被处以重罚。然而，不久之后，特立尼达就被英国人控制了，英国人实施了严厉的新奴隶法，甚至禁止奴隶通过自我赎买来获得自由。
另一方面，古巴的黑人法典规定可以通过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进行自我赎买。一个价值600美元的奴隶只要付给主人25美元，就拥有了自己的二十四分之一。通过这种方式解放的奴隶，即使有些只是获得了部分解放，都被称为“受束缚者”（coartado）。许多奴隶即使有钱完成交易，也会选择先赎买自己的一小部分。博物学家、观察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遇到困难时，可以（部分）依靠主人，后者能为他们提供咨询、影响力和保护。
许多糖料殖民地还制定了不足法，旨在纠正黑人和白人数量之间始终令人恐惧的缺口。不足法要求雇主每雇用二三十名奴隶就要雇用一名白人。在牙买加这样白人稀缺的殖民地，大部分种植园主和牧场主选择支付罚款而不是遵守规定，这些法案成了政府增加收入的讽刺源头。在巴巴多斯更容易找到“稀缺的白人”，那里白人人口较多，多为契约佣工的后裔。
黑人法典对奴隶食物、供应地、自由耕种时间、衣服和毯子、奴隶“医院”的建立，以及奴隶出生、死亡、婚姻和惩罚等条款规定了最低要求。在巴巴多斯等地，强奸奴隶不构成犯罪，杀死一个奴隶也仅需交纳15英镑的罚款。天主教国家的黑人法典要求主人对奴隶进行宗教教育，为他们安排受洗仪式，并在天主教墓地的特定区域划定奴隶墓地。这些法律也规定了假日，这无疑是奴隶非常关心的部分。安提瓜的一项法律指出，奴隶犯下了“严重的混乱……和谋杀罪……因为他们的主人不像邻居那样，允许他们在圣诞节有相同天数的假日”。天主教奴隶社会被允许拥有更多假期。据亨利·科斯特统计，巴西的奴隶有35天假日。
随着种族奴隶制的发展，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行政官员费力将它运作的复杂性编纂成了被称为黑人法典的法律文本。他们还任命官员来监督这些法律的施行。英国殖民地是个例外，既没有统一的黑人法典，通常也没有奴隶保护人。相反，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奴隶法典，通常以1661年巴巴多斯颁布的那一部为蓝本。牙买加在1664年颁布的那一部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抄巴巴多斯那一部的，1702年安提瓜的那一部也与之非常相似。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一系列英国改善法在即将废除奴隶制的情况下，通过改善奴隶的生存条件来扭转低出生率和儿童的高死亡率。
黑人法典和奴隶法在殖民地之间差别不大。它们的基本前提都是“黑人是财产，是一种需要严格规范、警惕监管的财产”。黑人法典“使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合法化，准许严格的隔离，并制度化了对奴隶反叛的预警系统”。黑人法典规定了种种惩罚手段：打标签（烙印）；在磨坊里鞭打双手被捆缚的奴隶，然后用胡椒和盐粒揉搓奴隶的伤口；割鼻；砍断胳膊或腿；还有“阉割”，即切除生殖器。对伤害白人或反叛的惩罚是野蛮而致命的，例如“将奴隶钉在地上，四肢用弯曲的棍子固定住,然后从脚和手一点一点地用火焚烧，逐渐烧到头部，使他们痛苦不堪”。奴隶法还规定了被处死的奴隶的主人如何要求索赔,以弥补自己的财产损失。
黑人法典几乎将奴隶的每一种错行都定为犯罪。谋杀和攻击白人在众多死罪中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而且这也包括谋杀另一名奴隶。逃跑是更常见的罪行，通常这些奴隶被认为犯了盗窃罪，因为他们从主人手中偷走了自己。黑人法典还将藏匿或协助逃跑者定为犯罪，并规定了抓获逃奴或在一段时间后杀死他们所能获得的奖励。随着城镇的发展，法律规定，城镇居民不得雇用逃奴，而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雇用了逃奴。
黑人法典严厉惩罚黑奴逃离奴隶主，躲藏在逃奴定居点生活，之后又潜回来袭击种植园并激励其他奴隶逃亡的行为（marronage）。由于别无选择，大多数殖民地承认并接受了一些逃奴定居点。但防止逃亡的法律是严酷的。惩罚手段包括烙印百合花图案、割耳、切断腿筋，如果逃跑者携带武器，则处以死刑。帮助逃奴的自由民可能会被重新卖为奴隶。法国在1685年颁布的《黑人法典》还禁止奴隶集会，因为即使是婚礼或葬礼，也可以被用来谋划反叛。
糖业奴隶制最阴险的产物是种族主义，它为奴役非洲人并强迫他们到甘蔗田里劳作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正如埃里克·威廉斯所写：“奴隶制不是种族主义的产物；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的后果。它的起源可以用如下词语来表示，在加勒比地区，是蔗糖；在大陆，则是烟草和棉花。”）自从非洲奴隶明显替代，而不仅仅是补充欧洲的契约佣工之后，种族就成了奴隶主和制糖业其他所有参与者（从克里奥尔监工到欧洲的精炼糖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点。它为奴隶制这一明显荒谬而怪诞的制度做了辩护，安抚了参与者内心怀有的良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人借用基督教元素精心打造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用逸事证据强化了这种混杂的概念。奴隶制主要是为田间劳动力设计的，但种族主义的逻辑将它扩展到了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工作领域。奴隶制原本是一种狭隘的经济体系，渐渐地，它演变成了克里奥尔糖业社会的指导和组织原则。
白人出于实际原因，迫切需要创造出精细的规则来划分种族。无数被压迫的男男女女包围着他们，前者的人数远超白人，因此白人需要社交规范和权力结构来保护自身免受这些被压迫者的伤害。他们需要机制来分裂和控制那些奴隶，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奴隶难以驯服，且令他们感到一种“肉体上的恐惧”。他们也需要解决混血后代的数量不断增加的问题。
在蔗糖世界，混血的存在必须被重新定义。第4章列举了白人出于区分他们的目的而给他们取的一些称呼。这些伪科学尝试扭曲了严谨的分类，亵渎了林奈在18世纪所做的细致工作，为种族观念披上了可信的外衣。白人给黑白混血儿贴上穆拉托的标签，此称呼本用于指代马和驴杂交出的无生殖能力的后代，这种轻蔑的类比意味着，白人希望大自然禁止白人和黑人的“非自然”后代繁殖。马修·刘易斯在牙买加四处观察后发现，黑白混血儿确实可以生育后代，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几乎普遍都是虚弱、阴柔的，因此他们的孩子很难养活”。
这种精心表述的种族主义与合法的自由两极共存。奴隶的解放是有可能的。任何肤色的自由妇女所生的孩子，从黑人到梅斯蒂菲诺，都生而自由。只要人心的跳动比鞭子更有力，白人父亲就可以解放他肤色较浅的混血孩子，也许还有孩子的母亲。他也可以释放自己的老乳母——一个忠诚或年迈的女奴。
图33 黑人妇女上门拜访勒马叙里耶，勒马叙里耶是一名黑白混血妇女，图中还有她的白人女儿，图为勒马叙里耶在马提尼克岛的家，17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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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交战方都坚信，科学、智慧和自我保护本能最终会迫使人类团结在一个和谐、合理的社会中，因此，为了加快事业的进程，“聪明的人”就是要力求尽快消灭所有“不聪明的人”和不理解他们的理念的人，以免他们妨碍这一理念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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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章摘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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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书堆里的黑猫（书摘/照片）
加入于 2022年0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