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在她的工具包里摸索起来，掏出一只红色的小钱包，从那里头翻出几张纸币——全都整整齐齐地分开折好，三张五块和五张一块，除此之外钱包里好像所剩无几了。她把钱包敞开着，让我看到钱包里已经是空荡荡的了，然后把纸币平摊在书桌上，一张张地叠起来，很慢，很悲伤，仿佛她正在淹死一只心爱的小猫。

“我觉得你这个人很讨厌。”她说。
“不，不对。你觉得我很风趣，而我觉得你是个很可爱的小骗子。你该不会以为谁出二十块我都会帮忙的吧？”
她盯着我，眼神突然变得很冷淡。“那请问又是为了什么呢？”看我没搭腔她又补了一句，“因为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吗？”
我还是没回答。她有点儿脸红，然后格格地笑起来。
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只是因为无所事事、闲得慌罢了。或许跟春天也有些关系。还有，因为她的眼睛里有比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更加古老的东西。
“我觉得你人很好——真的。”她柔声说，然后便急速转身，几乎是一阵小跑地出了我的办公室。外头走廊里传来她清脆细碎的脚步声，就像爸爸想吃第二块苹果馅饼时，妈妈敲桌沿儿的声音。

她愤怒地把钱塞进皮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这么恶劣的态度，”她咬牙切齿地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话。”
我站起来，在书桌边踱着。“别总这么想，也许你慢慢会喜欢我这一套。”
我往前探达身，一把扯下她的眼镜。她倒退半步，差点摔倒，我本能地伸出手臂揽住她。她睁大的眼睛，两手抵着我的胸部往外推。那力量简直和一只猫差不多。
“没了眼镜，你这双眼睛可真是了不得。”我赞叹道。
她放松下来，头往后仰，朱唇微启。“你对所有的客户大概都来这套吧。”她柔声说。她的手现在已经垂到体侧，皮包重重撞到我的腿上，她整个身体都靠在我的手臂上。如果她是想要我放开她的话，那她表达的信息可是完全相反。
“我只是怕你摔倒。”我说。
“我就知道你是很体贴的人。”她更放松了，头往后仰，眼皮下垂，眼睛眨巴了几下，嘴唇又张开了一点点，唇上浮现的那抹若有似无的挑逗性笑容似乎天生就会。“我看你大概以为我是故意的。”她说。
“什么是故意的？”
“绊倒，差一点。”
“唔，这个嘛——”
她忽然搂住我的脖子，把我往她身上拉。于是我吻了她，或者说是重重地碰了她一下。

总是有这样的日子，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是神经病。于是你会开始照镜子，暗自纳闷。

我的头斜向一边，上身前倾，我在听。“我好像听到什么教堂的钟声。”我说。
“这儿没有教堂，”他不屑地说，“是你的脑壳儿裂了缝吧。”
“只有一口，”我说，“敲得很慢，我想是丧钟。”
弗拉克跟我一起听。“我什么也没听到。”他尖声说。
“哦，你是听不到的，”我说，“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听不到。”
他坐在那里瞪着我，邪恶的小眼睛眯缝着，凶狠的小胡子闪着亮光。他的一只手搁在书桌上不断地扭着，完全是无意识的动作。
我留下他一个要在那里苦想。他的想法应该会跟他这个人一样，渺小、丑陋、惊恐不安。

她手一挥轻轻扫过我的鼻尖，我才回过神来时，发现她已经倒在我的怀里想咬我的舌头。“你这狗杂种可真是甜滋滋的。”她说。她的嘴是火热的，无人能比，两片嘴唇烫得像干冰。她的舌头拼命抵住我的牙齿，她的眼睛看起来很大、很黑，周围露出眼白。
“我很累，”她在我的嘴里低语，“很疲倦，筋疲力尽。”
我感觉到她的手伸到我的前胸口袋里。我用力把她推开，但我的钱包已经在她的手上了。她笑着跳开了，啪的一下打开钱包，小蛇一样的手指在里面掏着。

你今晚没有人情味，马洛。也许我从来没有过人情味，以后也不会有。也许我是灵媒唤来的阴魂，拿了执照在阳界开业。也许到头来我们都会变成这样，因为在这半明半暗的无情世界里，没一件事情是对的。

这话太尖刻了，像蜂鸟的嘴。

她穿了条白色毛料裙，酒红色的丝质衬衫上罩了件短袖的黑色天鹅绒外衣。她的头发是炽热的夕阳那样的颜色。她戴着黄宝石手镯、黄宝石耳环以及盾形黄宝石戒指。她的指甲和衬衫颜色完全一样。她看起来好像是花了几个星期才打扮妥当。

“眼前的恐惧，”他说，“永远大过将来的恐惧。就像看戏的人，感情永远会战胜理智。如果你在银幕上看到大明星处境危险，你会用你心智的某一部分——感性的那部分——为她担心，虽然你的理性告诉你：她是这部电影里的大明星，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如果悬疑和紧张胜不了理智的话，恐怕拍戏的就没饭吃了。”
我说：“有道理。”然后把我的骆驼牌香烟的烟雾往周围喷了几下。

“一天二十五。”她面带疑惑地说，“一张张孤单的、小小的一元钞票。”
“它们孤单吗？”
“和灯塔一样孤单。”
她跷起腿。在灯光的照射下，她的皮肤泛出的微光好像溢满了整个房间。

我只消转动门把手出去就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以做到。

我打开里门，里头是同样沉闷的空气，同样的灰尘积在胶合板上，触目所及是同样破碎的美梦。我打开窗户，扭开收音机，轰的一下声音如潮涌来，等我把音量转回正常时，电话听起来仿佛已响过一阵。我移推开盖在那上头的帽子，拿起话筒。

我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仿佛它很脆弱，是玻璃丝做的。我掏出手帕，抹抹手掌——刚才握着话筒的那只。我起身走到嵌在墙里的衣橱前，看着有裂痕的镜子里面的自己。是我没错，我看起来肌肉紧绷——生活太紧张。

拉加蒂医生又从他的拇指上舔掉一滴血。
我仔细审视他，但看不到他的灵魂。他安静、阴郁、封闭，生命所有的不幸都在他的眼里，但他仍然温文有礼。
“我来跟你讲个针头的故事。”我说。
“请。”他又拿起那把细长的刀。
“放下，”我尖声说，“看得我发麻，就像看着人摸蛇一样。”
他缓缓把刀放下，微微一笑。“我们好像在绕圈子。”他说。

“我是治疗过毒瘾，”他说，“哪个医生没有？根本就是白费力气。”
“有些是能治好的。”
“是可以断绝他们的毒品来源。等受尽折磨以后，他们最终是可以戒掉。不过那不叫治好，朋友，那可治不好当初让他们染上毒瘾的神经衰弱或者感情创伤。戒毒只是让他们变得消沉，整天坐在太阳底下看手指，然后无聊空虚地死去。”

今天下午空气里有放肆的香水味。我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也许我是爱上谁了。我反正什么也不在乎了。

“爱？”这个字他慢慢由舌尖吐出，仔细品尝它的味道。讲完后，一抹隐隐的苦笑还迟迟不去，就像开枪后空中迟迟不散的火药味。

我想从地板上站起来。你什么时候也可以试试，不过得先找人把地板钉牢才行。我底下的这块一个劲地绕圈子，一会儿之后才稍稍稳住。我选好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站定后，开始朝一个目标迈进。地平线上有个东西看起来有可能是拿破仑的陵墓，这个目标就行，我朝那里走。我的心跳又急又重，肺部发生严重故障，就像踢完一场惊心动魄的足球以后，你觉得你的呼吸永远不会回来。永远，永远，永远。
然后才发现那已经不再是拿破仑的陵墓，那是狂涛上的小舟，上头有个人。我在哪儿见过他，人挺好，我们处得不错。我朝他走去，肩膀撞到墙，撞得我直打旋。我开始伸出手想抓住什么，结果只有地毯。我怎么会趴在这上面？问也没用，这是秘密。每次你问个问题，他们就往你的脸上推一块地板。好吧，我开始沿着地毯往前爬,我用的是我以前的手跟膝盖，现在感觉起来一点也不像。我爬向一面深色的木墙——也可能是黑色的大理石墙。拿破仑的陵墓又回来了。我跟拿破仑有过什么关系吗？他干吗一直要我看他的陵墓？
“得喝杯水。”我说。
我等着回音。没有回音。没人说话。也许我没有说出口。也许我只是脑子里想想，觉得不说也罢。

黑暗中有张脸向我游来，我改变方向，往那张脸爬去。但此时已近黄昏，太阳正在西下。天色很快就变黑了，没有脸了。没有墙，没有书桌。然后没有地板。什么都没有了。
连我都不在那里了。

我双膝着地爬起来，弯着腰仔细听。死前的怪声已经停止。长长的一段沉寂。然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声，静静的，懒洋洋的，很从容。又一段沉寂。又一声更慢的叹息，悠长、平和，如同吹过摇曳玫瑰的夏日微风。
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开始产生变化——在这永远神秘莫测的一刻会产生的那种无以名状的变化：皱褶展平了，心灵越过这一生回到童真时代。那脸现在浮起一丝若有似无的会心微笑，嘴角像是顽皮地撇了撇。

她伸出根指头轻轻了碰一下我的手。她的笑容绝不是打算要勾我的魂。她往后靠。跷起腿，两眼开始闪现点点亮光。可真是很久没调情了——对她而言。
“爱这个字实在够乏味的，”她沉吟道，“我真的搞不懂，我们的英文里有过那么多伟大的情诗，怎么还用这么个苍白无力的字眼来表示爱情。这个字没有生命，没有力量，老让我想到穿着皱纱裙的小女孩，露出可爱的甜蜜笑容，还有甜蜜的害羞的声音，搞不好还穿了不合身的内衣。”

我还在说着，她就挂断了。
我轻轻地放回话筒，像把婴儿放回摇篮一样，然后掏出一条手帕抹抹手掌，又走到水槽边洗净我的手和脸。我往脸上猛冲冷水，用力擦干，再看看镜子里的脸。
“这下你是真的跳崖了。”我对那张脸说。

屋子里突然充满了沉重的寂静，就像一块下坠的蛋糕。
我走出去，离开这寂静，如同逆水而行。

我坐在书桌后，看着光线变暗。路人回家的声音已经远去，外头的霓虹灯招牌开始隔着马路彼此较劲。有事情要办，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不管什么事，反正也是徒劳无功。我整理书桌，听着走廊上水桶拖过瓷砖的刺耳声音。我把文件收进抽屉，把笔筒摆正，拿出鸡毛掸子挥了挥窗户和电话，电话在渐渐暗淡的光线中看起来幽暗光滑。今晚它不会响，没人会再打给我。现在不会，今晚不会，也许永远不会。
我把掸子连同里头的灰尘一起收起来，靠上椅背静静坐着，没有抽烟，也没有思考的。我是一片空白。我没有面孔，没有思想，没有个性，连个名字也没有。我不想吃，不想喝。我是日历上昨天撕下的一页，揉皱了躺在垃圾桶底。

然后我把电话拖过来，拨了梅维斯·韦尔德的号码。铃响了又响。响了九次，够多的了，马洛。我猜没人在家。没人因为你而在家。我挂上电话。你现在又要打给谁？你哪里有个朋友可能会想听听你的声音？没有。没有人。
让电话响响吧，求求你们。总得有个人打来，把我接回地球做人类的一员吧。警察可以。马格拉尚也行。不需要有人喜欢我，我只是想逃离这颗寒气逼人的孤星。

坐在楼下小杂货店的餐台前时，我还有点时间吞下两杯咖啡，吃掉一块奶酪已经化掉的三明治——里头夹了两片劣等熏肉，就像枯水池中淤泥里的死鱼。
我疯了。真是好极了。

我松开离合器，滑绕过转角，往南开向日落大道。多洛雷丝又掏出她的褐色长香烟。
“你带枪了吗？”她问。
“没有。带枪干吗？”我的左臂内侧紧压到套在肩带上的鲁格枪。
“或许最好不要。”她用那把金色小镊子夹住香烟，然后掏出金色打火机点火，亮在她脸上的火光好像被她无底的黑色眼睛吞没了。
我向西开上日落大道，陷身于三条像是赛车场的车道间，一个个驾员仿佛驶漫无目的地开着他们的坐骑一路狂奔。

我们开过拉谢纳加大道，开上斯特里普街。舞者餐厅一片亮光，露台上塞满了人，停车场像个爬满了蚂蚁的烂水果。
“现在我们有了像斯蒂尔格雷夫这样的角色当餐厅老板，有了像刚才那样对我破口大骂的街头疯子。我们有大把钞票，有神枪手，有抽佣金的，有一掷千金的阔佬，有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来的混混——还有克利夫兰。我们有这帮人经营的时髦餐厅和夜总会，有他们开的旅馆和出租公寓，还有一帮住在里面的骗子和女劫匪。这里跟所有无情的大城市一样，一点个性也没有，就像一次性的纸杯。有各种奢侈品，也有街头无赖，当然也少不了男同性恋装潢师和女同性恋服装设计师。在时髦的郊区里，亲爱的老父亲脱了鞋子坐在观景窗前看着体育版，自以为有个三车位的车库就是高级绅士；老母亲坐在公主梳妆台前想把鼓突突的眼袋用脂粉遮住；小男孩抱着电话，打给一个又一个高中女生，她们的英文都很蹩脚，化妆盒里统统摆了避孕药。”

一条铺了地毯的走廊引向别处，从另一道拱门可以看到楼梯往上延伸进了一个更加黑暗的地方，但又好像伸入一个玻璃砖与不锈钢组合而成的地方一样，闪着微光。
最后我走到一个应该是客厅的地方。窗帘拉上了，非常幽暗，但感觉空间很大。这里的黑暗给人沉重的压迫感，我的鼻子抽动，因为不久前有人在此留下的味道仍久久不散。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黑暗中可能有头老虎在瞪着我；或许是个扛着大枪的家伙，两脚钉在地上，张着嘴巴轻轻呼吸；或许没有野兽也没有人，只是在不恰当的地方有着太多的想象。

“你闲暇的时候都做些什么？”我问他。
“弹钢琴，”他说，“我有架七英尺长的斯坦威。最爱弹莫扎特和巴赫。我有点老派，很多人都觉得他俩的东西枯燥，我不这样认为。”
“好牌。”我说，抽张牌放在某处。
“莫扎特有些曲子的难度会把你吓一跳，”他说，“弹得好的话，听起来好像简单之至。”
“有谁弹得好？”我问。
“施纳贝尔。”
“鲁宾斯坦呢？”
他摇摇头，“太沉重，太情绪化。莫扎特只是音乐，不需要演奏家多加诠释。”

“不过现在我真正想要的是一杯跟犯罪一样苦涩的滚烫的黑咖啡。”

她看我的眼神跟市政厅那帮人一样。有个声音好像从她的嘴巴以外的地方传来。
“用湿手套给他的脸上狠狠来一下。”
我走到她的旁边，站着低头看她的那窝橘发，发根几乎全是灰色。
“刚才那话是谁说的？”
“是墙壁，”她说，“墙壁会讲话。是路过这儿下地狱的人发出的声音。”
我轻手轻脚走出去，无声无息地把门带上。

“我——我不知道，”她缓缓说道，一个字一个字小心地吐出来，就像猫在篱笆上踱步一样，“会不会是那个医生？”

“昨晚她证明了她可以不惜牺牲自己。”
“如果她不是演戏的话，”她锐利的眼睛看着我，笑了起来，“这话伤到你了，对不对？你爱她。”
我缓缓说道：“我还没那么傻吧？我可以跟她坐在黑暗里握着手，不过又会有多久呢？再过一阵子，她就要飘进光明世界，穿金戴银，活在泡沫样的虚幻王国，成天跟人虚情假意。她不会再是有血有肉的人，只是音轨传来的声音，银幕上的一张脸。我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