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20世纪初，劳里画中的世界——烟囱林立、工人们匆忙往返于大工厂之间——实际上已经走向衰落了。早在劳里拿起画笔的一个半世纪之前，兰开夏郡的天际线就已经出现了冒烟的烟囱和高耸的棉纺厂。20世纪50年代正值英国制造业走向衰落之时，他在那时创作的一些规模极大的作品，展现了曼彻斯特繁荣时期遗留下来的衰败的工业基础设施。因此，有人说劳里的城市风景和街景可能是怀旧的，甚至是浪漫的，是在追忆一种随着英国工业霸主地位的丧失而消失的生活方式。
一些人则聚焦于他们在劳里的画作中看到的孤独和寂寞：尽管人物之间的距离很近，但他们之间往往显得毫无关联，而画家本人的视角也是一个从边缘观察的局外人。还有人认为这些作品是关于工业化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政治评论，探讨的是劳工和阶级问题，而不是非人化和环境破坏。评论家霍华德·斯普林（Howard Spring）说：“他的画作让我感受到了工业革命施加于这片土地上的悲惨的挫败感。”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学家T. J. 克拉克（T. J. Clark）和安妮·M. 瓦格纳（Anne M.Wagner）是2013年泰特美术馆举办的劳里作品回顾展的策展人，他们认为，劳里的画作描绘了“新工业技术为工人生活构建的藩篱”；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艺术评论家弗朗西斯·克林根德（Francis Klingender）甚至声称，通过展示工业化的影响，劳里希望“激发人们与造成这些影响的制度进行斗争”。
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劳里创作这些作品时并没有带着政治使命感，只是想表现那些被其他人视为不值得关注的场景。劳里本人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我的目的是让工业场景受到关注，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也没有人认真做过。”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他创作意图的线索；他的画作仍然有着模棱两可的解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些无差别的、粗略描绘的工人就像是蚂蚁、蜜蜂，或者仅仅是机器零件——再或者就像小说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所说的那样，“是工业机器的克隆人。零部件。生产资料。”温特森说，它们展示了“人类被迫与机器结合时会变成怎样”。重复和统一这两个主题在一排排相同的工厂窗户和相同的联排房屋中得以强调——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幅劳里的画作之间都非常相似。
机械化对人类的影响从机器时代一开始就备受关注。詹姆斯·菲利普斯·凯（James Phillips Kay）在1832年出版的《曼彻斯特棉纺厂工人阶级的精神和身体状况》（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一书中写道，纺织厂的工人们“被铁和蒸汽拴成一体……牢牢地锁在不知疲倦的铁机器上”。他宣称：“只要发动机运转，人们就必须工作。”在凯看来，工厂工人的生活是枯燥、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作和不间断的机械重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4年发表的反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论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描述了工厂工人按照机器的节奏重复劳作所承受的身心压力。恩格斯认为工厂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而是“乏味、极其令人窒息、令人疲惫不堪的过程”。

工业劳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工厂机器设定的专制节奏。无论冬夏，无论晴雨，无论昼夜，告诉工人何时工作、何时休息的不是季节，也不是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是工厂的时钟。机械化彻底改变了工作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劳里的画作中，工厂的时钟始终存在；在《上班，从工厂回家》（Going to Work, Coming Home From the Mill）和《清晨》（Early Morning）中，时钟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俯视着匆忙熙攘的人群。
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出版于1854年，是最直接反映工业时代的小说之一，令人印象深刻。狄更斯对故事发生地焦煤镇的描写是“机器林立、烟囱高耸，无休止的烟雾像巨蟒一样从其中喷吐出来”——几乎可以直接对应到劳里的画作。镇上的工人们日复一日地单调劳作，被工厂老板博德比先生视为没有能动性和感觉的机器。在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72年创作的乌托邦小说《埃里汪》（Erewhon）中，机器因对人类构成威胁而被禁止，所有机械进步都被叫停。在埃里汪镇有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工业时代的遗物：装满破烂机器的箱子，“蒸汽机的残片，全部破损生锈……一个汽缸和活塞，一只破损的飞轮，以及曲柄的一部分”。
《工程师》（The Engineer）是英国最重要的技术期刊之一，报道制造和产业的发展。1921年，期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埃里汪》。这篇文章并没有把工业化完全视为“灾难”，因为这种观点在当时已经不再流行了。相反，它关注的是“科学”管理技术的兴起，作者认为这些技术损害了工人的健康，让他们身心迟钝——变得像巴特勒小说中的机器一样。
这种管理方法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其主要倡导者之一是机械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 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他认为通过科学地安排工业流程，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例如，泰勒将每项工作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用秒表为每项工作计时，然后按照最有效的顺序重新排列。与此同时，工程师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莉莲·吉尔布雷斯（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经常通过摄影来研究某项工作所涉及的动作，并思考如何减少动作的数量。“工时与动作研究”由此诞生。

随着心理学这门新兴科学在20世纪初兴起，一些旨在提高工业效率的研究确实考虑到了工人的人性层面。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工业心理学在英国发展迅猛，它注意与科学管理运动保持距离。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于1921年创建了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所。他声称，工业效率可以通过这样的原则来实现，即“不站在背后压迫工人，而是缓解工人可能面临的困难”。工业心理学家认为，工作模式的改变应建立在对个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样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提高工人的满意度。工业心理学家希望把工人当作人来研究，而不是试图让人像机器一样工作。

一名女工在操作手压机。据说，这项动作研究将此类工作的生产效率提高了40%。（如图）

1922年，朗特里的可可工厂成了英国第一家聘用工业心理学家的企业，他们聘用的是维克多·莫里斯（Victor Moorrees）。该企业于1862年由贵格会成员约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创立，一直以来都奉行家长式的经营方式，强调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工业和社会契约。约瑟夫·朗特里热衷于为员工谋福利。他说，员工“绝不应仅仅被视为工业机器上的齿轮，而应将其视为一个伟大产业中的同僚”。他将这个小型可可企业发展成了大型糖果制造商，并随着公司的壮大，实施了正式的工业福利政策。其中许多政策，包括养老金计划和八小时工作制，都是约瑟夫的儿子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倡导的。
西伯姆·朗特里甚至在工厂设立了一个心理部门。他本人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曾在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学习化学，随后负责管理军需部的福利部门，该部门成立于1915年，负责为一战期间影响军需工厂工人效率的工人疲劳和工作条件问题建言献策。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对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改善工人的福利不仅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且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缓解战争结束后英国出现的工业动荡。

工业心理学家维克多·莫里斯设计的进模口板被朗特里公司用来筛选巧克力包装工。（p1）

在呼叫中心和亚马逊仓库的时代，面对不断提高的生产力要求，工人福利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观念与装置艺术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在2013年举办的巡回展览中探讨了这一话题，这次巡回展览的名称借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戴勒的大部分作品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探讨阶级、权力和社会体验等主题，其创作方法曾被描述为“从根本上讲是平等主义的，同时坚定不移地面向大众和民主”。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展览中，戴勒通过展示相关艺术作品、物品、照片、音乐和电影，追溯了工业化的遗产及其对英国社会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其中一件物品是1810年为麦克尔斯菲尔德一家丝绸厂制作的双盘钟：一个表盘显示真实时间，另一个表盘显示“工厂时间”，仿佛丝厂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后一个表盘的指针与丝绸厂的水轮相连，只有当水轮转动时它才会走动。如果水轮停止，“工厂时间”也会暂停，损失的生产时间都要弥补回来，而工人们则被机器的节奏所控制。
戴勒将麦克尔斯菲尔德的钟表与一种数字腕戴式装置放在一起，这种装置是为如今的仓库员工设计的，可以追踪他们的工作效率，并将信息传输给经理。戴勒暗示，社会仍然生活在工业化的阴影下。他的作品与劳里的一样，对资本主义追求最高生产力时将人作为生产单位的做法提出了警示。

这座双盘钟于1810年左右安装在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帕克格林（Park Green）工厂，以确保工人保持规定的生产效率。（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