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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略晚一些，约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带有装饰的石头，它们被称为鹿石。（见图5.6）这种带有雕刻的石头竖立起来可达2.5米高，最顶上的部分刻有圆形的符号，代表耳环。在此之下是艺术化的鹿，有时可能会雕刻一个个与石头成一定角度的鸟形的喙，鹿角则向后伸出，鹿腿常常会在身下蜷起。它的身上有一条线，可能代表的是用来悬挂斧头、匕首、刀、剑与战斗镐的带子。这些鹿的图案可能是在表现有文身的人体，当时的人身上可能就覆盖着鹿纹。人类与鹿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很明显的，但正如我们最初在奥库涅夫文化中看到的那样，人与石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紧密。很显然，鹿石呈现了从大约公元前800年开始在斯基泰人中极为繁荣的所谓动物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马匹的数量以及通过建造赫列克苏尔来定位时间与空间的做法，都表明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马背上生活的牧民便已在欧亚大草原上出现。公元前1000年前后出现的新式马具，例如能让人更好地控制马的运动的可旋转式马嚼等，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城市居民总是与邻居靠得很近，游牧民族的生活则与之相反，同时具备在与不在的两种特征，因此更大的社群聚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就至关重要。

图5.6 蒙古国呼尼河谷的贾加兰汀—安遗址群的23座鹿石之一。虽然乍看之下可能不明显，但这些石头表现的是人像。它们通常没有脸，是通过身上的一系列装饰和附属的手工艺品而获得身份的。鹿石上部的圆圈表现的是耳环，耳环下是串珠项链，底部则是有花纹的腰带。在腰带的上部和下部会放置各种手工艺品，看上去就像是挂在腰带上，或是被这雕像看不见的手拿着——具体物品可见上图右方框中所绘。石头表面的其他部位布满艺术化的鹿，鹿石也因此而得名。对这种花纹的解释各式各样，有人认为是装饰性的服装，有人认为是文身，也有人（更神秘地）认为它象征了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赫列克苏尔的存在让人们得以规划并实行定期的迁移，也让人们得以安排意义重大的诞生与死亡。赫列克苏尔可能是沿着大地上的固定路线建造的，它们标记出了欧亚大草原旅行的交通要道。赫列克苏尔有着复杂的历史，它们的建造历时弥久，社群还会一次次地返回此地，建造越来越多的卫星堆，献上更多的马匹作为祭品。卫星堆和其中埋藏物累积的时间跨越了数个世纪，它们映照出了整个社群的历史。

尽管很难做到，但我们仍可以试着设身处地想象欧亚大草原青铜时代后期的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夏季和冬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更温暖的月份里的绝大部分时间，人们很可能都骑在马鞍上，驰骋于极为广阔的草原，跟随绵羊和山羊，偶尔与其他人类群体相遇，另外也会在立石和纪念建筑前驻足，它们都是圣地的元素，各有各的危险和潜在价值。冬季的积雪和严寒则可能让人寸步难行，于是人们就更长久地留在遮盖得比较严实的营地中。了解欧亚大草原并找到正确的道路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们要感知的不只是空间，更需要把那些具有生气、有灵体居住的空间放在心上，那些地点可能自青铜时代就已存在。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标记空间，其中最显著的是一些纪念建筑，它们的目的是与死者产生关联，同时探索人类和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代里，新的移动方式让人类群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频繁，思想、手工艺品、人类和动物也随之流动。结盟与征战创造出彼此依赖的景观和危险因素，在这其中死者与生者似乎融合为一体。

图5.5 乌特·布拉根赫列克苏尔遗址的照片和平面图。照片上显示的是中心土堆、围栏和一些环绕的卫星堆

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开始，在蒙古高原的西部和中部涌现出一种全新的纪念建筑群，它的中心是一个土堆，围以圆形或长方形的石栏，在石栏外还有不少小型的土堆。它们被称为赫列克苏尔。在蒙古高原中北部的呼尼河谷出土的乌特·布拉根遗址，是最大型的赫列克苏尔遗址之一。（见图5.5）单排的石墙围起一片正方形的土地，形成了它的中央广场，石墙每一边接近400米长，四角各有一个土堆；在这个赫列克苏尔的正中，则是一座5米高的中心土堆。从各方面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集中在它的东侧和南侧的1700个卫星堆；建造它们的过程可能自中心土堆建成后又延续了好几百年。到目前为止，人们只发掘出了7座卫星堆，每一座之中都出土了马的头部和颈椎上半部分的残骸，但没有发现人造手工物品。这些卫星堆还有一些其他特点，例如横卧的大石块排列在一起，可能被用作小径。另有所谓的石板墓，部分墓中埋葬着人类和动物骨骸的混合物，部分墓中只埋葬了动物，还有部分里面什么都没有。很可能单凭一个部落自身的力量无法建造大型赫列克苏尔，而是需要集合许多部落的劳动力。在赫列克苏尔的帮助下，这个更大的群体获得了认同并发展壮大：在建造纪念建筑的过程中，这个更大的群体创造了自身。

这些艺术的中心元素永远是一张人脸，有时有身体，同时混杂着各式各样其他图案，例如一些可能表现了光线的线条，暗示了人类头部与太阳之间的联系。（见图5.3）另外还有些触须、蛇或偶尔出现的恐怖的食肉动物，它们可能反映了其他动物，可能还有植物的形象。在这块石头上，所描绘的人物（应为女性，或许怀有身孕）和食肉动物巧妙地交融，因此从正面看可能是人类乳头的图案，从侧面看就像是猛兽的眼睛。这种物种的融合是后世一些艺术形式的先兆，例如我们将会在后文中看到的斯基泰艺术便是如此。当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东西表现的到底是什么，但它们确实融合了动物和人类，可能还有天体，例如太阳和月亮的特质。（见图5.4）或许在我们看来，雕刻上的人像和富有灵气的元素，与雕刻它们的石头的坚实和不动形成了对比，但对于雕刻及观看它们的人而言，又未必如此。石头也可能具有灵魂，能够移动，它能屹立在欧亚大草原上留下长久的记号，但也同样可能具备它自己的意图和行为。这样的石头可能不是被动地表现了神明和人类，而更像是人类的化身，凭借它自身的力量变得强大而危险。也有迹象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越来越多的图案加了进来，这说明人们会定期回到石头前献上供品，举行典礼，并添加图案。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像这样有灵性的石头是广袤而开阔的土地上的重要标志物。

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间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有时被拼写为Okunevo）中，出现了一种极为引人注目的艺术形式，该文化位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西伯利亚南部的毗邻地区，与贝加尔湖地区也有关联。奥库涅夫文化时期的考古学遗存显示，当时的人采用的是狩猎与捕鱼结合的生活方式，驯养绵羊、山羊和牛（但马不多）；这些遗址还出土了有装饰的陶器和青铜及黄铜质的小件物品，例如叶形小刀和鱼钩。奥库涅夫文化的社群会将死者装在长方形的石板小棺材中埋葬，并在棺材周围码上一圈低矮的石栏。考古学家发现，奥库涅夫文化的艺术作品雕刻在岩石表面和石板墓的内壁上，涂以红色和黑色，同样也会雕刻在立石上，可能以此来标记出一些欧亚大草原上对于这些半游牧民族来说重要的地方。目前为止，他们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这些雕刻的立石，如今可以在米努辛斯克和阿巴坎的博物馆中见到它们；这些博物馆里的石头看上去像是俘虏，从辽阔的欧亚大草原上被人转移至此，与世隔绝。

图5.3 立石，属于奥库涅夫文化，从哈卡斯共和国的安查诺夫遗址中复原。它描绘了一个类人的形象，头部有光线环绕；蛇状的触须和圆形纹样装饰着身体。在这个人像左肩旁还有一张更小点的脸（它也是奥库涅夫文化的典型纹样）

图5.4 另一个奥库涅夫文化时期的更复杂的石刻，出土于哈卡斯共和国的贝约湖。在这里，雕刻进入了三维的层面。中心的人像头戴复杂的头饰，这头饰上包含了更抽象的人脸元素；雕像的腹部又变成了一个食肉动物的脑袋，这个食肉动物占据了这块石头的下半部分。雕像侧面的同心圆纹饰有着4组延伸投射的小线条，这种主题在奥库涅夫艺术的资料库中十分常见，在一些当代坟墓的布局设计中也可以看到类似主题。虽然此处图上没有描画出来，不过这块石头上还覆盖着不少圆形的凹坑，或是茶杯状的记号。它们都是原本的雕刻已经完成后，才在之后人们不断造访、重新使用这座雕像的漫长历史中被刻印上去的

在欧亚大草原的草原地带上，人与马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人类的历史与马的历史紧密交织，而后者本身也很复杂。马最早是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俄罗斯南部的波泰文化中被驯化的，时间约为公元前3500年。马相当重要，可以骑乘，可以拉车，可以为人提供食物或用于仪式，在像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这样的地方，它们至今依然在这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让位给使用金属的文化，马匹也向西、向东传播。同样得到传播的还有西边的青铜、小麦和大麦，以及东边中国驯化的黍。在东方，马匹的使用各不相同。对考古学遗址中骨骼的分析显示，马在公元前3500年时进入了哈萨克斯坦东部；1000年后，它进入西伯利亚南部、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山脉。它到达蒙古高原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某一些族群拥有的马匹数量似乎相对较多，另一些遗址和地区，绵羊、山羊和牛的骨更常见。在动物的数量上体现出的这种多样性，是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高原发现的各种文化的马赛克拼图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在岩画艺术、房屋、陶器和新兴的金属文化方面，同样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位于乌拉尔山脉东侧的所谓辛塔什塔文化发明了战车，相比于新石器时代用家畜拉着的又大又笨重的货车，战车是更快更轻的两轮交通工具。战车从它的起源地乌拉尔山脉迅速传播扩散，不过几百年就已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地中海的城市中，而后又进入中国，在那里，它们被大量制造，并添上了美丽的涂漆。说回乌拉尔山脉，辛塔什塔文化的各阶段中可以看到引人注目的战车墓葬，它们常常会有大量随葬的马匹，这表明马在仪式中极为重要，同时也说明马在当时被大量养殖，足以支撑频繁祭祀之用。在沟通生死这样关键的问题上，马是十分重要的。

表5.2 欧亚大草原上的魔法史简表

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些古老的人类种群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东部。我们的故事始于约公元前3500年，那时人们从西向东穿过欧亚大草原迁徙（见图5.2），但也有可能，这些人口中有部分是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族群向南方输入的（见表5.1）。这创造出了更丰富也更具有联系的人类景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万物有灵论。

表5.1 欧亚大草原上的部分主要文化、相关年代和发展过程。注意一些文化的数据上有重叠的部分，这是因为它们跨越了好几块地域，也是因为年代无法确定。关于魔法史的重要事件，可见表5.2

我们可以将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视作万物有灵论的历史，万物有灵论其实不是一种统一的观点，而是诸多不同观点的集合，是人们以各种不断变化的方式来探索人类与土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时发展起来的。假如使用得当，万物有灵论是个非常有用的词。尽管它是个概括词（就像“宗教”或“科学”），但只有将它放入特定的文化语境或历史环境中，我们才能理解它（宗教或科学也是如此）。万物有灵论并不原始，不管这指的是逻辑上的原始，还是说信仰它的人处于尚不发达的社会中（无论“不发达”是什么意思）。最好不要将万物有灵论视作一种内在的东西、一种信仰的状态，不如说它是行动的模式，能创造出各种族之间的联系。人们在构想这类联系时，可能会认为所有的一切，无论生命或非生命，都可视作人类。有不少群体确实相信所有事物都是人类，并因此具备人格，即使它们外观看来像是岩石、貘或太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或友善、或漠视、或敌对：如第一章所说，某些西伯利亚的猎手将狩猎活动视作猎手与猎物之间的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让猎物献身给猎手。北美的欧及布威族的语言会区分出有灵的名词和没有灵的名词，对他们来说，岩石属于有灵的类别，能自行移动，遵循某种岩石的目的行事。
不少文化都持万物有灵论，让人类这一存在的概念本身变得更为宽泛。就像其他任何词语一样，“万物有灵论”这个词也需要限制条件，使之具体化。说一个群体是万物有灵论者只是描述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将遇到许多能被描述为万物有灵论者的人群，从冰河时代的猎手，到生活在亚马孙雨林中的人，再到西方世界反对机械论宇宙观的异教徒，他们都是万物有灵论者，但又有各自不同的方式。

图5.2 欧亚大草原地图，灰色部分即为中央的草原地带，上有文中提到的主要地点

正如我们将在本章中所见，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是在魔法中构建的；欧亚大草原上的魔法又被历史所塑造。欧亚大草原由一个横跨西伯利亚东部和欧洲的生态地带构成——南部的草原往北逐渐变为森林，而后再变为北部的苔原。我们在此将集中关注欧亚大草原上的草原地带，因为近年来这里涌现出不少新的长期史料记录。我们将看到的是从匈牙利到西伯利亚东部的广阔草原带。（相关地形特征和遗址位置见图5.2）这片地区中的大部分落在如今的俄罗斯，但在南部，同样也有部分落在所谓的“斯坦国”和蒙古国境内。有三条西伯利亚大河向北流淌：西伯利亚西部的鄂毕河，西伯利亚中部的叶尼塞河和东部的勒拿河。西伯利亚南部、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东部则是复杂的山系，例如阿尔泰山脉、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更西边是伊朗高原，然后是里海远侧的高加索山脉，它将俄罗斯与中东隔开。这些山脉的北部通常是沙漠，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卡拉库姆沙漠和克孜勒库姆沙漠（它们名字的意思分别为黑色沙漠和红色沙漠）。在这些广袤且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新的考古学证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过去的图景，它甚至能追溯到早期的农业群体，哪怕是几年前，想要写出与它相关的历史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魔法正是这种对过去的全新认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约3500年前的青铜时代晚期，马背上的游牧民社会出现了，他们能跨越极长的距离移动，在欧亚大草原上大片的开放土地间组织行动。这样的群落最终且最广为人知的后裔，正是蒙古人。定居的人群更常固守在相对较小片的土地区域上，与之不同的是，骑马的牧民则需要在更大片的空间筹备起来，他们知道哪片地区最适合让大群的骏马和它们的人类伙伴过冬，然后扩张，进入春夏的牧场，等到了秋天，他们又会收缩，去有充足饲料和良好庇护所的地区。像这样复杂的组织活动，都是通过仪式和魔法来实现的。大量马群最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新的纪念建筑随之出现，它们最初出现于蒙古高原，在该地被称为赫列克苏尔，而后出现在西伯利亚东部，在这种建筑中，人类遗骨和马匹以及其他供品被埋葬在一起。像这样的纪念建筑由大型社群建造，这让许多人联合在一起。最大型的建筑包含多达1000匹马，它们并非一次被宰杀完毕，而是随着人们在许多年间一次次地回到这个地点逐渐累积起来的，人们回来的目的可能是举行一些仪式、祭典和各种社交活动。这些纪念建筑在广阔的草原上形成了可见的固定地标，因此人类能用它们来给自己的世界描画地图，而与此同时，这些地标也留在社群的记忆之中，因为生与死的重要事件都在这些地点发生。

在讲述这样的灵魂之旅时，人们可能会将一根杆子或树带入撮罗子中，用来象征攀登至天国的过程，又或是让烟雾向上升腾穿过帐篷，来帮助人们想象向上的运动。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这样的旅程都是垂直的。但也有一些旅程沿着西伯利亚的大河进行，比如至今依然有原住民生活的叶尼塞河，它们总体来说是自南向北流淌的，给萨满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方位。这样的寻找之旅能让他们往南或往北去，就像他们升上天空或沉入地下。南与北的地形中包括了社群知道的各种神灵，这些神灵或是能从南边释放出迁徙的候鸟；或是潜伏在叶尼塞河北部河口冰封的水面下，准备着将人类、鸟类和动物拖入深渊。在有的社群中，人们会在帐篷外放置各类人偶和动物之灵的雕像，从而提供额外的帮助。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在这样的仪式中，土地之灵和人类死者的灵魂都会靠近过来。萨满的最重要特征是，他们的灵魂（或他们的诸多灵魂之一）能离开身体，前往人类世界以外的地方旅行，要么进入天空世界，要么进入地下世界。萨满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发疯，也可能会死亡，事实上，萨满所需的力量可能会吸干他们近亲的生命力。而当萨满死亡之时，人们会将他们的鼓和长袍挂在远离人类住处的树上，这是在撤回当初将重要动物的骨头挂在树上的仪式，从而帮助这些动物返回活物体内。（在20世纪，俄罗斯帝国努力根除萨满信仰及其对原住民群体的影响，因此如今的萨满实践是从较低的基础上复兴的。在西伯利亚东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博物馆中有一个房间，里边都是一个多世纪前搜集的各类萨满服饰，如今它们被穿在现代模特身上，看起来就像是某种萨满教的坟墓。）
我在此处记录的不只是单一的事件，涉及的甚至也不只是某一个社群。它是一般化的概览，结合了俄罗斯若干民族的记录，例如凯特人（他们居住在叶尼塞河中游，如今人口不到1000）或鄂温克族人，后者是一支操通古斯语的群体，在叶尼塞河东岸到最东边的黑龙江之间这一片广袤土地上稀疏地分散居住。凯特人的信仰有三重要素，最核心的是个别的氏族和守护家庭的灵体；其次是那些与更广阔的部落土地和部落福祉相关的灵体；最后一重信仰则涉及萨满和英雄式的萨满行为。“萨满”这个词来自鄂温克语，后者本身是通古斯语系的一支。它们将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shamán。

萨满的服装让他们进入转化状态。斗篷是由同一只动物的整张皮制成的，例如鹿皮或熊皮。熊是所有动物中最强大的，它被认为能开口说话，还能容纳人类的灵魂。从多年前的入门仪式开始，萨满的人类灵魂会被毁去，而后重新拼在一起，就像骨架上的骨头重新整理后排列成另一种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动物的灵魂会深藏在这个萨满人类的身体里。由此人与动物就被结合在一起。萨满的长袍有时会被剪裁成鸟的形状，并饰有羽毛和尾巴。头饰、手套和鞋则用来召唤其他动物：萨满可能会头顶鹿角，戴上熊掌制成的手套，穿上羽毛鞋子。长袍上会挂有鸟兽形象的小金属牌，当萨满跺脚、咏唱时，它们便会叮当作响。男性萨满的长袍有时会特地制成类似女性服装的样式，从而淡化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将二者融合在一起。萨满穿上这身行头便失去了自我，与诸多动物、植物及人类的各种特征结合在一起，也融合了它们的各种行为与力量。（见图5.1）

图5.1 已知最早的西伯利亚萨满画像，荷兰探险家尼古拉斯·维特森所绘，他曾于1692年在萨摩耶族和通古斯人之间旅行。他将此画命名为《恶魔的祭司》，并给这个萨满画上了爪形的脚，从而吻合这张画的名字中的描述

【第五章 欧亚大草原上的萨满教和魔法约公元前4000年至今】

旅程开始于一阵鼓声，起初鼓点的速度缓慢，而后，随着旅程的展开，速度也不断起伏；随着萨满的手不停动作，鼓槌在空中起起落落，让故事成形。整个部落都挤在萨满的撮罗子（鄂温克语中的“帐篷”）里。旅程十分漫长，整个仪式的讲述过程也是如此。萨满的旅程总是危险的灵魂冒险之旅，用来响应社群的某些迫切需要，例如驯鹿离奇死亡、寻找土地的新开拓者造成了破坏，或是部落的土地遭受到采矿的威胁。所有这样的问题都与灵有关，源于部落与土地之灵、动物或人类死者之间的关系。诸灵能照料人类，因此，如果人类世界中出现问题，那不是因为灵没能完成它们的职责，就是因为人们未能向它们表达合适的尊敬。必须找出造成问题的失衡所在，或做错的地方，并改正它们。也只有萨满才能与灵沟通，且有可能毫发无损地返回人间。
整个故事很长，仪式中涉及的要素则早已备好。鼓皮一般取自被奉为神圣的鹿（或驯鹿），木质的鼓框则从活的树上凿劈而来，获取木材的方式要保证能让树继续活着。制作鼓框后剩余的木料碎片会被小心地沉入沼泽或河流之中。在有的社群中，这棵用来取材的树可能生长在某一座圣山上，是世界树的后裔，此树将三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天空的世界，树木的树叶和枝条在其中摇摆；中间的世界，人类日常生活的领域，由树干代表；以及地下的世界，由树木的根系渗透，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反转的，此处活着的是死者。一根木条穿过圆形鼓框中部，木条被雕刻成小人的形状。它是鼓的主宰。萨满手握这根木条时，便与鼓的力量及其产生的能量相连。在讲述时，鼓成了坐骑神鹿，它会在旅程中驮着萨满，鼓的节奏摹仿的是这种野兽的蹄声。有些鼓上有铃和一条条不同动物的毛或皮，它们的作用是增加不同的声音和与动物的关联。鼓也有其寿命，大部分与驯鹿相当（约15年），一旦鼓的寿命尽了，便需要换上由仪式供奉过的驯鹿身上剥下的新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