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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文1012 2025-04-26」​《天狗赋 并序》by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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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澹华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缥与天风，崛乎回薄。上扬云旓兮，下列猛兽。夫何天狗嶙峋兮，气独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乐虽万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铁柱欹而金鏁断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归月窟兮，斯岂逾昼。日食君之鲜肥兮，性刚简而清瘦。敏于一掷，威解两斗。终无自私，必不虚透。

#黑猫的每日一文

审讯之后的那一年，伽利略写出了令他获得真正的不朽声誉的著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到头来，已过七旬的他重新找回了他真正的事业：动力学。他在1/4世纪之前放弃了它，开始为宣传他只有一知半解的日心说天文学而奋斗。这一斗争已经以惨败收场。现代物理学就是从这一片狼藉中诞生的。
这本书于1636年完成，当时伽利略已经72岁。他不指望能在意大利获得出版许可，因此手稿被偷运到莱顿，由埃尔塞维尔出版社出版。但它也有可能是在维也纳印刷的，因为它在维也纳获得了许可，很可能在耶稣会保罗神父的斡旋之下取得了皇帝的首肯。
第二年他的右眼发炎而失明，到年底双眼就都看不见了。
唉！［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迪欧达第］你的朋友和仆人伽利略已经无可救药地瞎了一个月了，所以通过我超乎古代智者的想象的奇妙发现和清晰的演示放大了10万倍的这天、这地、这宇宙，从今以后，对我而言，就被收缩到了狭小得只有我自己身体感觉的空间之中。
然而，他继续口述，往《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里添加新的章节，并接见了源源不断前来拜访的贵宾——其中就包括1638年前来拜访的弥尔顿。
他享年78岁，于1642年去世（当年牛顿出生），去世时身边有他的朋友和学生——卡斯泰利、托里拆利、维维安尼。
他的遗骨没有像开普勒那样被抛撒在风中，而是被安放在佛罗伦萨的万神殿，即圣十字教堂里，在米开朗琪罗和马基雅维利的遗骨旁。他的墓志铭是后人给他写的：“但它仍然在动”（eppur si muove）——这句名言他从来没有在审讯中说过。他的朋友们想在他的墓前树起一座纪念碑，乌尔班告诉托斯卡纳大使，这将给世人带来一个坏榜样，因为这位逝者“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最大的丑闻”。这就是“危险的奉承”的结局，也是思想史上最糟糕的一段插曲的结束，因为正是伽利略考虑不周的斗争败坏了日心说系统的名声，促成了科学与信仰的分离。

《对话》中的故事分为4天。第一天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一般宇宙观。诙谐的新闻报道般的段落夹杂着另外一些文字，突然上升为一种超然的宏伟观点，语言之优美令人惊叹。萨格雷多在攻击柏拉图关于尘世堕落－天国完美的二元论时解释说：
我听说自然物体是没有知觉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和完美，我不禁感到万分震惊，不，是万分怀疑。反过来，我听说如果它们是可变的、可生成的、不定的，就会被视为一种极大的缺陷。我的看法是，地球内部连续不断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改变、突变、生成，因此非常高贵、令人钦佩。如果它不发生任何改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沙堆或一大块玉石，或者，如果从大洪水时起地面上覆盖的洪水冻结，它就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水晶球，里面没有任何物质生长、改变或变化的话，那么我就会把它看作一个对宇宙毫无用处的肿块，一堆废物，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累赘，就像从未在自然中存在过一样。对我来说，这种差别就如同活着的生物与死掉的生物之间的差别。对于月球、木星和宇宙中所有其他的球体，我都是同样的看法。我越是仔细思量那些流行的说法中的这种虚荣，我就越是觉得它们空洞又愚蠢。还有什么比把宝石、金银称作高贵的，把泥土斥为粗鄙更愚蠢的呢？因为，这些人难道就不想想吗？要是泥土与珠宝和贵重金属一样稀缺的话，那么无论哪个国王都甘愿拿出成堆的钻石、红宝石和一锭锭的黄金，只为换取仅够栽种一小盆茉莉花或一株橘子树的泥土，好让他能看着它发芽、长高，伸出漂亮的枝叶，绽开芬芳的花朵，结出精巧玲珑的果实。
俗人对待事物，因其稀缺就珍视，因其丰足就鄙视，他们说，这是一颗最美丽的钻石，因为它就像一汪清泉一样，但就算给他们10吨泉水他们也不愿放弃钻石。那些歌颂高洁清白、持久不变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我认为，是因为他们渴望长生，他们害怕死亡，却不考虑，如果人是永生的，他们就不必来到这世上。这些人应该见一见美杜莎的头颅，让他们都变成钻石和美玉的雕像，这样他们就会比现在更完美了。
支持和反对哥白尼的战斗事实上要到第二天才真正开始，反对地球运动的意见受到了地球物理学方面的反驳。争论的焦点在于运动的相对性。传统的反对意见全都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体：如果地球在旋转的话，那么所有没有与之固定在一起的东西都会被抛在后面——炮弹、落石、飞鸟、云彩等。伽利略对此的反驳已经非常接近正确的动力理论，也非常接近牛顿的第一定律。他指出，从一艘移动的船只的桅杆顶上掉落的石头不会被抛在后面，因为它享有船只的动量；依此类推，从塔顶落下的石头，或飞行中的炮弹，也享有地球的动量。

贝拉明曾在一次布道中讲过：“人就像青蛙。他们对着与他们无关的诱饵张大嘴巴，而那狡诈的钓鱼者，魔王，他知道怎么大量地捕获他们。”罗马的人们确实已经开始讨论诸如这样的问题：其他行星上是否居住着人，如果有的话，他们是否也是亚当的后裔？如果地球是一颗行星，那么它就与其他行星一样，需要一个天使来移动它；但这个天使在哪儿？他们用与神学家解释信仰相同的基督教激进主义和青蛙张嘴的方式来理解科学的论题。但是，在过去，基督教曾经克服过类似的若干次危机，它已经理解了地球的圆形和对跖点的存在，用它们取代了那个由上层水域覆盖的帐幕宇宙。基督教的世界观已从拉克坦提乌斯和奥古斯丁发展到中世纪的阿奎那和大阿尔伯特的宇宙；在那之后，又发展到库萨主教对无限性的最早的声明，再到方济各会士的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耶稣会士的后托勒密天文学。
但这一直是一个渐进而持续的发展过程。在一个同样有序的世界观可以取代它之前，封闭的宇宙、存在巨链的等级结构不能被轻易放弃。到目前为止，那个新的宇宙观还不存在。它要到牛顿的综合理论为视角提供了新的焦点之后，才能成形。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策略就是有序的撤退，当阵地变得无法防守时，就放弃——如天空的不变性，被新星、彗星和太阳黑子证明是错误的；如地球是所有天体运动的中心，被木星的卫星证明是错误的。以贝拉明为首的耶稣会的天文学家们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已经悄悄地放弃了托勒密，推进到了第谷式系统：行星环绕着太阳，而太阳则环绕着地球（正如4颗“美第奇星”环绕木星，木星环绕太阳那样）。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审慎和科学的谨慎所能允许他们走到的极限了——虽然一些耶稣会士在内心里其实是哥白尼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审慎是出于神学的原因，而科学上的谨慎则是出于实证上的原因：只要不存在可被观察到的恒星视差，没有地球在空中运动所引起的明显的恒星视位移，这种运动就仍未得到证实。在这种条件下，与观察到的事实似乎最为接近的宇宙系统，是第谷式的宇宙系统。它还具有一个折中的优势。通过使太阳成为行星运动的中心，第谷系统也为一个完全的日心说系统铺平了道路——一旦发现了恒星视差，或者出现了别的一些发现使得天平朝它那一边倾斜的话。而我们即将看到，这是伽利略拒绝的另一个和解方案。

《致大公爵夫人书》的最后一部分描写了约书亚的神迹。伽利略首先解释说，太阳绕自身轴线旋转是所有行星运动的原因。“而且，就如动物的心脏一旦停止跳动，身体所有部分的其他运动也将停止一样，如果太阳停止旋转，那么所有行星也都将停止旋转。”因此，他不仅与开普勒一样，假定行星每年的运行是由太阳引起的，而且它们每日围绕自己轴线的自转也是一样——这个专门的假设除了与动物的心脏进行的类比之外，就没有别的“严格证明”了。然后他就得出结论，当约书亚叫道“太阳啊，你要停住！”时太阳停止了转动，于是地球也停止了每年和每日的运动。然而，就差那么一点就要发现惯性定律的伽利略，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如果地球突然在轨道上停住不动，那么山峦、城市都会像火柴盒一样倒塌；就连对动量一无所知的最无知的修士，也知道当马匹用后腿直立起来，送信的马车突然停下或者是船只撞上了岩石时，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圣经》按照托勒密的理论来解释，那么太阳突然停转就不会发生明显的物理后果，神迹也依然是可信的神迹；但如果它是按照伽利略的理论来解释，那么约书亚将不但毁掉非利士人，还会毁掉整个地球。伽利略竟然以为凭此等糟糕的胡言乱语能侥幸成功，这说明他对他的对手们的智商极其蔑视。
伽利略一生的悲剧在《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书》中化为一个缩影。这里有堪称经典的说理段落，捍卫思想自由的绝妙论证，其中夹杂着诡辩、遁词和全然的欺瞒。

【第五部 分道扬镳】

1611年夏天，伽利略从罗马凯旋，回到佛罗伦萨，马上就卷入了一些纠纷。他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水面浮体》——听起来并无恶意——的论文。但是，在这篇关于现代流体静力学的开创性作品中，伽利略接受了阿基米德的观点，即物体根据其重力漂浮或下沉，这违背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根据其形状漂浮或下沉的观点。那些井底之蛙立即激动地叫了起来，个个摩拳擦掌。伽利略没有让事实来自己说明自己，而是采用了他最喜欢的策略——他预见到了逍遥学派学者的论证，用一种假装认真的态度巩固其论点，而后又欢快地将之摧毁了。这让他们更是气炸了肚皮。他们的领头人是个叫洛多维科·德勒·科隆贝（科隆贝的意思是鸽子）的，因此伽利略和他的朋友们称他们的反对者为“鸽子联盟”。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在6个月内出版了4本书来反驳《水面浮体》，这场论战持续了近3年。最后以攻击者的完败告终，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的意义上。伽利略还在准备他的还击，帕尔梅里尼教授和迪格拉齐亚教授就都死了。乔吉奥·科洛西奥失去了他在比萨大学的教授职位，因为他被发现偷偷效忠希腊教会，后来他疯了；修士弗朗西斯科·希兹，一个年轻的狂热分子，他攻击过伽利略的望远镜发现，但为他的浮体理论辩护，因为写了一本反对法国国王的小册子，在巴黎被处以轮刑。
顺便一提，从比萨斜塔抛下铅球的著名实验不是由伽利略做的，而是由他的反对者，上面提到的科洛西奥做的。而且不是为了反驳，反而是为了证实亚里士多德关于较大物体比较小物体下降速度更快的观点而做的。

他于11月2日抵达雷根斯堡。3天后，他发起了高烧，卧床不起。一位在场者写道：“他不说话，用食指一会儿指指他的头，一会儿又指指头上的天空。”另一位在场者是路德宗传教士雅各·菲舍尔，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最近的国会会议期间，我们的开普勒骑着一匹老马（他后来卖了两个弗洛林）来到了城里。他刚到3天，就患了热病。起初他以为是丹毒或是脓疱发炎，没有太在意。当他的热症加重时，他们给他放血，但没有起任何作用。很快，他的热度不断升高，开始神志不清起来。言谈已经失去了理智。几个牧师前去看望他，用他们同情的活水安慰他。在他最后的痛苦中，在他要将灵魂交给上帝时，雷根斯堡的一位新教牧师（也是我的亲戚）西吉斯蒙德·克里斯托弗·杜拉瓦鲁斯，用作为神的仆人来说理所当然的雄劲的气势告慰了他。那是1630年11月15日。19日，他被安葬在郊外的圣彼得墓园。
墓园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被毁，开普勒的遗骨四散。但他为自己所写的墓志铭保存完好：
Mensus eram coelos, nunc terrae metior umbras
Mens coelestis erat, corporis umbra iacet.
吾曾测苍穹，而今测幽冥。
灵魂曾向天，肉体今归土。
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还有一段余音不绝的话，落款的日期是“西里西亚的萨根，在我自己的印刷所里，1629年11月6日”：
当风雨来袭，国家即将覆舟之际，我们最高贵的行为就是放下平和的研究之锚，让它沉入水底永恒的泥沙之中。

月球上的山比地球上的要高得多，月球上生长的动植物也要高得多。“生长的速度很快。所有东西的寿命都很短，因为它们很快就长得非常大……一天之内就成长衰老。”这里的生物非常像巨蛇。“暗面的生物没有固定和安全的栖息地；它们成群结队地迁徙，一天之内就穿越它们生活的整个世界，跟随退去的水域，或者步行（它们的腿比骆驼还长），或者飞行，或者坐船。”有些动物可以潜水，它们的呼吸非常缓慢，以便能够在深海里躲避烈日的烘烤。“那些停留在水面上的，则被正午的阳光烤熟，成为后来的流动兽群的食物……必须呼吸的那些动物，退避到洞穴里，靠狭窄的水道里的水过活——水流在遥遥路途中逐渐降温，最终变得可以饮用。等到夜幕临近，它们就外出捕猎。”它们的皮肤多孔，呈海绵状。但是，如果被白天的炙热不知不觉地灼伤，皮肤到晚上就会变硬、焦枯、脱落。而且，它们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喜欢在中午晒太阳。但它们只在接近洞穴的地方晒，以便能够迅速地全身而退……
在一段很短的附加说明中，开普勒还描写了亮面的生物居住在城市里，四周环绕着墙壁——就是月球上的那些大坑，但开普勒仅对其形成的工程学问题感兴趣。在书的最后，杜拉库图斯被梦中的一场暴雨惊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史前巨型爬行动物的梦魇惊醒了，当然开普勒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难怪亨利·摩尔受到《梦》的启发，后来写了一首题为《哲学的噩梦》的诗。更有趣的是塞缪尔·巴特勒在《月球上的大象》中对开普勒的诠释：
他答曰：月球上的居民，
正午艳阳高照时，
住在地下洞窟里
深8英里，方圆80英里
（它们立时在此设防
抵御太阳和敌人）
因为他们，
比起住在地面之上的
被称作暗面人的
粗鲁的农民，
要更开化，
他们之间争战不断。

在《新天文学》中，开普勒已经非常接近万有引力的概念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一定是某个心理上的障碍，让他否定了万有引力的概念。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他不仅将万有引力视作当然，而且还以惊人的洞察力，假定了“零引力区”——这个对于科幻小说来说噩梦一般的存在。在《梦》的后面，他朝这一方向更进一步，假设太阳和地球的共同引力导致月球上出现了潮汐。
旅途完成后，开普勒继续描述月球上的情况。月球上的一个白天，从日出到日落，持续约2周，月球上的一个夜晚也是如此——因为月球绕自身轴线旋转一周需要1个月，绕地球一周也需要1个月。结果是，它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月球上的生物称地球为volva（来自revolvere，意为“旋转”）。他们称月球的这一面为月球的亮面（Subvolvan half），另一半则是暗面（Prevolvan half）。两面的共同之处是它们的一年有12个日夜，这导致了极大的温差——白昼酷热，夜晚极寒。另一个共同之处是星空的奇特运动——太阳和行星不停地来回踱步，这是月球围绕地球旋转而产生的结果。开普勒以他一贯的精确而建立的这门“月球”（lunatic，也有“疯狂的”之意）天文学——以这个词的双重意义而言——非常有趣；在他之前没人（就我所知，之后也没有）曾试图做过这样的事情。然而，当论及月球上面的情形时，情况变得严峻了起来。
暗面是最糟糕的。那里的漫漫长夜并不像另一面，由于巨大地球的存在而变得可以忍受，因为暗面上当然永远也看不见地球。这里的夜晚“冰雪交加，寒风刺骨”。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太阳从不落山，令空气升至“比我们的非洲热15倍”的温度。
亮面要好一点，因为巨大的地球反射了太阳的部分光与热，让夜晚的情况没那么糟糕。地球的表面积是月球的15倍，它总是停留在天空中同一个地方，“仿佛钉在那里”，但它像我们的月球一样有盈缺，会从满地（full volva）变为新地（new volva）。在满地时，非洲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齐肩被砍下的人头；欧洲则像是一个身着长裙的少女，俯身去亲吻那颗头颅，她的一只长长的手臂则朝后伸着，正引诱着一只朝她跳起的猫。

开普勒生命的最后3年，带着传说中在荒野里流浪的犹太人耳边时刻萦绕的回声。“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是已经被毁掉的，还是即将被毁掉的？（Quis locus eligendus, vastatus an vastandus?）”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林茨，没有固定的住所。乌尔姆只是印刷期间的临时驿站。他那时住在一个朋友为他安排的住处，尽管房子被特意改造过以容纳开普勒的家人，但他们当时并不在他身边。从林茨沿多瑙河逆流而上，河水已经开始冻结，他不得不坐马车继续赶路，将苏珊娜和孩子们留在途中的雷根斯堡。至少这是他在写给某位通信者的信中做出的解释。但他在乌尔姆待了近10个月，没有派人来接他们。
这个小插曲很典型地表现出了他在晚年时的一种古怪行为。似乎他漂泊不定的父亲和叔叔们的遗产在他中年之后又开始发挥作用了。他的躁动不安在他创造性的成就中找到了发泄的出口；而在他完成了《星表》之后，紧绷的弦断了，思想之流也被切断了，于是他似乎是靠惯性在漫无目的地绕圈子，驱动他的是一种与日俱增、排山倒海般的焦虑。他再次犯了皮疹和疥疮，他害怕自己在《星表》印刷完成之前就死掉，眼中的未来则是饥饿和绝望的荒原。
然而，尽管身处战争当中，他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臆想出来的。他被给予了意大利最炙手可热的教授职位，培根勋爵的使者亨利·沃顿爵士邀请他前往英格兰，然而他拒绝了：
我要渡海去沃顿邀请我去的地方吗？我这个德意志人？我爱这坚实的大陆，一听到狭窄疆域里的岛屿，我就觉得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