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对前一周的谈话半途而废感到遗憾。因为话题一转到家人身上就变得漫无边际了，所以我很在意他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再次强调了安乐死这一选择的重要性。
“年轻时我曾经觉得，就像出生时无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一样，我们也无法选择生命的终结。然而，随着各种医疗技术的发展，人的寿命已经不再是自然安排的问题。如果达到一定年龄，人就会根据之前积累的经验、工作，以及家人和朋友关系等形成相应的人生观、生死观、宗教观等。换个表达的话，或许可以称之为尊严。
“由于现在的情况和出生时不一样，所以最后怎么死也不完全是自然的，我认为应该考虑到个人的尊严问题。但是，我觉得人的生、死、生命，不完全是自己个人的，而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因此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很自然的。”
这个想法比上次更加精炼。在我看来，他自己的生死观在过去一周里得到了很好的梳理。
这一天，我们两人都点了咖啡。似乎是怕被周围的人听到对话内容，他压低了声调，继续说道：
“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所以要说是‘选项’的话也许会显得言语轻浮，但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选项）更好。如果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和情况决定自己的最后时刻，那才是有尊严的死，对吧？”
吉田说希望看到一个可以接受安乐死这一选项的社会。他还说，为此自己想要着先鞭。
我试着向他表达了个人的期望，即如果他在瑞士接受协助自杀，我也想在现场见证他的临终时刻。当然前提是他能独自走到那一步的话。
吉田听后微微一笑，说道：
“从根本上来说，我希望您能做些记录什么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公开，以便其他人能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我非常乐意。”
如果说我没有抱着想要进行采访并记录下来的想法，那是骗人的，但其中也有一半是希望陪在这个孤独的人身边。

1991年，日本首例由医生给患者实施的“安乐死”就发生在这家医院。当时在该医院工作的一名34岁的医生在患者家属的一再要求下，给陷入昏迷状态的癌症患者使用了氯化钾。为此，这位医生于199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2年。实际上，当时的患者罹患多发性骨髓瘤。据说幡野将那位患者的结局与自己的重叠在了一起。
主办对谈的是担任一般社团法人“日本MEMENTO MORI协会”代表的内科医生占部麻里。“安乐死”一词开始在日本传开的这个时候，占部想从更现实的角度来推进这场讨论。
她在邀请函上写道：“在我的内心，并不想在‘死’这个词上附加诸如安乐、尊严、平稳这样的形容词。这是一个许多人都会死去的时代。如果我们都能抱有每个人的死都有其意义的想法，我们的社会就能变成一个可以接受多样性的社会。”
我对占部的想法深有同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和死法。我既不觉得某名人这样死去就了不起，也不觉得自杀就悲惨，而是认为每个人生命的终结都存在着只有那个人自己才能做出选择的理由。

幡野广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幡野出生于东京都立川市，中学时搬到邻近的昭岛市，现住在八王子市，居住区域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当机械工程师的父亲同样身患癌症，在他18岁时就去世了。母亲曾是一名护士，在综合医院和诊所工作过，现在仍然住在昭岛市。比他大三岁的姐姐住在立川市，是一名家庭主妇。
据说从孩提时代开始，他就缺乏协作精神。尽管那时周围的人都沉浸在纸牌游戏和索尼家用游戏机PlayStation上，但他并不喜欢和朋友一起做些什么。在团体运动和合唱比赛之类的活动中，他的行为都让人觉得很不像话。初中时，他经常翘掉合唱班的练习，有时会溜去书店。上了高中之后，他学会了打工挣钱，就连学校都懒得去了。
18岁时，他用打工攒下的钱开始了摄影。那年去世的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据说幡野从小就拿着父亲的照相机玩。
2010年，他拜广告摄影师高崎勉为师。2011年结婚。2012年，他在爱普生公司主办的“Photo Grand Prix”摄影大赛中获奖。2016年6月长子诞生。在病魔袭来之前，他的工作和个人生活都很充实。
在此，我们来看一下他开始出现在媒体上的经过。
这一切始于2017年12月26日他在网络上发布的一篇文章《我患上癌症后意识到的事》，刊载于“幡野广志的博客”上。这篇文章瞬间俘获了读者的心。
我得了癌症。
由于父亲死于癌症，所以我一直想着自己也会患上癌症，但觉得34岁还是太早了。
因为我的脊柱上有肿瘤，而且肿瘤溶解骨头，导致剧痛并且压迫神经，所以我的下半身也出现了轻微的瘫痪。
剧痛甚至曾经让我想到自杀，以致夜不能寐，无法保持平常心。多亏了缓和照护的医护人员和研发出强力止痛药的研究人员，让我现在能够平稳度日。
和妻子结婚之后，我所幸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还有得知我的病情之后为我流泪的朋友。我休了一个作为社会人很难享受到的长假，深深地沉浸在肤浅的兴趣中，并把自己喜欢的事情作为了事业。虽然对于幸福的看法多种多样，因人而异，但我可以自信地说自己的人生是幸福的。
因此，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遗憾。由于我已经接受了现在的一切，所以我认为自己还是比较沉着冷静的。然而，尽管如此，在被诊断出癌症的那一天，我想到将要被留下的家人，哭了一整晚。
文章的前半部分简单地叙述了一个沉重、痛苦而又复杂的事件，非常符合幡野的风格。他看起来并非那种会把烦恼积压在心底的人，总的来说，更像是一个不怕批评，一直坚持自己主张的人。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的思维方式与我相似，尤其是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爱好这点上非常相像。
但是，我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我无法断言“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遗憾”。我的人生真的没有遗憾吗？不，我是正因为有遗憾，才有更加想活下去的想法。和他不同的是，我很可能不只花一个晚上流泪，而是要一直哭上好几个月。

7月31日，在与癌症晚期患者吉田淳在家庭式餐厅见面约三周后，身在巴塞罗那的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邮件。由于我拜托他一旦身体出现变化就请联系我，所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感谢您前些日子的会面。非常高兴能见到您。
正如上次跟您说的那样，我现在已经把医疗相关资料寄给了DIGNITAS，正在等待对方的答复。但是，说不定我可能没有时间等待他们的回复了。
从病情来看，上天留给我的时间很少，现在我已经开始做临终前的各种准备，比如与朋友见面等。
就我而言，想尽快去瑞士，但是现在必须要评估我的病情。即使我很快获得批准，也可能只是勉强赶上做决定。
我要感谢宫下先生您给了我诸多关怀、照顾及希望。如果我收到DIGNITAS的回复，或者我的病情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我会再联系您。真的非常感谢您！
我把这理解为一封“告别邮件”，留给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在三次会面中，他反复提到的恐惧最终变成了现实。他肯定是体力衰退，去瑞士也变得困难起来。他还没有和DIGNITAS预约好协助自杀的日期。即便已经预约了，也必须要再坚持几个月。
这就是安乐死的现实。瑞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接受外国人进行安乐死的国家（在荷兰如果是拥有临时居住资格的外国人也可以进行安乐死），但患者所在的国家离瑞士越远，其愿望得以实现的概率就越低。如果是在德国和法国等邻国，既可以省去为申请资料所进行的翻译工作，又完全可以仅依靠汽车进行移动。据DIGNITAS统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德法两国的总实施人数分别达到约1400人和400人，这与上述地理方面的情况有着很大关系。
亚洲各国的实施人数之所以低，不仅仅是因为欧美和亚洲的生死观存在差异。物理上的距离和时间也是不利因素。我觉得正因为如此，那些声称“想去DIGNITAS安乐死”的名人给了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日本安乐死寻求者过度的希望。安乐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花费超乎寻常的时间和精力。把剩下的宝贵时间用在那里让我有种空虚感。
对于吉田的这封邮件，我想写一个能让他提起精神的回复。
“吉田先生，您的人生有属于您的‘应有的状态’，我不应该掺和进去。但是，如果通过我能够做些让您更加安心的事，希望您不要客气尽管说出来。”
最后，我写道：“我知道您很艰难，但请加油！”
我忍不住要抛出“请加油”这句话。这也许是因为我此刻很健康，并没有意识到死亡。

1995年，日本做出了世界罕见的安乐死判决。事件发生在1991年的东海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如前一章所述，正是摄影家幡野广志就诊的那家医院。时年34岁的一名医生被患者家属要求停止治疗。虽然起初医生没有答应，但由于患者家属一再诉说“不忍心再看到患者痛苦的样子”，医生最终给患者注射了肌肉松弛剂，致其死亡。这起事件作为日本首例由医生亲手实施的“安乐死事件”被广泛报道。
医生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2年。从案件发生到审判，他一直备受批评。因上一本书的采访，我曾去见过这位医生，发现他是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制度和指导方针不明确的情况下涉足实施安乐死这一行为的。在患者死后，他单方面地接受了审判，这让我感到同情。
在横滨地方法院的判决当中，公布了允许安乐死的四个必要条件。
（1） 有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
（2） 死亡不可避免，且死期迫在眉睫。
（3） 为消除痛苦用尽了方法，且没有替代手段。
（4） 患者本人明确表示希望安乐死。
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即使从全球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既然这不是法律，那么必定是处于灰色地带的，但即便如此，只要满足这四个必要条件，就可以被视作不触犯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