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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离开酒店时正在下雨,蒙蒙细雨,十月的东京时常会下的那种雨。我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远——只要走到昨天来时的地铁站,再坐两趟地铁,沿着小街走一会儿就能到达博物馆。我拿出雨伞撑开,拉高外套拉链。清晨的街道,行人络绎不绝,大多都从地铁站出来,不像我们,是向那里走去。母亲一直紧跟着我,仿佛我们一旦分开,这如潮的人流会把我们越推越远,再也无法回到彼此身边。烟雨霏霏,绵绵不绝。地上汪出一层湿漉漉的水雾。细细一看,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由一块块小方砖铺成的砖路。

车门边有个单人空位,我示意她坐下,我站在她身旁,看着一个个车站飞驰而过。城市如钢筋水泥,灰蒙蒙的,在雨中显得分外阴沉而陌生。我能辨识出高楼、天桥、火车道口的外部轮廓,可它们的细部和内部材料构成上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而吸引我的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又意味深长的变化。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换了辆不那么拥挤的小列车,这次我得以坐在她旁边,注意到建筑物变得越来越矮,直到进入郊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房屋,白墙平顶,车道上停着小轿车。我突然想起上次来这里,我是和劳里在一起,时不时地想起母亲。现在,我和母亲在一起,却时不时地想起他,想起我们从清早到深夜,在城里东奔西走,逛来逛去,观察一切,感受一切。那次旅行,我们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狂热激动,说个不停,笑个不停,永不满足。我想起那时曾想过要和母亲分享这段经历,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在那次旅行后,我开始学习日语,可能潜意识里在规划这次旅行。
车站出口通向一条安静的街道,街道在树木茂盛的居民区里。许多房屋临街而建,住户们在狭小的空间里摆上些小盆栽,有盆栽芍药还有盆栽树。小时候我们家也有一棵盆栽树,种在白色方形小脚花盆里。母亲不像是会买盆栽的人,所以肯定是别人送的。这棵盆栽我们养护了很长时间。不知何故,我小时候不喜欢它,可能是因为它看起来很不自然,很孤独。这棵精心修剪的小树就像一张细细描摹的插图,孤孤单单长在盆里,可它本应该长在森林里呀。

临行前,我买了台新尼康相机。虽说是数码相机,也有三个小拨盘、一个玻璃取景器和一个能手动调整光圈孔径的短焦镜头。这让我想起舅舅用来拍全家福的相机,他们在香港时的青葱岁月。母亲还留着几张全家福。小时候我常常翻看那些照片,聆听照片背后的故事,那些色斑将我迷住了。色斑宛如滴入水中的一滴油,在水面烧出一个明亮的洞。在我眼里,这些照片透着旧世界的质朴优雅。母亲和舅舅就像一对传统夫妻:她一袭图纹礼服正襟危坐,他身着挺括白衬衫笔直地站在她肩后,两人的发型也有一番讲究。他们身后映着香港闷热而潮湿的街道和天空。此后不久,我把这些照片完全抛诸脑后,直到好多年后,姐姐和我清理母亲公寓里的杂物,才在一个装满泛黄信封和小相簿的鞋盒里发现它们。
我拿出相机,调整曝光值,眼睛对准取景器。母亲察觉到我俩之间的距离,她转过身,看到我的举动,立刻摆出一副照相姿势:双脚并拢、后背挺直、双手交叠。这样可以吗?她问我,还是离那棵树近一些更好?我本来想拍点不同的照片,日常状态下她的脸,暗自出神时的那个她。不过我还是回答这样很好,按下了快门。她问要不要给我拍一张,我说不用,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博物馆有两层,凉爽安静,高低不平的木地板、粗大的深色木梁,依然能看出老房子当初的模样。楼梯又矮又小,因为那时的人又矮又小,踩上去嘎吱作响,台阶中间凹陷,历经千万双脚的踩踏,早已磨得光滑发亮。柔和的乳白色光线仿佛穿过纸屏风从窗户中投射进来。我随意选了间展厅,把手册一折二塞进外套口袋。不知怎的,我总想以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出现在作品前,对它们的来源和出处一知半解,欣赏它们最本真的样貌。玻璃柜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盆盆罐罐和花瓶,附有手写卡片,注明制作年代,有些字符我不认识。每件作品虽外形粗糙但充满灵气,形态各异,或纤巧,或厚重,几乎能窥见它们的整个制作过程:手工捏制成型、手工上釉彩绘,那时从吃饭的碗到喝水的容器都与艺术本身并无差别。我一个个展厅参观过来,拍了几张照片,一张是蓝玛瑙色的盘子,盘中绘有白花,可能是白莲花;另一张是泥棕色的小碗,碗内是鸡蛋壳的颜色。某个时刻,我感觉母亲在我身后,我停她也停,我走她也走。不过很快,她就不知去向了。我在一楼最后一间展厅等了她片刻,看她是否会再次露面,等不到人便上了二楼。其间,我注意到有间展厅的屏风收了起来,可以俯瞰到一个幽静的庭院,院内有枯石、枫树,枫叶正渐渐转红。
织物在长长的展厅中挂起,既能一览无遗,又能一件件分开欣赏。织物大小不一,有些宽大的下摆像结冰的水一样垂落在地上,难以想象它们穿在身上的样子,除了这里再也想不到其他可以挂的地方。织物图案质朴优雅,像民间传说中的衣服一样美丽。凝视这些半透明的叠染晕色,就像抬头仰望层层叠叠的浓密树冠,让我想起四季流转。那些裸露在外、清晰可见的线头中蕴藏着某种被忘却的稚趣和率真,某种我们只能一饱眼福却不复存在的东西。它们的美让我目眩神迷,这种模糊的意识又让我深感悲伤。我在展品前来来回回,等母亲进来展厅。她没出现,我只能独自参观剩下的展览,最后发现她在外面等我,就坐在伞架旁的石椅上。

我选了条沿运河徒步的路线,想着那个时段的夜景应该不错。周围建筑黑乎乎的,树木影影绰绰、悄然无声。运河两岸的陡坡上长出了植被,蔓延垂落进水里,轻摇慢摆,漾起涟漪,倒映出柔和的水上世间。街两旁的餐馆和咖啡馆都点起了灯,灯笼那样微弱昏暗的灯火。

她从包里掏出一本小书,说是在家附近的小店买的,可以根据你的生日算出你的性格特征。她翻到我的出生月,念出关于我的描述。
从出生日期的数字能看出内在性格,她说,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梦想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要学会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幸福。他们喜爱和平、有秩序和美好的事物,不过他们完全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然后她念出自己的,接着是姐姐的。姐姐生日那天出生的人忠诚、勤劳、易怒,易与人结怨并耿耿于怀。她又念出性格配对部分,盘点相处最和睦的命格,先拿她两个女儿来配对,又分别拿女儿和自己配对。
在我看来,有些说得对,有些说得不对,但真正的事实是,这种生日算命法能让别人轻易谈论你、你做过的事、你做事的动因,解开你性格的谜团,归纳为几个典型的个性特点。在他们眼里,或者在你自己眼里,你看起来很好读懂,仿佛是揭露某种真相。但谁又能预测某人在某天进行的某个特定行为呢,更别提在灵魂深处那些隐秘角落,形形色色的行为都是存在的。我想再谈谈这个问题,要是能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把这种想法明确表达出来该有多好,不过我也知道,她需要相信、想要相信这些东西:姐姐是慷慨的,只有与他人相伴,她才是最快乐的。而我呢,五月钱财不稳需特别注意。因此我什么都没说。

吃晚餐时,母亲问起我的生活。我说劳里和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孩子。母亲说我们应该要,生孩子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那一刻我没否认。不过我没说出口的是劳里和我经常提起生孩子这件事,准备晚餐时、走路去商店时、泡咖啡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生孩子的方方面面,双方轮流补充栩栩如生的小细节,探讨几百种不同的可能性,就像陷入无穷推测中的物理学家。要是我俩都因睡眠严重不足而精疲力竭会多么痛苦?怎么才能多赚点奶粉钱?如何在尽心照顾彼此的同时追求自我实现、获得自我满足?我们为此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他们都很坦诚,对此知无不言。有些人说找出解决方法是有可能的,特别是等孩子们长大些后;有些人说生孩子会充分暴露伴侣关系中彼此最大的缺点;还有人说生孩子是种令人欣喜若狂的极致体验,只要你全情投入育儿中。不过,这些贴心的肺腑之言实际上没什么大用处,毕竟拿别人的生活来比对终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讨论基本上总是绕回原点。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前提是她有发问的机会。我从没特别想要孩子,可现在的我莫名体会到了生孩子的可能性,就像一首动人而模糊的诗歌。不过,身体中的另一个声音在问:不去了解、不做决定难道不行吗?一切都听任自然,顺从本心,过好当下生活,也许这才是更深刻的真理。任何人、任何事我们都掌控不了,就连这点其实我也不敢确证。

离开百货公司后,我们坐地铁来到中央商务区,参观位于那栋五十四层高楼的第五十三层的美术馆。大厦建于辽阔的山丘之上,外观设计带有蓝绿色金属光泽,据称是暗指武士的盔甲。站在顶楼可将东京全景尽收眼底。墙壁由钢和玻璃构成,低矮的城市呈放射状向外扩展,闪闪发光:月光的那种淡紫色和米白色。进入美术馆内,我们被带到一小队游客那里,脱鞋等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十到十二名游客一组进入某个无声的暗室。一位工作人员过来,给我们展示写字夹板上的一张暗室线稿图,解释说室内漆黑一片,不过可以摸着墙壁探路,还会遇到几张凳子,可以坐下来。轮到我们了,我们按照她的指示行进。我什么也看不见,眼前什么都没有,连个轮廓也没有。我们被黑暗团团包裹,沉默不语,某种程度上,这种沉默既令人期待又有点难以忍受。我想起姐姐,此刻她应该在病房工作。我身旁的两个法国人终于忍不住爆笑出声。这时,远处亮起一个橙色小方块,曙光那样淡淡的,像等待黎明的到来那样,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才窥见它的全貌。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不过变化速度很慢,让人几乎意识不到这些变化。但因为它是暗室内唯一可见的东西,我们只能全神贯注地盯着亮光看。过了许久,我们被告知可以站起来往前走。我慢慢地朝前挪动,眼睛依旧在适应,此刻房间被合围在一片无法穿透的深蓝色之中,夜晚的那种蓝。突然间,我很难相信自己看到的事物。地面似乎和我的脸在同一高度。走近才发现,和我预料的不同,蓝光不是从屏幕里射出来的,而是从墙上凿刻出的一个正方形孔洞里射出来的,又是一个我没注意到的东西。

早前她问起我在读的一本书,我说是一则希腊传说的改写本。我一直热衷于这些传说故事。部分原因是它们有一种永恒的隐喻性,可用来说明世间一切:爱情、死亡、美、悲痛、命运、战争、暴力、家庭、誓言、葬礼。我说这就像画家利用暗箱间接地观察他们想要聚焦的物体。有时,比起直接用肉眼观察,这种方法反而能看得更清楚。我说大学时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研读这些文本。一开始几节课,我们把桌子拖到教室后面,把椅子围成大致的半圆形,听讲师讲特洛伊战争。母亲煞费苦心把我们送进天主教学校,教会学校有刻板无情的条条框框:衬衫少扣一颗扣子都不行、头发必须长过下巴。和天主教学校相比,这种课桌椅摆放布局的调整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那个学期,讲师谈起希腊人,最伟大的几部希腊戏剧实际上流露出他们对奴隶制社会的负罪感。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是被“消音”的。而他们最大的负罪感来自对特洛伊城邦的所作所为。特洛伊战争本可以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然而正是希腊人的悔恨让他们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流芳千古的悲剧艺术。她又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希腊人的文学和统治方式都是建立在殷勤好客这种神圣的规则上。一开始,特洛伊人带走海伦就违背了这种规则,后来希腊人用难以防御的致命木马计还以颜色,还有传说故事中其他大大小小对规则的冒犯。她说今时今日这种复杂情绪依旧鲜活。她说起自己的童年,她母亲脑子里有本账,一切收支都算得清清楚楚,不仅是朋友间的往来明细,就连每位家庭成员之间的也得入账。她还记得每次去别人家拜访,母亲都会带上完美的礼物。在青春期的女孩眼中,这种繁文缛节常常令她痛苦。母亲还总对收到的回礼评头论足,放在看不见的天平上反复掂量、斤斤计较。小时候他们家住在一幢大房子里,许多亲朋好友都曾留宿,一分一毫都记在母亲的账本上。虽然没人提及,但成年后的她,苦心努力才能杜绝自己在头脑中做出类似的算计。

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大学第一年我在河边郊区一家中餐馆找到的第一份工作。那是家很漂亮的餐馆,一度非常有名,虽然陈旧过气了,却依旧保留着那种气氛。特意调节的包房灯光朦朦胧胧的,黑色地板是锃亮的。餐厅重视正式礼节,一切讲究按部就班、井井有条,仿佛为了创造出一个流动明畅的世界。我们的制服是黑围裙和黑鞋子,中式小领口衬衫有着象牙色布扣,让人联想起模模糊糊的远东地区。店里指示我们每天晚上化淡妆并把头发扎起来。每晚上班前我都郑重其事、一丝不乱地把头发盘起来。其他女服务员都在二三十岁,在当时的我看来她们个个都是独特的大人模样,我记得餐厅对我们的期望是努力工作,认真看待餐厅声誉,仿佛如果把它看成某种宗教信仰或某种信念,它的声誉就能保持得更久一点。

太阳、草地、清澈的水池,再也没有比这更漂亮的地方了。要是我调整好心态,集中精神,放松身体,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水中穿梭,感觉像飞一样。那些日子,游完泳,从泳池走出来,经过花园和丰茂的树木,阳光洒在人行道上,我总有一种真切的体会——我的身体是我的,我有强健的体魄和古铜色的皮肤,只要足够努力,我就能成为我想要的样子。一瞬间大千世界在我面前展开,天地万物仿佛汇聚于一个大漏斗,从我的脚下流向树叶,再流向天际。那些时刻,我心无杂念,也可能思绪万千,却说不出也道不明。

四月我们去探望劳里的父亲。先坐飞机往北飞,再租一辆亮黄色小汽车,开了好几个小时。雨季接近尾声,一切都是那么苍翠繁茂。透过车窗,我们看到平坦的公路、低矮的小山和风雨欲来的长空,着迷地巡视这广阔的天地,劳里长大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劳里的一部分。回到十几岁离开的故乡,劳里既高兴又不高兴。我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劳里的某些隐私,仿佛看到了少年时的他,看到了早已被他抛下的一部分自我。路上,我们停下来换座,轮流开车。劳里给我拍了张照:绿色甘蔗地里,我站在亮黄色的轿车旁边。沿途他指出以前念的中学,童年玩伴的家,小时候训练和比赛的赛道。我们停在一片大湖前,湖看上去像个几乎完满的圆环。劳里解释说这是火山口积水而形成的湖泊,也就是火山湖,谁也不知道湖水到底有多深。十几岁时他在湖里游过好多次。他和初恋女友从朋友那里借了独木舟,带上帐篷,在湖的另一头野营。

很快我便离开了公路,走上了徒步道。这条路有的地方就像一条走廊,两旁是精灵般又高又枝叶茂密的树,仿佛随着我听不见的声音在摇摆。泥土湿冷而肥沃,闻起来像深井的底部。有时道路会陡然直上,湿滑而泥泞。我路过一条河、两个小瀑布,瀑布的声响和雨声几乎难以分辨。被瀑布冲刷的岩石像岩盐一样又白又亮。我什么事也没想、什么人也没想。脚边的一块石头上蹲了只小青蛙,表皮的颜色和质地类似落叶。道路蜿蜒,伸向村镇和群山之间。我像书中的角色那样在森林中进进出出。高高的山顶有一间房,门口有一条中型犬,毛色介于狐狸和郊狼之间,它竖起弯弯的尾巴,盯着我从屋前走过。我想到母亲,想到将来有一天,我和姐姐会前往她的公寓,目的只有一个:整理她毕生的财物,把一切都收拾干净。那些珠宝、相册、信件等私人物品,还有账单、收据、电话号码、地址簿、洗衣机和烘干机的使用手册等她井井有条的日常生活的证明。浴室里有半满的玻璃瓶,还有她的香水、乳液等瓶瓶罐罐,这些她不愿别人看见的有日常仪式感的小物件。我猜做事很有条理的姐姐会建议把所有东西按照“要留下的”“要捐掉的”“要扔掉的”进行分类。我不会提出异议,但我清楚最后什么都不会留下,可能怕触景生情,也可能根本没什么情绪,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自己在山里花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天渐渐黑了,一切仿佛都回归大地。尽管力气耗尽,这种疲惫中却透出丝丝甜蜜。我想起和劳里之间关于孩子的谈话。讲师曾说父母是孩子的宿命,不仅体现在命运的大悲剧中,也在更细小却依然有影响力的其他方面。我要是有个女儿,我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会变成她的生活方式,我的记忆会变成她的记忆,她对此别无选择。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们念一本日本寓言集里的故事。某个故事里有座山,云层在山顶形成了一个环绕云团,就像一串项链。最巍峨的高山为这座美丽的山倾倒,爱上了她。不过这座有云团的山没有回报他的爱意,她苦苦思念的是一座更矮小、更平坦的山。高山对此万分震怒,他变成火山,剧烈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周围陷入一片黑暗和痛苦,长达数日。我记得自己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感动于美丽的云团山和善良的小山之间的爱情,并同情火山造成的折磨和苦痛。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山与山之间的激情比人类的感情更加真实。书里的其他故事我都不太记得了,除了有个死在雪地里的年轻女子,我一边行路一边尝试着回忆。
夜色由浅蓝渐变成深蓝,气温开始下降。我感觉离周遭一切越来越远。路边的蕨类植物几乎化成了阴影。我知道自己应该走得更快些,我应该与即将来临的夜晚赛跑,不过就像那天划着独木舟穿越火山湖那样,我没有任何紧迫感,还是不紧不慢地徒步,就像迷路的旅人,躺下就能沉思,站着就能睡着。我经过一座老桥,过桥时停下脚步,雨水导致水势大涨,水流加速,倾泻而下。最后我终于看到远处的车站,昏暗的橙色灯火,穿透蓝色雾霭。最后一班火车还有四十分钟。我把双手缩进夹克衫的袖口,双臂环抱,坐在长凳上等车。过了片刻,我去自动售卖机上买了瓶清酒,入口清爽冷冽,最先感受到的是酒精的味道,接着是淡淡的甘甜,最后顺滑地经过喉咙入肚。很快,我就感觉不到冷了,只是觉得很累,脑中只有一个模糊而倦怠的想法,也许不去理解万事万物也没关系,只要去看见、去把握就行。

之后,我们蜷缩着身体,迎着风,逛了逛京都祇园商店街,在木门和商铺店面门口拍照,在著名神社旁的一家饭馆吃天妇罗。我偶然撞见了小巷深处的一家布料店,招呼母亲赶紧进来。店的屋顶高得出奇,店里就像一个旧谷仓,弥漫着淡淡的雪松味道。布料陈列在金属支架和单个衣架上,好多都用细细的铁丝从天花板悬吊下来,正因为这样,触摸这些布料时,它们就会轻轻晃动。好多黑色布料染得像墨水一样黑,让我想到曾经读到过,有位艺术家和几位科学家合作使用过一种神奇颜料,这种最纯粹的黑色颜料能吸收和吞噬几乎所有光线。不过细看这些布料就会发现它们没那么简单:是由不同的悬垂、褶皱和层叠布料一块块拼接起来的,有时候很难说清该怎么把这些布料披上身。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正确的穿法,只要自然随性地往身上一甩,拉一拉,拽一拽,每次稍微调整下角度就行。店中央有一排珠宝展示柜,里面的珠宝首饰精巧灵动,看起来像是用纤细破裂的树枝,或是沙漠植物制作出来的,不是黑色,而是高岭土的颜色。我在店内深处的角落里发现一套用柔软羊毛裁剪的黑色上衣和长裤,我把这套拿出来给母亲看,鼓励她穿上试试。她从试衣间出来,站在镜子前,我注意到这套衣服的剪裁不是我料想的那样不成型,它其实是收腰款式,从臀部和大腿以下垂坠散开,裤腿宽大松垮,就是那种法式阔腿裤。上身效果非常不错,从侧面看,这种精心设计的廓形剪裁很像传统韩服。我告诉母亲她穿这套很好看,变装后的她就像换了个人,不知名又无法归类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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