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男性不同，女性废奴主义者没有被神圣化，尽管伊丽莎白·海里克、安妮·奈特、露西·汤森、萨拉·韦奇伍德、玛丽·劳埃德、索菲娅·斯特奇等人都是同样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她们的目标往往不同于男性，她们对于立即废除奴隶制的坚持就是最显著的例证。这些女性了解团结的力量，并郑重起誓说“没有任何残酷的制度或残忍的做法能够长期经受住英国女性公开和持续的谴责”。在开辟自己的领域和合并资源的同时，她们也建立了横跨大西洋的联盟，将组织延伸到了美国的废奴主义者。
女性废奴主义者坚信通过教育、书籍、小册子、讲座和象征性物品，能劝服他人改变观念，以废除奴隶制。1828年，她们在武器库中添加了一个女性版本的韦奇伍德浮雕印章，上面的图案是一个跪着的、被锁链束缚的可怜女人，她苦苦哀求道：“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一个姊妹吗？”她们将这一形象融入手镯和发夹中，并将它印在各类物品上。例如，一个精致的废奴主义糖罐一面印有这个图案，另一面则提醒人们：
东印度地区的糖不是奴隶生产的。
每六个家庭使用东印度地区的糖，而非西印度群岛的糖，
就能拯救一个奴隶。
女性废奴主义者还缝制并分发了数千个针线包，这些包上绣着韦奇伍德浮雕印章图案或座右铭，里面放有废奴主义小册子。即使是无法公开表达观点的年轻女孩和家庭主妇，也能通过将韦奇伍德的象征性印章图案融入针线作品来表达自己支持废除奴隶制的观点。
在她们运动的第二阶段，女性废奴主义者发起了一场针对奴隶生产的糖的全国性抵制运动，并通过论证称消费糖的个人是奴隶制暴行的同谋来推动这场抵制运动。她们的一份小册子解释说，通过购买糖，“我们参与了这一罪行”。海里克进一步阐述道：“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这个国家的民众，就像小偷和买卖赃物者一样，置身于相同的道德关系中。”“我们国家的法律可能会将浸满同类鲜血的甘蔗送到我们嘴边，但是它们不能强迫我们接受这种令人厌恶的毒药……奴隶贩子、奴隶主和奴隶工头是消费者的代理人……他是这一可怕过程的始作俑者，是第一推动者。”另一位作家敦促道，“当他的茶变甜时，应该让他反思杯底的苦涩”。“让他……如实说，这块糖令可怜的奴隶呻吟了一声，奴隶挨了鞭子，鲜血淋漓，也许是被疲劳、不幸和绝望拖垮了，奴隶在痛苦中死去了！然后，让消费者尽情喝下这杯饮料吧。”

正如女性废奴主义者所设想的，抵制蔗糖具有道德、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面的吸引力。它将一个未知的糖奴和英国家庭主妇之间的关系个性化了。通过抵制奴隶生产的糖，家庭主妇可以发表道德声明，并利用自己的经济购买力作为武器打倒敌人。作为家庭食物的主要采购者，数百万女性可以领导对抗糖业奴隶制的战争。
海里克认为，抵制蔗糖比那些“惊慌失措”的男性废奴主义者通过书写一封封请愿书、最终立法废奴的漫长征途能更快地终结奴隶制。“单靠拒绝食用西印度群岛的糖这一举措，就能够签署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死刑令。”
然而，拒绝食用西印度群岛的糖这一观念还需教导和培养，女士协会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她们在慈善探访方面经验丰富，于是开始挨家挨户出借或出售诸如《谁消费西印度群岛的糖，谁就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支持者》之类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描述了奴隶制及其罪恶，并敦促用东印度地区的糖代替西印度群岛的糖。言辞坦率直白的《生产你食用的糖的代价是什么：一场关于英国黑人奴隶制的小屋对话》针对的是工人阶级女性。《为何用东印度地区的糖代替西印度群岛的糖》针对的则是“上层阶级”。为了防止孩子们抱怨家里的糖配给量有所减少，她们分发了1.4万册《同情黑人，或者就奴隶制问题向儿童发表讲话》。（废奴主义者写过多本小册子，无论男性还是女性。1823—1831年，仅反奴隶制协会就分发了2,802,773份小册子。）
19世纪30年代早期，女性也开始参与请愿活动，这类活动以前不允许女性参加。1833年，4名男子将一份由187,157名女性废奴主义者签名的“巨大的羽绒被式的请愿书”拖入了议会。所有的签名仅在10天内就收集完毕，这反映了女性组织收集签名的娴熟程度。男性起草了请愿书，印刷了一些，准备张贴在城镇周围做宣传；支持者随后签名，组织者收集并整理了所有副本。然而，女性组织了挨家挨户的闪电式行动，指派志愿者在特定社区分发请愿书。这确保了请愿书不被撕掉或偷走，拥有众多签名的请愿书由此产生了，这些签名占了废奴主义者签名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女性废奴主义者特别关注女奴面临的独特问题，那些女奴被剥夺了“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正当地位”。她们提醒维多利亚女王，女奴因为犯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就遭受鞭打，脖子上戴上铁项圈被拴在一起，并被迫踩在踏车上接受惩罚。通过精心制作和得到大规模支持的请愿书，女性废奴主义者在与糖业奴隶制，特别是与女奴有关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公开立场。
由于缺失必要的常识，女性废奴主义者认为，女奴与她们共享关于婚姻、婚姻忠诚、端庄行为、育儿和宗教实践方面的英国理念，这种失误并不常见且出人意料。她们将女奴描绘成温顺、屈辱的受害者，对白人姐妹的干预心存感激。她们从来不会像萨莉那样在厨房滤网里排便来报复托马斯·西斯尔伍德，也不会像那些在马修·刘易斯的牙买加种植园里罢工的女奴那样。
在被奴役女性的理想化形象中，玛丽·普林斯是个例外，她是安提瓜的一个女奴，她在1831年发表的《历史》（History）是唯一关于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妇女的奴隶作品。玛丽的背部布有“棋盘式的严重鞭打痕迹和……被一些最无情的人用凶器割出的深长伤口”，《历史》强烈控诉了奴隶制，以至于玛丽的废奴主义文书助手并没有压制她关于自己与白人和黑人情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