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信徒们奉命行事，真的开始打砸起来。而且因为挨打的不是同胞，而是不会说话的木头、石头、布物和玻璃，所以攻击行为进行得肆无忌惮。曾经让信奉基督教的佛兰德变得美丽迷人的一切，现在却正因此而成了需要毁坏的对象。加尔文自己不也坚持认为，既然上帝的权威是不可见的，那么一切假定能显现上帝神迹或基督和使徒的作品的东西，都是无根据的亵渎行为吗？《海德堡教理问答》不是曾告诫基督徒，不能妄图认为自己比上帝更为聪慧吗？上帝希望他的福音通过“活生生的话语”，而非木制和油漆的玩偶来教诲众人。
在一些不那么热忱的教区里，公会执事已经悄悄地将礼拜堂里的艺术品拆除了。这样一来，那些桶匠、皮货商人、制革商人和制篮匠人的主保圣人，现在只在精神上，而非以圣像形式掌管着各自的圣所。教堂内供艺术家售卖祭坛装饰品、雕像和绘画的区域，几周前出于谨慎已经拆除了摊位，摊主们也已遭到了遣散。但是，圣像破坏者还有很多事可做，他们分散成忙碌的团伙和小队，在整个教区穿行，搜索冒犯的偶像。四名男子用钩子和绳索套住十字架坛上的耶稣受难像，借此将整座雕像拉倒，落于大教堂的地板上，这与上十字架的画面形成诡异的对比。中殿两边排列着的圣徒像，也随着基督像一起倒在了地面上。弗兰斯·弗洛里斯（Frans Floris）的《圣母升天图》（Assumption of the Virgin），连同其他伟大的祭坛画一起，被用凿子和锤子从原来的地方剥离，画作本身被砸成碎片。同样出自这位大师之手的《反叛天使的堕落》（Fall of Rebel Angels），被从击剑公会的礼拜堂墙上撕了下来，它就像画中的主人公一样，翻滚着跌入了下方黑暗的空间。这件伟大的画作幸存了下来，但还是遭到了损坏，三联画永远失去了两侧。当破坏者们因为一幅画的重量和体积，比如贝尔纳德·凡·奥利（Bernard van Orley）的《最后的审判》（Last Judgement），而行动受挫之后，他们就将遭挫的怒火加倍发泄到那些更容易毁坏的目标上。袭击者戏谑地穿着从法衣柜里取出的教士长袍和无袖十字褡，肆意毁坏雕刻精美的唱诗班长凳；他们从装着圣油的器皿里取出油膏，抹在一双双装着重钉的靴子上，践踏着脚下的圣物。既然上帝的荣光除了人类的声音之外，无法通过别的什么来称颂，那么使用了人声音栓（vox humana）的音管就成了首个被从管风琴中卸下的东西，其他的音管很快也被掷下。“我和大概一万人进入了教堂，”一位叫作理查德·克拉夫（Richard Clough）的英国商人这样写道，“那里看起来就像地狱，仿佛天堂和人间都一起消失了，圣像倒地，值钱的艺术品被损坏……［此地曾是］欧洲最富丽堂皇的教堂，而今完全遭毁，连能坐的地方也没有了。”

在圣母大教堂被完全洗劫一空之前，圣像破坏者就已散布到城市各处，对三十座教堂和数不尽的修女院和隐修院下了手，这些地方曾是安特卫普的荣耀所在。他们找到胡贝图斯（Hubertus）、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海特勒伊德（Geertruid）和巴沃（Bavo）的圣像，砍下它们的头颅，挖去鼻子、耳朵和眼睛，让那些头颅在过道上翻滚。门廊上到处都是被捣毁的雕像的碎片，残肢、断手、截断的躯体就像一个个被肢解的瘟疫受害者一般，等待着运尸车来将它们运走。修道院的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古代的插画手稿、弥撒书和圣歌书籍在火焰中熊熊燃烧。
又过了一天，安特卫普城完全成了一片带有悔恨色彩的灰烬，一辆辆马车载着圣像破坏者到了城墙之外的村庄，在那里他们的体能得以恢复。到了8月23日，怒火已经退散，城里的地方治安官可以安全地在废墟瓦砾之间巡视了。他们发现，遭遇这次清洗之后，安特卫普的圣地无一幸免。教堂失去了色彩。昔日装饰着绚丽浮雕的拱顶，以及丘比特拍翅振翼、羔羊驮起基督徽章的墙面，现在全都被掩盖在白垩色石灰之下，就像一个个悔罪的妓女一样裹着裹尸布——为破坏者赎罪的牧师如是说。
奥兰治的威廉和扬·鲁本斯从各自不同的立场来审视这场灾难。两人当中，扬·鲁本斯可能在加尔文派教徒圈里更为活跃（这是宗教法庭声称的）。但无论他们的信仰如何变化，他俩都必须懂得，圣像破坏运动（beeldenstorm）已经使得温和的宗教态度变得既必要，又不大可行。信仰存在分歧的双方都有一些头脑更为冷静的人，他们对旧教堂遭受的猛烈袭击感到震惊，又担心西班牙报复，于是试图让这个国家重归理性。8月23日那天，禁止洗劫教堂的正式法令颁布了，而在接下来的一天，玛格丽特颁布了一道“调解协议”，该协议体现了由威廉和安特卫普的市议长雅各布·凡·维森贝克（Jacob van Wesembeke）共同倡导的不同教派共存的渺茫愿望。要派遣一支使团去面见国王，（抱着乐观的态度）乞求国王的理解。在等待回复期间，宗教法庭的诉讼程序和平复冒犯的措施也悬置了起来。新教徒将可以获得自己的礼拜场所，条件是他们撤出占领的教堂。这种分开管理的方法已经在法国的部分城市和地区实行了，因为在这些地方，新教主义势力最盛，但这种方法也带来了令人沮丧的结果，它让地方上的冲突变成了全面的宗教战争。

安娜丝毫没有察觉到，她那不管不顾的自我放纵，正在危害民主的命运。悲哉安娜，她的名字甚至让在19世纪50年代发现她卑劣往事的荷兰档案管理员巴克赫伊曾·凡·登·布林克（Bakhuizen van den Brink）博士厌恶到颤抖，忍不住将眼睛从那些下流的细节中移开。她被人们描述成各种样子：无美感，无魅力，无理性，身患脊柱侧弯症，一个心肠恶毒、大喊大叫的泼妇，管不住下半身的酒鬼，在文艺复兴臭名昭著的女性名单中，她处于中心地位。
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位萨克森的安娜知之甚少，所知道的不外乎那个反复被重申的观点，即自一开始她就是个不好对付的人。我们知道的是，她从一个会写信表达对未婚夫难以启齿的热情的少女，变成了一群迅速从摇篮进入坟墓的孩子的母亲，这些都是16世纪的女人惯常的经历。但也有一些例外——两个女儿，安娜和艾米丽，以及一个叫作莫里斯的儿子（以他萨克森的外祖父的名字命名），他也体弱多病，差点儿无法存活。然而，莫里斯最后还是活了下来，并成了第二伟大的尼德兰执政和帮助荷兰获胜的总司令。在历史学家看来，莫里斯的优良品德——勇敢、智慧、自律——一定完全来源于他父亲那一脉，且奇迹般地没有受到母亲的恶习的污染。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威廉和安娜的这场婚姻确实成了一场悲剧。那些私人的过错，无论出于想象，还是真实存在的，都被暴躁的王妃变成了公开的闹剧。早在威廉举步维艰之前，安娜就常常因威廉与那些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之情的人（尤其是他的弟弟路易）商讨问题而责难于他。她变得焦躁不安，歇斯底里，有一点妄想狂的倾向。她深切地感受到，她的丈夫也不是一位对婚姻忠诚的圣徒，他对宫廷里的女子优雅地鞠躬或者随便开一句玩笑，都在她过于紧张的想象力之下，变成有预谋的引诱行为。王室里许多注定成为生育机器的年轻女性，一边等着继承丈夫的爵位，一边任她们的丈夫忙于处理他们口中女人一无所知或毫不关心的政治策略。安娜同她们一样，也开始独自行动，参加狩猎派对或骑士比赛。在这些场合，安娜不缺殷勤地用歌曲和韵文将她比作维纳斯、狄安娜、西布莉（Cybele）和伊西斯（Isis）等女神的追求者。
为何一位女神要像一个流浪汉那样活着？安娜怎么也想不通威廉的权势和官运为何会颓败，在她看来，这说明他一定具有一种特别能招惹厄运的古怪能力，于是她疯狂地想要找到一个出气筒。在他俩结婚之前，她的丈夫曾承诺让她过上幸福、华贵的生活，但是婚后却带给了她无尽的哀伤。她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完美的求婚者变得憔悴又忧郁，他的头脑里塞满了她无法理解的策略，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加重了他们的麻烦。渐渐地，她自己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早在威廉成为通缉犯，其殷实的家业被毁坏、抢夺、典当之前，安娜就已决定绝对不要被他拉下水。迪伦堡之行是一趟苦修之旅，她的身孕成了严峻的考验，肚里的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她恨透了拿骚家族的人。1568年年末，她带着一群喧闹的跟班，逃往了科隆。

他坦陈了一切，乞求她的原谅，称自己卑鄙下流，配不上她的爱。他说，他已经向拿骚伯爵坦白了一切。王妃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威廉亲王了，却似乎有了身孕，这尤其给他的境遇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不指望亲王的家人能怜悯他了。但是，从他的妻子这里，他或许觉得可以获得一些理解，因为在表示极度悔罪和悔过之余，扬想尽办法详细地嘱咐妻子，尽量不要让他的朋友、科隆的流亡社区，以及他俩的亲戚和生意伙伴知道这桩丑闻。他还是那样，既是一个罪犯，又是一名律师，集挫败和自负于一身。尽管他一点也配不上妻子的谅解，却料到了她会原谅他。甚至在读到他的第一封信之前，玛利亚就已经决定原谅他，并尽她所能来保住这个家。他依旧是她口中“亲爱且挚爱的丈夫”，并且她无限地给予他“你所寻求的原谅，无论现在还是永远，只要你依旧爱我如初［作者做的强调］”。这句佛兰芒语，“你依旧爱我如初”（dat gij mij zult liefhebben alzoo gij pleegt），包含了一个妻子所有的恐惧和疑虑，毕竟对于玛利亚来说，她不得不怀疑扬·鲁本斯是否还会要她。“只要你还需要我，”她接着写道，“别的一切都不在话下。”她已经派她的亲戚赖因戈特带着一份请愿书前往迪伦堡，但是她担心这份请愿书不会被各位领主接受，因为“这其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真知灼见，只有我的愿望，我已尽我所能表达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