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的小说开始于克拉丽莎的散步，她边走边想，这散步成了某种赞歌，致意伦敦的种种愉悦：
我们都是些大傻瓜。只有老天才知道人为何如此热爱生活，又如此看待生活，在自己周围构造空中楼阁，又把它推翻，每时每刻创造新花样；甚至那些衣衫褴褛的老古董，坐在街头台阶上懊丧之极的可怜虫（酗酒使他们潦倒不堪）也这样对待生活。人们都热爱生活——正因为如此，议会法令也无能为力；这一点，她是深信不疑的。人们的目光，轻快的步履，沉重的脚步，跋涉的步态，轰鸣与喧嚣；川流不息的马车、汽车、公共汽车和运货车；胸前背上挂着广告牌的人们（时而蹒跚，时而大摇大摆）；铜管乐队、手摇风琴的乐声；一片喜洋洋的气氛，叮当的铃声，头顶上飞机发出奇异的尖啸声——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
《达洛卫夫人》（一九二五年）是最为局部化的作品之一，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三年六月的一天里，位于伦敦中心几个时尚街区的范围内。我们的旅行也许应该从伍尔夫离奇的流浪汉小说《奥兰多》开始，看起来这更有道理，那本书的男主角先是和一位俄国公主有段瓜葛，而后在君士坦丁堡变性成为书中的女主角。或者，我们也可以从横跨全球的约瑟夫·康拉德开始，他的小说把故事设置在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黑暗之心》则带我们来回于伦敦和比属刚果之间。但是，我更想从一部故事切切实实发生在伦敦的小说开始，不仅因为伦敦是我们的出发点，还因为《达洛卫夫人》显示出，伦敦当时已成为一个和它今天一样的世界城市。

克拉丽莎的上流社会景况宜人，其界限之外的混乱却笼罩着《达洛卫夫人》。什么事情都可以震动战后世界仍然脆弱的基础。当双翼飞机飞过头顶的时候，一辆拉上窗帘的豪华轿车也沿着邦德街穿梭而过，引起一阵兴奋，尽管没人看清这辆开往白金汉宫的车里坐的是谁。这种含着克制的光鲜亮丽，在有钱的绅士、没钱的卖花人身上，都激起了爱国之情，但激起的还有失落感，甚至也近乎制造了一场骚乱：
邦德街两侧的手套、帽子和成衣店里……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注视，他们想起了死者，想起了国旗，想起了帝国。在后街一家小酒馆里，由于一个殖民地移民在提到温莎王室时出言不逊而激起一场大骚动，人们争吵着，还摔破了啤酒杯。奇怪的是，它竟会穿过街道，传到小姐们的耳中，引起她们的共鸣。当时她们正在选购配上洁白丝带的白内衣，以备婚礼之用。那辆汽车经过时引起的表面上的激动逐渐冲淡了，骨子里却触动了某种极为深沉的情感。
几条街外的摄政公园，雷西娅对她丈夫的怪异行为担心得要命，她感到英格兰整个文明在滴滴流失，留下她在一片原始的荒原上：
“你该去看看米兰的公园嘛。”她大声说。不过说给谁听呢？
四周了无人迹。她的话音消逝了，仿佛火箭消逝一般。它射出的火花掠过夜空，淹没在夜色之中，黑暗降临，笼罩了房屋、尖塔的轮廓；荒山两边的线条渐趋朦胧，只留下漆黑一团……也许好似在夜半时分，黑暗笼罩大地，一切界线都不复存在，整个国土恢复到洪荒时期的形态，宛如古罗马人登陆时见到的那样，宇宙一片混沌，山川无名，河水自流，不知流向何方——这便是她内心的黑暗。
《黑暗之心》里，康拉德受尽磨难的主人公马洛，已经把欧洲对非洲的争抢，相提并论于罗马对一个黑暗、原始的英格兰的征服：“沼泽，森林，野人，难得有适合文明人的食物，喝的也只有泰晤士河水。”这个比较，伍尔夫直接带进了家门口。围绕着克拉丽莎所处上流社会的种种惬意——鸢尾花和飞燕草，鸽子灰的手套，晚会上大驾光临的首相，她的伦敦却有着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相比，不能忽略的类似之处。甚或库尔兹先生著名的临终之言“恐怖！恐怖！”，也在小说开篇徐徐升起的新月获得回响。起初是克拉丽莎想起那个“恐怖的时刻”，她那时听说彼得·沃尔什要结婚了；而后，被吓懵的塞普蒂默斯感到“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立刻就会燃烧，喷出火焰”；最后，十九岁的梅齐·约翰逊，刚从苏格兰来找工作，被塞普蒂默斯的行为惊到了，希望自己从来就没来城里：“恐怖！恐怖！她想要大喊大叫（她离开了自己的家人，他们警告过她会发生些什么的）。为什么她不留在家乡呢？她拧着铁栏杆上的圆把手，喊道。”

陌生之事与熟悉之物，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参差交织。《普通读者》描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让人难以捉摸的异质，然而她也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无法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寻得的资源。她关于契诃夫小说的描述，可以是对《达洛卫夫人》的自述：“一旦眼睛习惯了阴影，关于小说的‘结论’，一半都消失不见了，它们就像在背光照耀下的幻灯片，俗艳，刺眼，浅薄……继而，当我们读这些细琐的故事，故事空若无物，我们的视野却扩大了；灵魂在惊颤中获得自由的感受。”《达洛卫夫人》也渗透了伍尔夫对普鲁斯特的崇拜（“我的大冒险就真是普鲁斯特。是啊——那之后还有什么能写的？”），还有对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暧昧反应，她在发表的文字里说这是“值得铭记的一个灾难”，私下表示这作品是“大学生挤痘痘”。乔伊斯的意识流技巧，伍尔夫致力于做出自己的版本，也像他一样，为自己的小说改编古希腊的时空组合，这个过程里，她孜孜求取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以及契诃夫、康拉德、艾略特、乔伊斯和普鲁斯特。
但她的伦敦不是艾略特《荒原》里“不真实的城市”，而是一个强烈的在场的世界。伍尔夫变幻不定、轻盈浮动的句子，强调幽微精细之别，强调面对经验的开放，而不是她的男性对手强加的收束。如她在伟大的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所写，男性写作中字母“I”（即“我”）的阴影，太过经常落于纸上。当克拉丽莎走在邦德街上去买花，她想到“她唯一的天赋是，几乎能凭直觉一眼识透别人”。她爱伦敦的“一大帮子人，彻夜欢舞。运货马车缓缓地朝着市场方向驰去……她喜欢的是此时、此地、眼前的现实，譬如坐在出租马车里的那个胖女人”。没有人能像伍尔夫那样有能力创造这些情境，从“此时、此地、眼前的现实”中引出最严肃的关怀——世界大战、疯狂、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
同时，伍尔夫让我们看到，此时此地，是生死之间，她几乎以考古学家的眼睛看着她的伦敦。当窗帘垂下的豪华轿车穿驰在邦德街：
毫无疑问，车中坐的是位大人物……他们国家永恒的象征……多少年后，伦敦将变成野草蔓生的荒野，在这星期三早晨匆匆经过此地的人们也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唯有几只结婚戒指混杂在尸体的灰烬之中，此外便是无数腐败了的牙齿上的金粉填料。到那时，好奇的考古学家将追溯昔日的遗迹，会考证出汽车里那个人究竟是谁。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出版《达洛卫夫人》那一年，还写过一篇散文《大卫·科波菲尔》，她试图理顺自己平生对狄更斯作品的纠结心理。其他伟大作家给我们展示人类情感的精妙之处，但伍尔夫认为从狄更斯的小说中，我们记起的：
是热情，兴奋，幽默，畸零的人物性格；是伦敦的臭气、味道和煤灰；是把距离最遥远的人生联结在一起的难以置信的巧合；城市，法庭，这个人的鼻子，那个人的肢体；拱门下或大路上的景色；在这一切之上，某个高大、宏伟的形象，其中胀满了生命力，以至于他不能作为个人而存在，而是需要一群他人来成全自我。
她认为“很可能没有人会记得第一次读到《大卫·科波菲尔》的情景”。她说，狄更斯已经不再是一个作者，而是“一个机构，一个纪念碑，一个被千万人踏过的通衢大道”——踏过这条大道的，同时还有他笔下的一众人物和他成千上万的热情读者。
很少有作家和他们的城市有狄更斯和伦敦这样紧紧相连的关系。直到今天，有一大堆旅游书和网站会邀请你去步行游览“狄更斯的伦敦”。沿途可以看到不少狄更斯小说中的“景观”，其中就有那间“老古玩店”——它是狄更斯同名小说《老古玩店》里的主要场景，是狄更斯使之不朽，如今门面招牌用仿哥特字体骄傲地这样宣称。就我自己而言，我早年想象中的伦敦，大体上是狄更斯的造物。这正是从文学上体现了奥斯卡·王尔德的观点，他认为印象派画家发明了伦敦雾。他在那篇卓越的文章《谎言的衰朽》中问道：“如果不是从印象派画家笔下，我们又从哪里得到那奇妙的棕黄色的雾，它们在我们的街市上匍匐前进，把煤气灯变得朦胧，将房子们变成怪物似的阴影。”他承认“伦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雾。我敢说有。但没人见过它们……直到艺术发明了它们，它们才存在”。但王尔德不会去参加狄更斯观光团，因为他受不了狄更斯的感伤。他曾有一句名言，形容他对《老古玩店》悲情女主人公的想法：“一个人需有石头做的心，才会在读到小耐儿的死时，不会发出笑声。”

狄更斯在二十世纪中期重新流行起来，当时整整一代新批评家开始更深入地探索他的小说艺术。我手上拥有的另一个版本出版于一九六三年，属于“图章经典”丛书，封面是一幅鬼气森森的画面，描绘的正是小说开头，狄更斯的主人公匹普遇到藏身公墓的逃犯马格韦契。这个版本包含一篇英国小说家安格斯·威尔逊撰写的后记，印在封底上的一句话强调“《远大前程》既是一部谜案重重、结构精妙的小说，也是对道德价值的深刻检视”。不同的出版商历年来贡献于世的，是各不相同的《远大前程》。即便是同一个出版商，也会随着时过境迁，发行有所变化的版本。如下是我的两本企鹅版，第一本是我在一九七一年读大学一年级时阅读的版本，第二本则是我在一九九〇年代末教书时所用的。
这两个版本都既面向学术市场，也吸引普通读者。书中有详细的注释，并有著名学者撰写的序言，以及延伸阅读书目。虽然有这些相似点，书的封面却大异其趣。早期版本采用的是透纳在一八六〇年绘制的作品《乡下铁匠为蹄铁价格吵翻天，让屠夫为他的小马蹄铁照单付账》的一处细节。这个画面让人联想到匹普的好朋友兼监护人乔伊·葛吉瑞的铁匠铺，很显然把小说置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页生活”的写实传统之中。相比之下，更新的这个封面呈现鬼气森森的景色，画面取自德国浪漫派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公墓入口》（一八二五年）。弗里德里希的充满迷雾的“死亡景象”（一位艺术史学者这样说）在时空上远离狄更斯的小说，令人联想到郝薇香小姐那鬼影幢幢的沙提斯庄园，而不是少年匹普在其中通过研究墓碑来揣测其父母性格的那座简朴的教堂墓地。（“我父亲墓碑上的字母的形状，给我一个古怪的念头，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宽肩膀、结实、皮肤黝黑、有一头乌黑鬈发的男人。”）
这部小说的多种包装，从少年冒险小说，到古老英格兰的一页生活，到类似于象征派风景，这过程与我自己的生活阅历纠缠在一起。我最早是在小说开头匹普的年龄，第一次遇到《远大前程》；我上大学后研读这本小说，正处在匹普前往伦敦时的年龄，他那时继承了一笔财富，误以为那是行为乖张的郝薇香小姐馈赠给他的。然后我在三十多岁时讲授这本小书，那正是匹普写下自己人生故事的年龄。又过了三十年，我比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画下德累斯顿公墓时年长一旬（事实上是他设计了那高耸的墓园大门），比狄更斯写作这部小说时年长两旬。但每一次当我打开这本书，我又回到匹普幼小的时候，他“领略世面最初、最生动的印象似乎得自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下午，而且正是向晚时分”，当时马格韦契令人惊悚的身影从教堂门廊一边的坟堆里冒了出来。匹普和我都准备好又一次开始人生的旅途。

作家常常提及作品范围之外的事件，以此暗示故事并不仅仅发生在纸板搭建的舞台布景之中。在《福尔摩斯案件簿》（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又译《福尔摩斯新探案》）中，夏洛克提到了一系列没有被发表的案子，有个案子涉及“苏门答腊的巨鼠，世人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个故事”（《苏塞克斯的吸血鬼》）。这里，福尔摩斯指向了故事情节之外更丰富的生活，或者，更精确地说，一本在《苏塞克斯的吸血鬼》的故事之外，记载着各种故事的案件簿。他翻阅这本案件簿，想要得到启发，因为有人求他调查如下案件，而他不知自己是否能够解决：一位年轻的母亲被发现从她的宝宝脖子上吸血。“但对吸血鬼我们知道些什么？”他问华生，“真的，看上去我们要换到（switched）格林童话上了。”这里的“换到”是一个来自铁路的比喻，而不是电器开关：福尔摩斯担心他被引到恐怖小说的轨道上，远离他所习惯的那类以理性解决的犯罪。幸运的是，正如他在故事最后告诉华生的，他几乎立刻就发现了案件真相，因为早在他们登上维多利亚车站两点钟那班火车赶赴苏塞克斯之前，“人在贝克街的我已于脑中形成了推理”。
柯南·道尔通过元小说提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该故事涉及地球另一端的一个虚构物种，从而令自己的小说更贴近世俗生活。世人也许没做好准备去读一个比吸血鬼母亲更匪夷所思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但柯南·道尔让世人做好了充分准备去读关于“苏门答腊的巨鼠”的故事——他成功之极，事实上，后世多位作家都为他写了这个故事。更有甚者：2007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一种新的大型鼠类，《纽约时报》上关于这一消息的报道，标题就是“苏门答腊巨鼠，活蹦乱跳”，尽管记者不得不承认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苏门答腊“右方几个岛之遥”——事实上，近乎三千英里。

伍尔夫在她的散文里，发动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摧枯拉朽的一场扫荡。她讲述，有一次，她搭火车旅行，其间注意到一位工人阶级的瘦小妇人，平平常常，她称之为“布朗夫人”，旋即开始为我们想象她的内在生活和生命经历，细致入微（考虑到她对柯南·道尔的指责，不乏讽刺的是，对布朗夫人生命故事的展开，完全是通过夏洛克式的注意力，关注有意义的细节）。她的主旨是，贝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对社会问题传道式的过分操心，使得他们难以提供对一个人物的三维描绘，“来具象化她的形象，让人沉浸于她的氛围之中”。还有更糟的，他们的一部小说闭卷之时，“好像必得做点什么——参加一个社会组织，或者更紧迫的，写一张支票。这么做了，不安忐忑也平息了，书也完了。它可以被放回书架上，也不用再读了”。相反，如《项狄传》和《傲慢与偏见》这样伟大的作品，“本身是完整的，是自足的，不会让人有冲动要做什么，除了再次阅读，并更好地理解它”。
伍尔夫大获全胜！在她的攻击下，贝内特这只股票在评论市场上一跌千里，甚至在图书市场上也一样。今天如果你要买一本品相良好的《达洛卫夫人》初版本，且套有她姐姐瓦妮莎设计的带艺术感的防尘书套，你得准备好支付超过三万美元。这会儿我写这篇文章时，二手书网站abebooks.com上的最高价是五万六千美元。《莱斯曼台阶》呢？最高价：七百六十三美元，几乎只有伍尔夫作品的百分之一。或者若你想要另一本在我看来他最好的作品《克莱汉格》，初版要价最高多少？二十五美元。它出版于一九一〇年——这个时间，根据伍尔夫文中那句著名的宣言，“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或前后，人性变了”，它不幸恰恰挤在了这之前——这本书，就我所知，是第一本写到当时尚未命名的阿尔茨海默症的小说。而且，它不仅涉及医学上的问题，还有着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当小克莱汉格的父亲陷落于疾病不可阻挡的过程，父子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随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