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ON NOIR @[email protected]

任何人都得和其他人打交道；他所介入的世界是一个人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物品都渗透着人类的意义；这是一个说话的世界，其中有请求，有呼唤；由此我们理解到，通过这个世界，每个个体都可以给他的自由赋予具体的内容。他应该揭示世界，以便进行对后续事件的揭示，并且通过同一个活动设法解放人类，并通过人的介入使这个世界具有意义。但是，这里我们将遇到一种反对意见，这在我们考察个体道德的抽象时刻时已经遇到过。如果任何人都是自由的，那他就不可能愿意自由。同样也可以说，他不会为其他人要求任何东西，因为他人在任何境况下都是自由的；人类总是在进行着对存在的揭示，在布痕瓦尔德，在太平洋的蓝色岛屿上是这样，在贫民窟，在王宫里也是这样；这世界上总是在发生着某样事情，在将生灵拉开距离的活动中，人们能否怀着分离的喜悦，将人看作神的不同化身呢？从哪里能找到我们行动的道理呢？任何解决办法都不比其他办法更好或更坏。
我们可以把这种态度称为美学，因为采取这种态度的人，他主张和外部世界仅仅保持一种分离的凝视关系，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在时间之外，在远离人的地方，这个人将自己置于历史的对面，他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历史，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目光；这种无人称的视觉对所有处境都一视同仁，它在对处境差别的漠然中利用这些处境，它排除任何的偏爱。

激情的人既能激起某种钦佩，也能引起某种恐惧。人们钦佩主体性的高傲，因为它既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又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规则，人们钦佩由肯定力量所揭示的客体的宝贵光芒；而且人们还把造成主体性自我封闭的孤独当作敌人来看待；由于这种自由自我退避在世界的某个特殊地区里，而且也不寻求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因此它就只能以分离的形式自我实现。与激情的人进行任何对话和联系都是不可能的；在那些希望自由能够融洽一致的人看来，激情的人像是一位外来客，一个障碍；他会进行一种隐晦的反抗，以对抗那个想成为无限自由的运动。激情的人不仅仅是静止的人为性，他也行走在暴政的道路上；他知道自己的意志只能来源于他自身，不过他也可以设想将这个意志强加于人；为此他可以容忍自己成为部分的虚无主义者；认为只有他的激情对象才是真实和充实的；剩下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为什么不能背叛、杀戮、付诸于暴力呢？人们所破坏的从来也不是虚无之物；整个世界只能被当作手段与障碍的整体，通过这些手段与障碍可以达到一个人们将存在投入其中的事物。激情的人不想将他的自由奉献给众人，所以他也不承认他们是自由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当作物品来看待。如果他的激情对象牵涉到世界的整体，这种暴政就成了狂热。在所有狂热性的运动中，总有一部分严肃的东西；某些人在仇恨、害怕和信仰的激情中创建的价值，另一些人会将其想象成或故意看成既成的现实；然而，没有任何一种严肃的狂热不具备激情的基础，因为对严肃世界活动的任何参与都是通过一些原动力和压抑情结进行的。这样，怪癖性激情就形成一种对选择这个激情的人的严厉惩罚。而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分割不同自由的分离形式之一；这种激情将导致斗争和压迫。一个在远离其他人的地方寻找存在的人，他就是在对抗他人的情况下寻找存在，同时也是在迷失自我的情况下寻找存在。

虚无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在否定所有既定的价值体系时，在这些价值的废墟上并没有找到自由本身这个普遍和绝对目标的意义。也有可能在这种破产中，还有人会保持一种对生存的爱好，他起初把这种生存当作一种快乐；他虽然不指望得到任何的证明，却满意地生活着。他不回避那些他并不相信的事物，而是从中寻找借口，以便无动机地开展他的活动。这样一个人，人们通常称之为冒险家。他会热烈地投入到一些事业中：探险、征服、战争、投机、爱情、政治等，但他并不致力于瞄准的目标，而只致力于征服的过程。他喜欢为行动而行动，乐于通过世界来展现一个自由，展现这个对其内容漠不关心的自由。不管这种对冒险的爱好出现在虚无主义绝望的背景下，或直接来自儿童时代幸福游戏的经历，它总是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自由将以独立于严肃世界的形式而自我实现，另一方面，生存的模糊性将不作为一种缺失来感受，而是以其积极的形象来感受。辩证地看，这个态度包含了虚无主义对严肃的非议，也包含了现有生存对虚无主义的非议；当然，某个个体的具体历史并不一定出现这种辩证的情况，因为个人的生存状况每时每刻都完全存在于他周围，而在他面前的自由每时每刻又是总体的自由；从青少年时代起，一个人就可以自我确定为冒险家；一种原始的慷慨活力和一种反省的怀疑主义会合为一体，更能引导人去做出这种选择。
我们看到，这个选择与真正道德的态度非常接近。冒险家并不打算让自己存在；他随心所欲地让自己成为存在的缺失，他故意以生存为目标。在他进入他的事业之后，他同时又脱离事业的目的。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又会投身于一个新的事业，而且不加区别地对新事业注入同样的热情。他并不想从事物那里期待他所作选择的证明。若在其主观的时刻考察一下这个行为，该行为是与道德的要求相适应的。如果说存在主义正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唯我论，它应该将冒险家看作最为完美的英雄。
首先应该看到，冒险家的态度不会永远是单纯的。透过随心所欲的外表，许多人都在以完全的严肃态度去追求某个秘密的目标：例如财富，或者荣誉。他们宣称对现有被认可的价值观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把政治看作严肃的事；他们允许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当理性的合作者，一九四五年又成为共产党人；确实，他们不在乎法兰西的利益，不在乎无产阶级的利益，但他们热衷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致力于事业的成功。这种少廉鲜耻的野心家，其品质处于冒险精神的两个对立极点，因为在这里，对生存的爱好从来就不能在无动机性中感受到。也有可能，对冒险的真正喜爱不可避免地会与对严肃价值的钟情相互混合：科尔特斯和那些征服者为上帝和皇帝效劳，同时也为自己的快乐效劳。冒险行动中也可以贯穿某种激情；征服的欲望常常与占有的欲望微妙地结合在一起。唐璜仅仅喜欢诱惑吗？他不也喜欢女人吗？或者说，他不是也在寻找一位能让他心满意足的女人吗？

虚无主义的态度表达了某种真理：人的状况的模糊性在其中得到验证。但其错误之处在于，它不是将人定义为一个缺失的积极生存，而是定义为生存中心的缺失，而实际上，作为原样的生存并不缺失。而如果说自由在这里以拒绝的形式经受考验，它就不能真正地实现。虚无主义者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即世界并不拥有任何的自我证明，而且虚无主义者本身也什么都不是；但他又忘记了这一点，即应该由他去证明世界，由他使自己有效地生存。与其将死亡纳入生命之中，他应该在死亡中看到生命的惟一真理，这个生命在他看来像是一个伪装的死亡；然而，生命是存在着的，虚无主义者也知道自己活着；他的失败也就来自其中：他拒绝生存，但又没能废除生存；他否认了其超验的任何意义，却又在自我超越。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他可以在虚无主义者身上找到一个盟友，因为他们共同抗议严肃的世界；但热爱自由的人也在虚无主义者身上看到一位敌人，因为虚无主义者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系统的拒绝；而如果这种拒绝以毁灭的积极意志作为终结，那么它就会建立一种暴政，这正是自由需要起来进行反抗的。

虚无主义者的态度，只有它在虚无主义者心中表现为一种积极性时，才能这样持续下去。由于虚无主义者拒绝自身的生存，所以他也应该拒绝证实自身生存的那些生存。如果他想让自己虚无，那就应该让整个人类彻底消灭；否则，通过他人揭示的那个世界的在场，虚无主义者也使自己在这个世界在场。但这种毁灭的渴望立刻会变成一个强权意志的形象；对虚无的热衷与对生灵的原始爱好互相结合，任何人都是通过这种爱好首先得到确定；他通过将自己变成那个能导致虚无来到世界的人，将自己实现为生灵。因此，纳粹主义是强权的意志，同时也是自杀的意志。从历史角度来看，纳粹主义中还有许多其他东西，尤其是黑色浪漫主义，它曾经激励劳施宁写出了《虚无主义之革命》，其中也有一种阴沉的严肃；这是因为纳粹主义服务于小资产阶级的严肃。但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排除两者之间的结盟；因为严肃常常会和某种部分的虚无主义联姻结盟，同时否定所有那些不构成其目的的东西，以便向自己隐藏行动的二律背反特性。

在拒绝中，人还可以走得更远，他并不努力去践踏世界，而是努力去消灭这个被拒绝的世界，消灭他自己和世界。例如有一个人，他将自己献身于一个已知失败的事业，他选择将世界和其中一个方面混淆起来，而这个方面正好包含着失败的胚芽，这样他就投身于一个被判决了的世界，他自己也和世界一道被判决。而另一个人则将他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一个事务中，但这并不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事务，而是他本人竭力要破坏的事务。还有另一个人一个又一个地否定他自己的每个计划，把计划随心所欲地打成碎片，通过这一方法，系统地取消他所瞄准的目标。用词汇否定词汇，用行为否定行为，用艺术否定艺术，这种顽固的否定通过达达主义的非协调性得以实现；通过实施一条混乱和无政府的指令，人获得了废除一切行为的结果，因此也废除了所有目标，废除了他自己。
但是，这种否定的意志又给自己一个永久性的反驳，因为，在这个意志得以施展的时刻，它已经表现为一种在场；它会引入一种恒定的张力，一种从反面对称的、更加令人痛苦的生存的张力；因为，如果说人不存在是真实的，那么他的生存还是真实的。而为了积极地实现他的否定性，他必须不断地对抗生存的运动。如果人们不屈服于自杀行为，就会很容易滑向一种比虚无主义的紧张拒绝更加稳定的态度。在各种可能的演变方面，超现实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和具体的例证。有一些信徒，如瓦谢、克勒维尔等，他们借助于自杀这种极端的解决办法；另一些人则通过毒品来毁灭他们的身体和精神；还有一些人成功地实现了一种道德性自杀；由于将周围的人驱赶一空，他们自己落入一个荒漠，沦落到下等人的层次；他们不是试图逃避，而是正在逃避。也有一些人，他们试图找回严肃带来的安全感；他们做出自我安排，任意地选择婚姻、政治、宗教等作为避难所。就连那些超现实主义者，那些想永远忠于自己信仰的人们，也没能避免走向积极性的回归，即回归到严肃。对美学的、精神的、道德的价值观的否定已经变成一种伦理；破除规章，就是建立规章。人们看到一个新教会的建立，有教义，有仪式，有信徒，有教士，甚至还有殉道者；今日的布勒东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破坏因素：他就是一位教皇。任何绘画的刽子手都是画作本身，许多超现实主义者都重新变成了积极作品的作者：他们的反抗变成了一种材料，在这种材料的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最后，还有为数不多的人，他们在真正回归积极性的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自由；他们给自由提供了一个内容，并且不否定自由；他们方向明确，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投身于知识或艺术的研究，投身于家庭或社会的生活。

严肃的人正是在恐惧中感受到客体的依赖。而在他看来，人的第一个美德就是谨慎。在摆脱了对自由的焦虑后，他又掉进了新的忧虑中，有了新的担忧；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威胁，因为表现为偶像的事物已经被外化，与整个世界相连，因此也受到整个世界的威胁；尽管百般小心谨慎，但因为他永远也不会是这个外部世界的主人，也不会顺从于这个世界，所以他将不断面临无法控制的事件的侵扰；他将不断地宣称自己很失望，因为他企图将世界固定为物品的意志恰好受到生活运动本身的抵制；未来将否定他今日的成功；他的孩子们将不听从他的吩咐，外来的意志与他的意志相对抗，他将深陷于恶劣与苦涩的情绪中。他的成绩中也带有一种死灰的味道；因为严肃是一种方式，它试图实现自在与自为之间那不可能的综合；严肃的人想自封为上帝，但他并不是上帝，他也知道这一点。他想把自己从主观性中解脱出来，但主观性却正冒着自我暴露的风险，不断地自我暴露。在超越所有目的的同时，人们不禁要思考：这有什么用？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生活的荒诞性，这种生活在其外部寻找证明，寻找只有生活本身才能给出的证明；脱离了真正支持这些证明的自由，人们所追求的所有目标都将是任意的和无用的东西。
严肃的人的这种失败有时会导致一种彻底的颠倒。意识到自己不能成为什么人后，人就选择什么都不成为。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虚无主义者的态度。虚无主义者与严肃的人非常接近，因为它并不以活跃的运动去实现其否定性，而以物质的方式设计自己的灭亡；它想成为什么都不是的人，而这个他所梦想的虚无也还是一种存在，但与黑格尔的存在完全相反，它是一种静止的既成事实。虚无主义是失望的和转向自身的严肃。

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所有非真实的态度中，只有这种态度是最普遍的：即任何人首先曾经是儿童；在神灵的眼光下生活许久后，他曾经把自身许诺给了神灵，所以他不太愿意接受将自己变成一个简单的人，并时时处于担忧和疑虑中。怎么办？信什么？通常是这位年轻人还没有像下等人那样首先拒绝生存，以至于这些问题并不存在，然而，他却害怕回答这些问题；在经历了或短或长的危机之后，他又回头走向父母或老师们的世界，或者他接受某些新的价值观，接受一些必须让他觉得很可靠的价值观。与其承担起一种情感，一种将他抛向危险前方的情感，他反而将这个情感压抑着。古典形式的了结方法：情感转移，升华，这是从情感性向严肃性的过渡，并处在恶意的保护神影子中。严肃的人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他所喜欢的对象的本质，而是能够自我消失在对象中的事实。所以，面向客体的运动，事实上由于其任意性，而变成一种对主观性的最为绝对的肯定：为相信而相信，为愿意而愿意。这就是通过将超验与其目标分离，去实现他的自由，一种形式空洞又荒诞的自由，一种冷漠的自由。

如果允许一个人成为一个原始的事实，那么这个人会将自我混同于那些并不知道自己生存着的树木和石块；我们将以漠然的眼光看待这些隐晦和平静的生命。但是下等人激起了蔑视，也就是说，从我们责备他不想自我生存之时起，我们就认为他应该对自己不想作为的行为负责；而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人都不是一个被动忍受的既定物。拒绝生存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谁也不能在活着时经历坟墓的安谧。下等人的失败也就在于此。他想自我遗忘，自我忽视，在世界中缺席，在自我中缺席，但处在人们心目中的虚无，这也是人对自身的意识；下等人的否定性积极地显示为焦虑、欲望、召唤、心碎等，但这个面向积极性的真正的回归，下等人会回避它。正像他害怕参与一个计划那样，他害怕某种可支配性，在未来面前，在他的各种可能性之中，这种支配性可能让他陷入危险的处境；因此他只好躲避到严肃世界的现成的价值之中；他会表达一些意见，会躲藏在某个标签下；而为了隐藏他的无动于衷，他会乐意沉迷于一些语言暴力，或甚至沉迷于身体的狂热；昨天是君主制的拥护者，今天又成了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也会乐意当反犹太分子、反教会分子和反共和分子。这样说来，尽管我们将他定义为拒绝或逃避的人，下等人并不是一个非进攻性的生灵：他以一股盲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在世界中实现，任何人都会截获这股力量。在群体施暴中，在沙皇对犹太人的屠杀中，在所有大规模的血腥运动中，在严肃和激情的狂热所组织的无风险的镇压中，人们就是在下等人中招募打手。因此，在由自由人建立的人类社会中，每一个想得到自由的人都会对下等人产生莫大的厌恶；道德，就是自由征服人为性的胜利。而下等人只能实现其生存的人为性；他不会去扩大人类的统治，他用自己惯性的抵抗去对抗其他人的计划。在这种生存揭示的世界中，任何计划都是没有意义的，人被确定为一种惊慌逃避的人；他周围的世界是不协调的，而且是赤裸的；永远不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产生欲望或为之付出努力。在一个被剥夺了意义的世界中，下等人朝着死亡进发，这个死亡更是确认着他对自身的长期否定。在这个经历中，惟一能显示的就是某个生存的荒诞人为性，如果这个生存不善于自我证明，那它将永远不会得到证明。

如果我们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等级，那就得把那些最缺乏这种活泼热情的人摆到级别的最底层：即福音书中所说的温水一样的人。生存，就是让自己的存在缺失，就是自我投入到世界中：那些全力控制这个原始运动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下等人（sous-hommes）；这些人虽然有眼睛和耳朵，但是他们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让自己双眼无珠，双耳失聪，既无爱情，也无欲望。这种冷漠在生存面前，在它带来的风险和张力面前，显示出一种根本的恐惧；下等人拒绝这种“激情”，即他的人的状况，他拒绝由撕心裂肺和失败构成的冲动，拒绝这个面向存在的冲动，而这个存在总是缺乏目的。这样，他实际上就是在拒绝生存本身。这一选择立刻会得到他自己的确认。同样，一位蹩脚的画家会为自己一气画出一批蹩脚的画作而沾沾自喜；而在一幅有价值的作品中，艺术家立刻会碰到更高价值的作品的要求。同样，下等人计划中原始的贫乏也省得他去为自己证明：他在自己周围只看到一个无意义的单调世界；这个一贫如洗的世界，它怎能在下等人身上激起一种感觉的欲望，激起理解和生活的欲望呢？他存在得越少，就越是感觉不到存在的道理，因为这些道理只有通过存在才能创造出来。
然而，他还是存在着。由于他在自我超越，他就指出了某些目的，划定了某些价值：但他又立刻抹掉了这些不确定的影子，他所有的行为趋向于放弃他的目标，他通过其计划的不协调性，通过其无序的随心所欲或他的漠不关心，将其超越的意义缩减到虚无的地步；他的行为永远都不会是积极的选择：而仅仅是一些逃避行为。他并不能阻止自己在世界中的在场：但他总是将这个在场保持在赤裸的人为性的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