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倍尔认识我,我是这片地区的医生,住在公共汽车站旁边。他的脸色泛青,犹如不会熟的苹果。他浑身痒痒,见他搔痒的样子,我也憋不住想搔痒,因为我身上也有跳蚤,真的,是从病人身上传来的。跳蚤乐意跳到你的外套上,因为外套最暖和、最湿润,在医学院就是这么教的。贝倍尔见我走近,放下小地毯,向我请安。每家每户的人都从阳台窗口朝我们看。要是喜欢上什么,跟孩子打交道比跟成人打交道危险性要小一些,至少可以推说,他们将来不会比我们更差劲。其实我们心中无数。贝倍尔苍白的脸上总挂着一丝微笑,流露出一片至诚,使我永远难以忘怀,这是一种带有乐天气息的笑容。年过二十的人很少有这种动物般淳朴的情感。因为世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样子,所以人们的嘴脸会变样。这不,曾几何时还摆出凶神恶煞的模样,其实那是忘形了。我们的脸上明显可见虚度二十年华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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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里人人都咳嗽,令人担忧。这里烟雾弥漫,想见太阳至少要爬到圣心教堂。从那里往下看,一览无余,看得见我们的地方和我们住的楼房处在平原的深处。再细看则分不清层次了,甚至整个平原都是模模糊糊的,那么的丑,毫无特色的丑,遍地皆丑。再往深处看,只见蜿蜒的塞纳河有如一条粗大的蛋清色黏液带,弯弯曲曲从一座桥伸向另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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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期待着同罗班松相遇。我隐隐感到这是可能的。莫莉依然十分温存和亲切,当她确信我已下决心离开,对我比原先更加体贴。但体贴也无济于事。我和莫莉在她轮休的下午经常去郊外散步。我们在光秃秃的小丘上散步,也在小湖畔的桦树丛里散步。处处有人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阅读平淡无奇的杂志。我们避而不谈自己的心事。再说她已打定主意。她真挚至极,忧伤的事儿说不出口,而藏在心里反倒感到充实。我们拥抱亲吻。但我吻她的时候总放不开手脚,因为在她面前我实际上是卑躬屈膝的。同时不住想别的事情。由于珍惜我们的时间和温情,我恨不得把这一切保留下来,为了美好、崇高的未来。我说不清这未来是什么,肯定不是为了莫莉,但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好像在我失去亲吻莫莉的热情的同时,生活把我对她、对生活本身的了解冲进黑暗的深渊,于是我再不能足够地得到她,末了由于精力不足,我将失去一切;生活也将像所有的人一样欺骗我。生活啊,你是真正的人的真正的主宰。
我们回到熙熙攘攘的市区,我把莫莉送回青楼,因为夜里她要接客,直到天亮。在她接客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这种痛苦说明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此时实际上我和她离得更近,我对她更亲。我进电影院消磨时光。电影散场后,我乘有轨电车到处乱逛,夜游都会。清晨两点敲过,一些战战兢兢的人来乘电车,在这个时间以前或以后见不到这样的人。他们脸色苍白,昏昏欲睡,像包裹似的温顺,一直坐到城关。他们住得很远,比工厂区还远,住在穷街陋巷不起眼的简易房子里。濛濛细雨下得泥泞的街石映照着蓝色的曙光,这时跟我同车的乘客带着他们的影子消失了。黎明刚诞生,但他们却闭上眼睛。很难让这些影子似的人开口说话:他们太劳累了。他们负责打扫全市的商店和办公室。别人下班后,他们在夜里依次打扫各家商店和办公室。他们并不抱怨。他们好像没有我们这些白天干活的人那种忧虑,大概因为来自最下层,干着最低级的活儿。
一天夜里,我乘另一路电车,到达终点站,大家正慢慢下车。突然我觉得有人叫我的名字:“费迪南!喂,费迪南!”如果我信以为真,非在半明半暗中出丑不可,我才不干这样的傻事呢。一阵阵寒气从屋顶的上空,经过檐槽侵袭下来。等我确信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了莱翁。他凑近来跟我说话。我们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他和其他人一样刚打扫完办公楼回来。这是他能找到的惟一的生活手段。他走路的样子四平八稳,有点庄严郑重的派头,仿佛他刚在城里完成了什么危险的和近乎神圣的使命。进而我发现,所有的夜间清洁工都是这副模样。人在劳累和孤独时显得超凡。他的眼睛闪烁着这种超凡的神态,在青蓝色的晨曦中,比平时睁得更大。他还打扫了数不尽的厕所,擦干净了犹如山脉连绵的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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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满金属制品的小火车在一道道工序之间蜿蜒而行。每到一处,人们必须立刻站成行投入行动,好让它及时再颠簸向前。嗨,大家一推,小火车又颤巍巍地丁零当啷远去。继续沿传动带和飞轮移动,给各处的人们施加预制的压力。工人们弯着腰,专心致志地侍候机器。机器的隆隆声响得几乎震破耳膜,机器的渗油味儿呛得你嗓子冒烟。我心里一百个不乐意给他们传递管形螺栓和各式螺钉,恨不得一走了之。工人们低着头干活,并非因为羞愧,而是屈服于噪声,有如人们屈服于战争。我们围着机器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完了。到处凡眼睛看见的、双手接触的,都是硬邦邦的;脑子里即使闪过一点回忆,也变得硬如铁块,索然无味。骤然之间我们都成了垂垂老朽。
必须从外部把生命扼杀,把生命铸成钢铁,铸成有用的东西。正因为对生命爱惜得不够,所以才必须把生命变成物,变成结结实实的物体,这是规律。我试图凑近工头的耳朵问话,他以猪似的喊叫代替回答,却极耐心地用手势指导我如何完成极简单的工序。这样,我把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一小时一小时地统统倾注在传递小销钉上,机械地递给安装销钉的人,而他几年如一日,安装相同的销钉,我干得很差劲。没有人训斥我,但开始干了三天后我被认为试用失败,于是把我调去推小手车,送垫圈,在一台台机器之间穿行。我这里送三个垫圈,那里送一打,再那边送五个。谁也不同我说话。人们不是迷迷糊糊,就是疯疯癫癫。成千上万台机器轰隆隆不停地指挥着人,其他一切皆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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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所说,福特厂确实谁都雇佣,此人并未扯谎。但当时我犯疑心,因为穷光蛋很容易胡说八道。人一旦穷极潦倒,精神和躯体往往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人颓丧至极,活像幽灵,而幽灵对你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先到一间实验室似的屋子进行体检,当然一上来就得把衣服扒个净尽。我们排着队缓缓而行。一个男护士对我上下打量一番后说:“你的身体糟透了,不过没关系。”我担心因患非洲热病而被拒绝雇佣,只要偶然摸一下我的肝便不难发现。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在我们这批人中发现体弱多病的人反倒高兴,给我体检的医生马上让我放心:“对于是否录用你干活儿,身体好坏无关紧要。”
“那太好了,”我回答道,“您知道,先生,我受过教育,甚至学过医学。”
他立即对我冷眼相看。我感到又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对我很不利。
“你的学业对你毫无用处,小伙子!你来这里用不着思想,而要按别人的指令行事。我们的工厂不需要想象家,而需要黑猩猩。再奉劝一声,永远不要再向我们提起你的才智,有人替你思想,朋友,好好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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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上车后,彼此十分冷淡。路经的街道一片寂静,高耸入云的巨石群阴森森的,滂沱大雨如同浮动的洪水,我们仿佛危在旦夕。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市,一座奇形怪状的城市,一座沥青和雨水黏糊在一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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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茫茫,大雨打在车上,雨花纷扬。汽车沿着光滑的水泥岸道行驶。一切都跟我作对,一切都是冰凉的,连劳拉的手也是冰凉的,尽管我紧握着她的手。我们俩的身体始终分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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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劳拉所说,我变化很大。生活把你扭曲,把你的脸挫伤。生活也把劳拉的脸挫伤,但比较轻微,同我相比,轻微多了。穷人遍体鳞伤,潦倒不堪。赤贫利用你的脸如同使用抹布擦去世界的污浊。你消失了,世界则长存。我似乎在劳拉身上发现新的变化:她不时表现出精神不佳,流露出忧伤;她的盲目乐观也不时出现破绽。每当这样的时刻,人总要回首往事,回顾消逝的岁月,而残存的、令人讨厌的诗意则变成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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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贫嘴薄舌,夸夸其谈,一边更清楚地意识到导致我心力交瘁的原因除疟疾外,还有别的问题,即不同的习俗。我必须从头学习识别新环境下的新嘴脸,学习用新的方式说话和扯谎。惰性的力量几乎不亚于生命的力量。出于无奈所玩弄的花招平庸到了叫你抬不起头来,但为了继续玩弄花招,你不仅需要勇气,而且更加需要无耻。这就是远居他乡当外国人的处世之道。人的一生只有几个小时头脑清醒,在这样的时刻做出的评论是毫不容情的。此时祖国的习俗对你已不适用,而新的习俗还没有感化你,你的头脑尚未糊涂。你一贫如洗,懦弱无用,一切都迫使你正视事物、人物和未来,即把人看到骨子里,把事情看透,然而你将迫使你自己去喜欢、去维护、去推动。国家不同,习俗各异。你周围尽是陌生人,他们的举止有点古怪,尽管隐隐有着几分自卑感,却显出无谓的傲慢,说出莫名其妙的谎言,发出异常的反响,不用多久,你就会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只有你对无数的小事不再感到可笑,那你就入乡随俗了。旅行就是寻求这种可笑的小事,寻求一时的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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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了年纪,回想起跟自己生活有过牵连的人,总忘不了他们的私心,这种私心像是钢铁铸的,白金铸的,否认不了,连岁月也难以把它抹掉。年轻时,对最冷漠无情的人,对最厚颜无耻的人,也能替他们解脱,借口说他们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并能找出他们不明事理、浪漫放任的迹象。然而人事沧桑,你亲自经历了生活中出现的狡诈、冷酷、恶意,好不容易使自己的体温保持三十七度,这时你才心中有底,才有条件明白过去存在的一切卑鄙行为。只要认认真真注视一下自己,便能发现满身是污泥浊水。神秘被揭穿,牛皮被戳破,诗意烟消云散,岁月也就消逝了。你将一无所得,白活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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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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