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与现代世界的塑造:种植园、奴隶制与全球化》
【加拿大】伊丽莎白·阿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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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心爱的儿子伊凡·吉布斯
这本书为你而写,在这本书里,你将邂逅安提瓜岛和格林纳达岛的先人。
牙买加学徒詹姆斯·威廉姆斯的《事件的叙述》(A Narrative of Events)一书提供了有力的宣传。他所遭受的痛苦——被鞭打和监禁在狭小、潮湿、空气不流通、老鼠和虱虫横行的地牢里,几乎饿死在里面,与其同胞,即那些奴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威廉姆斯曾目睹年迈的非洲看守亨利·詹姆斯由于允许牲畜在未设围栏的玉米田里游荡而被残忍殴打,以至于“倒地死去,地上到处都是他吐出来的鲜血”。
然而,威廉姆斯关于女学徒困境的证词粉碎了废奴主义者对学徒制怀有的任何剩余的自满之情。一方面,女性仍然遭受体罚。踏车最初在英国监狱中使用,后来被引入西印度群岛,作为惩罚女性却又不暴露她们裸体的一种专门手段,鞭笞则容易暴露其裸体。踏车是一种附带台阶的巨大木制圆柱装置;受害者的双手被绑住,他们在空中摇摆,随着圆柱的转动不得不“跳着舞步”,以避免刮伤或摔断胫骨和腿。
威廉姆斯的《事件的叙述》揭露了这种所谓的改善的现实。保持端庄是不可能的,“在磨坊跳舞时,女人们不得不系好衣服,避免在踏车时踩到;她们必须将衣服绑结起来,长度只能够到膝盖,不得不露出一半身躯”。一名工头鞭打两名年轻女性,直到撕碎她们的衣服,然后他夸口说“看到了她们的裸体”。
鞭笞既不放过孕妇、哺乳期女性,也不放过老年女性。一个“处于孕晚期的女子”恳求监工给予宽恕,但是“他说,不是他派她去那里的,他必须履行职责”。有女子提出抗议,“主人,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怀有孩子”,监工则以更严厉的鞭刑回应她。“这名监工说他不在乎,又不是自己导致她怀孕的。”英国访客证实了威廉姆斯关于鞭打的描述,证明踏车下方的地板上都是血迹。当受到严厉惩罚的女性流产时,种植园主无动于衷,因为所有在1834年8月以后出生的孩子都是自由的,所以上述流产惨剧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一个小奴隶。尽管学徒制将惩罚的权力从种植园主转移到了专门的治安法官手里,但是学徒,无论男女,受到的惩罚和奴隶时期一样严厉。他们被铁链锁在一起,遭受鞭打,被关在济贫院、教养院或种植园的地牢里,并被判处在糖料种植园里服苦役,比如挖掘甘蔗坑。他们还被罚款,分配到的口粮和供应地时间也减少了。种植园主或监工公然藐视法律,对学徒施以“严重违法的惩罚……例如监禁在种植园的地牢里”。1837年,废奴主义领袖约瑟夫·斯特奇花费了一年时间在西印度群岛调查学徒的工作条件,并将威廉姆斯带回英国,支持他出版《事件的叙述》,约瑟夫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证实,“从最残暴、最令人憎恶的方面来看”,学徒制不过是奴隶制的另一个名称。
母亲们没有屈服。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保持自由,学习一门好手艺,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时,她们为保护自己的孩子而进行的斗争却带来了悲惨的后果。在圣文森特,一场流行的麻疹疫情夺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这些孩子的母亲担心种植园主可能会要求接受治疗的孩子用劳动来抵偿治疗费用,因此没有让他们接受治疗。在其他情况下,母亲们和另外几个父亲与种植园主协商,同意额外工作几天来支付孩子们的医疗费用,如果他们有一个孩子,就工作6天,如果有更多孩子,就工作9天。圣文森特的专门治安法官罗伯特·皮特曼报告说:“他们……极力维护不受约束的后代,顽强地坚持他们表达自由意愿的权利。”在那里,种植园主只成功使3个孩子成为学徒,他们都是酒鬼的孩子。
甘蔗地和营舍成为学徒和种植园主之间斗争的场所。女性了解新的法律,并要求雇主和监督的管理人遵守其规定。她们喊道“6点到6点”(早上6点到晚上6点),并拒绝延长工作时间。她们愿意为反对不公平待遇而罢工,并向距离最近的专门治安法官提出控诉,反对压迫者。明智的是,她们强调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知道这一点会引起英国废奴主义者的共鸣。韦奇伍德印章里的那名女奴隶十分温顺,她跪地乞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女人和姊妹,不同于那名女奴,这些女人愤怒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向有关法律部门寻求帮助。专门的治安法官一宗接一宗地列出涉及孕妇、哺乳期女性、照顾生病孩子的女性、有6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以及受到此时已被禁止的鞭笞惩罚的女性的案件。
废奴主义者原本认为,不习惯自由和努力工作的前奴隶需要接受一段训练期,这段时间可以实行学徒制,但面对赤裸裸的现实,这种设想很快就瓦解了,学徒制只是奴隶制的修订版本,并且在种植园主阶层生发了一种末日般轻率而不顾后果的情绪。在英国,废奴主义者发起了立即终止学徒制的运动。在西印度群岛,甚至比它预定结束的时间早两年,殖民地立法机构自愿废除了学徒制。1838年8月1日,奴隶制又名学徒制,被真正废除了。
在西印度群岛和英国,人们都为这一刻而欢欣鼓舞。在牙买加,自由和刚获得自由的人团团围绕一口刻有“殖民地奴隶制,1838年7月31日去世,276岁”字样的棺材。在午夜钟声敲响时,传教士威廉·尼布喊道:“怪物死了!黑人自由了!为女王欢呼三声!”接着,棺材、链条、手铐和铁项圈被埋到土里,人们在它们上方种了一棵自由之树。
种植园主不仅享受报复的快感,还试图令女性的生活变得极其悲惨,迫使她们将自己年幼的孩子交给“猪肉组”做学徒,并同意在甘蔗地里多工作几个小时。种植园主担忧,6年后普遍解放到来时,女性会抛弃种植园,成为家庭主妇,拒绝在甘蔗地里工作。这种担忧是合理的,特别是由于传教士和废奴主义者正极力倡导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将之视为文明和基督教的体现。由于预见到即将破产,种植园主试图从学徒身上榨取最后一丝价值,在此过程中还不断骚扰他们。
图41 两个精疲力竭的奴隶被迫戴上枷锁,姿势十分痛苦,这是一种常见的惩罚。其中一个奴隶试图睡觉。
说明:by Richard Bridgens. Public domain
威廉姆斯描述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牙买加种植园主西尼尔先生指控他所憎恶的田间女工阿梅莉亚·劳伦斯爱出风头,因为她总是在第一排工作,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兄弟是那里的工头。阿梅莉亚的反驳是“主人应该很高兴看到学徒在第一排工作,并且做得很好”,她被判处在救济院和踏车上工作一周。那一周非常难熬,因为阿梅莉亚不得不将4个孩子交给其他人照顾。由于与一名负责处理种植园事务的治安法官发生争执而被草率定罪,南希·韦布被判处在远离丈夫贾维斯和7个孩子的救济院里服刑一周。在各地的种植园里,监工们都在折磨甘蔗地里的学徒母亲。根据改善法案,拥有6个以上孩子的母亲可以免除田间劳动,但他们强迫那些人回到甘蔗地里。威廉姆斯描述了哺乳期母亲受到的无情对待:“那些母亲只能将还需吃奶的年幼孩子绑在背上。下大雨时,她们不得不继续背着孩子劳作……哪怕孩子哭得再厉害,监工们也根本不允许她们给孩子喂奶,他说孩子们是自由的,法律不允许他们花时间照顾孩子。只有监工大发慈悲,才会让那些母亲给孩子喂奶。”
在牙买加,由于不得不带上孩子和雨后道路泥泞不堪,一群哺乳期母亲上工迟到了。作为惩罚,她们失去了6个星期六,她们抗议说,没有星期六,她们无法生存。供应地在6英里开外;她们不再获准拥有周五的半天时间;加上咸鱼吃完了,也不再能收到糖或面粉带给孩子们。由于这场争论,一个专门的治安法官维持6个星期六的判决,并且增加了3天在救济院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