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彼得-安德列·阿尔特

弗兰茨·卡夫卡的现实是一个广阔的想象力的空间。“我头脑中的一个广阔无垠的天地”,1913年6月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卡夫卡的现实生活少有例外地发生在波希米亚省城布拉格一带地区,而虚幻帝国的经验却是无限的和无边无际的。赋予他的文学创作以灵感的,只有一小部分来自这一外部现实的各个地区。他的幻想世界奇怪地似乎没有受到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的触动。20世纪初决定欧洲命运的各个重大事件对卡夫卡的生活看来没起什么作用——他的书信和日记均未对它们给予较大的重视。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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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关系网中】

●赫尔曼·卡夫卡,一个屠夫的儿子

“一代一代人的链条不是你的性格之链,而各种关系却是存在的”,1918年冬弗兰茨·卡夫卡在曲劳写道。他忧伤地添上一句:“一代一代人像你的生命的各个瞬间那样死去。”卡夫卡有意识地将自己看作有家庭观念的人,书信和日记里一再强调对祖宗们的故事和祖先们的传奇的兴趣。“亲戚关系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这是1920年6月写下的话。年纪轻轻卡夫卡就已经在决定性地影响他的家庭传统的范围内阐明自己的性格和角色,这种家庭传统的神话和传奇神秘地吸引着他。在做这种阐明时,对出身和历史的思考与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根源的研究相似。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感知到了自己的子孙身份:这个子孙已经不再能够出于自愿继承这些弥散的、只是零零碎碎传承下来的传统。这个自我幻象包括永远也不能独立自主地走出家庭和宗教权威的禁区的这种感觉。这样一种模式的逻辑服从这个反差原则:为了让儿子能够恰如其分地担任生存能力弱的局外人的角色,父亲必须身强力壮。他小时候“对什么事都没有把握”,并且总是需要“新的证明书”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点36岁的卡夫卡还在回首往事时强调指出。作为一个“事实上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他没有希望主动闯入这传统的关系网络并摆脱子孙的角色。父亲是儿子做自我评价的显眼的象征:这个儿子感觉到自己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有中心的另一边。

〔雅各布和弗兰齐丝卡·卡夫卡,卡夫卡的祖父母〕

〔赫尔曼·卡夫卡,卡夫卡的父亲,19世纪80年代初〕

人们必须像观察卡夫卡的父亲形象每一个别的细节那样小心观察这种类型学,因为这种小心主要用来以体弱、多病、胆怯、寡言的孩子的自画像来对抗它。就这点来说,这一类型学能解决一个文学上的目标,一个遵循想象原则的目标:充满活力的、经营上卓有成效的父亲的形象被勾画出来,是为了使这个“自我”,这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自我能够通过这种划定界线的机制获得一种自己的身份特征。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威望、这种表现为精力过于旺盛的威望的感知很早就给卡夫卡式的艺术风格添上了一些要素:这种艺术风格让人看到家庭力量对比现场是象征性的秩序结构。所有的奋斗,他的文学作品以后将要讲述的所有的奋斗,最终都返回来指向这一秩序。
所以儿子的秉性只是稍微传达了父亲有缺陷的性格特性——据说父亲的兄弟们都比他本人更“欢乐愉快、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缺少严厉”。赫尔曼·卡夫卡一方面有顽强的“经商意愿”,另一方面也显得很敏感和易受伤害。传下来的他的照片显示出一个似乎总是衣着时髦、注重外表的相貌堂堂、显然沾沾自喜的男子形象。这位举止坚定的商人和一家之主具有一种不太明显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终生都没允许他信心十足地克服精神上受到过的伤害。

●疯癫的勒维家族

弗兰茨·卡夫卡的母亲尤丽叶1856年3月23日在布拉格以东60公里的小镇波代布拉迪出生。她的父亲,1824年出生的雅各布·勒维是织布工人,在他家乡的乡镇上颇有声望。1853年他娶了时年23岁的埃斯特尔·波里亚斯,她的父亲亚当·波里亚斯在波代布拉迪当犹太教法典学者、犹太教经师和切割包皮者。埃斯特尔的母亲萨拉·波里亚斯是毗连的科林镇的商人萨穆埃尔·莱维特的女儿。雅各布·勒维从亚当·波里亚斯那里接管了作为嫁妆的经营不善的布店,因为埃斯特尔一直是独生女(年长6岁的兄长纳旦英年早逝)。尤丽叶·卡夫卡在一份1931年,即她逝世前三年撰写的生平事迹报道中,把这位因犹太教法典研究而荒疏了自己的商人职责的虔诚的外祖父描述为传奇人物:“他在上衣外披上细斜条布,而小学生们则跟在他后面跑并取笑他。这在学校里受到训斥,老师严词嘱咐学生们不可烦扰这个虔诚的人,否则他们会受到严厉惩罚。夏天也罢,冬季也好,他都天天到易北河里去洗澡。冬天如果河面结冰了,他就拿一把钉耙,用它凿开冰,潜入水中。”当这位神奇的外祖父在68岁上去世时,刚刚报名入小学的尤丽叶要做一个宗教上的赎罪仪式,半个世纪后她还能够给她的儿子讲述事情的经过。“她记得,”弗兰茨·卡夫卡1911年12月在日记中写道,“她如何不由自主地一边抓住尸体的脚趾一边请求原谅她可能对外祖父犯下的过失。”

西格弗里德·勒维,作为儿子中唯一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学医并且后来在梅里施的特里施当乡村医生。尤其是在高中毕业后的那几年里,卡夫卡与他特别亲近,夏天到特里施去看望他,甚至和他一起度假。他认为这位舅舅是一个不顾习俗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怪僻的人。在一封1917年9月致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他谈到西格弗里德·勒维,说他拥有一种“无比细微的、单身汉式的、来自缩小了的咽喉的幽默”:“他就这样生活在乡下,坚韧不拔,心满意足,正如一种被人认为是生活旋律的略带醉意的疯癫能够使人心满意足那样。”西格弗里德·勒维,这位有坚定生活原则的孤独的讽刺家,是被罪恶的纳粹所杀害的卡夫卡的众多亲戚和朋友中的一位:1942年,在被流放至泰莱钦之前不久,他自杀身亡。

〔尤丽叶·卡夫卡,卡夫卡的母亲,19世纪80年代初〕

尤丽叶·勒维,跟她后来的丈夫不一样,她在高雅的中产阶层的环境中长大。她家在波代布拉迪的家宅是一所两层的房屋,但还是相当宽敞,完全满足了一位中产阶层商人的需要。雅各布·勒维似乎像他的岳父那样是一个虔诚的人,按一定仪式进行的宗教活动对他来说意味着一种坚定的生活意义。跟赫尔曼·卡夫卡相反,尤丽叶因其父亲而拥有一种牢不可破地在家庭传统中确定下来的信仰本体。给六个孩子上课的是家庭教师,因为在1871年以前波代布拉迪没有德语学校。大概在1876年,在三个岁数较大的儿子离开家庭之后,雅各布·勒维变卖了他的商店并带着当时21岁的尤丽叶和她的两个兄弟迁往布拉格。他在那里过上了退休生活,虽然他才53岁。从此以后,阅读犹太教法典便成为这个虔诚的人的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直到1910年他才去世,终年86岁。对于尤丽叶·勒维来说,迁居布拉格起先并没在生活中引起深刻的变化。依照19世纪末在犹太人氛围中还强烈倡导的对角色理解的传统,她在等待适当的缔结婚姻的时刻中度过自己的时光。又等了六年,她才离开父亲的家宅,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尤丽叶·勒维在其父亲影响下了解到的情感世界不无紧张关系:基本的宗教态度在总是非常强烈的爱慕中折射出忧郁和遁世。这里与卡夫卡的情况颇为相似地显现出一种内心紧张和自我封闭的因素。勒维家族的虔诚就这样和情绪矛盾的特性结合在一起。蒙昧主义亲和性,宗教狂热,顽固不化和与世隔绝的独身生活在忧郁的土地上繁荣生长。这个勒维家族的“刺”,1919年卡夫卡这样写道,不如父亲的表面的活力那样直接,“促使我更神秘、更畏缩地走向别的方向”。勒维家族遗产所彰显出的不光彩的方面是生命活力的偶尔“停顿”,活动力量的凝固和在冷漠麻痹中的自我封闭。在坐在沙发上“懒洋洋度过”整个下午的这种爱好中,卡夫卡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资质。

●妇女时髦服饰用品

赫尔曼·卡夫卡经营的商品有手套、雨伞、缝纫小用品、布料和棉花——中产阶层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妇女时髦服饰用品生意这一领域在德国和奥地利被公认为是犹太人的领地。
在开店的头几年里,赫尔曼·卡夫卡多次与当局发生冲突。1887年9月,他不得不应对因违反基督教星期日禁止商店营业并在节日售货所带来的指责;1888年夏,市企业劳动保护监督局指控他销赃,但在严格审查案情并检查了(根据约瑟芬的政令用德文记的)账本之后宣告他无罪;1890年12月底,他再次因星期日售货而受到告发;他多次被怀疑使假币流通,但每次都能经证人作证减轻自己的罪责。赫尔曼·卡夫卡是否确实在独立开业的头几年里有不法行为,现在已经无法证实。可以料想到的是,对犹太人竞争对手的反犹偏见导致这些告密站不住脚。但是怀疑和指责没有长时间地有损于他:1895年他被任命为奥匈帝国贸易法庭鉴定人,并从而作为受到普遍尊敬的商人融入城市的市民生活中。在这些年里,他的企业的庄重的信笺上已经装饰着一只橡树细枝缠绕着的、画成单色的穴鸟(Dohle)——对姓氏词源学的一种提示,这个姓氏源于捷克文词语“kavka”(Dohle)。这位从事写作的儿子以后将游戏这一含义并在他的好几部文学作品中——《往事一页》(1916—1917)、《猎人格拉胡斯》(1917)——利用它。

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在创业年代常常迁居。商店扩大,员工的人数增长,生活不安定,但是这种不安定听从商品交易和商务往来的有条不紊的节奏。卡夫卡后来解释说,在一旁观看他父亲工作,这总是令他感到愉快。打开箱子,与顾客交谈,与供货商磋商,在这个孩子的眼里都是掌握生活的象征。在这种观察中已经掺和进了对别的人安度日常生活而不被它的重压击倒的那种轻松闲适的向往。成年的卡夫卡的重压之一就是他心情沉重地确信:生活不会给予他不言而喻的事,而只会给予他由于一种他无法体验到的正常状况而产生的种种令人诧异的刺激。

●政治上的作用与反作用

1883年7月3日,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弗兰茨·卡夫卡诞生的时间和地点显示出这是一个以不同的影响力复杂交织在一起为特征的社会舞台。这里存在着的各种社会矛盾对于从19世纪后期的欧洲大国秩序生出的种种束缚仍然具有代表性。作为奥地利君主国的一部分,波希米亚王国代表一个人造的政治实体,其内部的紧张关系由各种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德国人和捷克人处于难以克服的对立状态之中,这种对立分别在不同的危机情势中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不断增强的捷克民族运动的气氛中,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日益受到压制。他们用意识形态上的反构思进行自卫,其中的德意志文化民族观念起初一直是最强有力和最有影响力的。在1848年梅特涅体制崩溃之后,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以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身份出现:这种自由主义原则上不质疑对奥地利的从属性。而捷克人则对(起初适度的)政治独立的纲领表示同情,这就与圣保罗教堂的政策及其关于德国内部统一的幻想有了很大的距离。在1848年后的革命氛围中,德国和捷克的政治家们提出了各种维护秩序的建议,人们试图凭借这些建议把波希米亚划分为社会形态多样化的多民族国家。然而,致力于确保单个群体获得一种相对自治的设想从未实际试验过。

自1898年起,人们便逐渐变为只给街道、广场和区域安上捷克文的交通指示牌。新的民族运动受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它自1891年起便由团结一致的青年捷克党作为其在议会中的代言人。针对德意志人的有时市侩式的教育要求,捷克人指出他们自己有独立自主的文化本体,它在一种以欧洲现代派为基准的文学中,在一种丰富的音乐传统中(有杰出的作曲家如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以及在一座得到公认的民族剧院(有一部世界闻名的歌剧)中反映了出来。然而在政治冲突尖锐化的过程中,这样的自我担保和自我维持的合法表现形式带上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色彩。所以在一些民族运动人士中出现的对经济地位牢固的犹太市民的忌恨往往具有反犹太主义的性质。在这些捷克人小团体中,虽然由托马斯·马萨吕克在1900年创建的人民党和自世纪之交起增强起来的社会民主党拒绝反犹太主义,但是像瓦茨拉夫·布雷斯诺夫斯基这样的青年捷克党政治家们却公开以犹太教的敌人的面目出现。“jste Žid”——“您是犹太人吗?”这个问题,1920年5月卡夫卡这样给米莱娜·波拉克写道,在捷克语中带有一种特有的侵略性的音调:“您没看到,在‘jste’中拳头如何捏紧并积聚了膂力?以及然后在‘Žid’中那快乐的、不会出错的、飞快向前的一击?”

以两座剧院和一座大音乐厅为支撑点的布拉格舞台演出剧目显示出优良的质量,但在剧目选择上却一直是保守的。位于旧城铁街的德国剧院,这座1781年至1783年间建成的剧院,它上演大众化的(常常带有波希米亚民族主义色彩)民间戏剧和喜剧。市公园边上的新德国剧院是自1887年起才有的,在1910年前一直由安格洛·诺伊曼领导。这座有将近2000个座位的剧院有着超越地区范围的声誉,它主要是通过瓦格纳爱好者诺伊曼导演的歌剧而获得这种声誉。除了古典作家的作品外,上演剧目表上有时也有现代自然主义者的作品,不过在这里却并没有达到柏林或德累斯顿的水准。诺伊曼死后,《布海米阿》前主编海因里希·泰韦莱斯接管这座剧院,但未能保持住这座剧院的水平。自1864年起存在的捷克民族剧院,这座年轻时的卡夫卡喜欢造访的剧院,它以自己特有的演出剧目与德国舞台对抗。它和1882年成立的、在传统的中央大楼上课的大学以及8年后成立的科学和艺术学院一起显示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里捷克自我意识的觉醒。

●布拉格市容

“旧房子,耸起的山墙,”里尔克在他的1895年刊印在《家神祭》诗集中的《狭隘院落》一诗中这样写道,“高塔铃声响叮当/一座座院落窄小/只有一丝天光显现。”这就是里尔克回忆起犹太人居住区传说和巴洛克式宫殿昔日的辉煌在诗中所描写的莫尔道河左岸旧城小巷重重叠叠的建筑。这就是观察者能看到的像一个保存下来的时间的瞬间那样的1900年前后典型的城市面貌。但是在世纪之交这种风土人情就已经被认为有历史意义——里尔克的感伤的城市之旅也从后出生者的距离中吸取其影响力。20岁的赫尔曼·翁加尔1913年在从慕尼黑来到这里攻读法律之后把布拉格看作具有浪漫色彩的大都会,基督教的和犹太教的神话在其中交相辉映。约翰·戈特弗里德·绍伊默1802年就已经发现布拉格有一种宗教神化的氛围,说是将“慰藉”施于散步者的守护圣徒内波穆克的纪念碑很能说明这种宗教神化的特点。
被美化为神话的狭隘市区1900年前后把新中心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建筑艺术风格衬托得很鲜明。世纪之交的布拉格的风土就夹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不可调和的两极之间。电车轨道像蜘蛛网那样穿过街道;邮局和电报局,公司和银行,国家行政机构和学校在华美的楼群中显得格外坚固结实;文策尔广场和老城区周围两边自19世纪90年代初起就装上了高高的煤气路灯;电影院、剧院、卡巴莱剧场、酒吧和饭店在夜晚一片灯火辉煌。古典主义的房屋门面促使人产生传统纯正的想法:石膏花饰和窗户展现出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也为人所熟知的帝皇时代的华丽。但是同时,一个历史沉积的侧景舞台也呈现在眼前,在这个舞台上有哥特式尖塔、文艺复兴时期窗户、雕填法壁画、巴洛克城市宫殿和洛可可市民房屋。在从前的——1854年就已经作为犹太人居住区保存下来的——犹太人区狭窄的、几乎没有街灯灯光的小巷里时间似乎停住了。在这里一条条道路杂乱无章地分岔出来;幽暗且几乎是岩洞式的门洞、密匝匝耸起的山墙和狭窄的房屋透着一种阴沉的、一点儿也没受到现代痕迹影响的气息,一种被现代观察者的感伤目光视作浪漫色彩城市现实标志的气息。

布拉格的通道地形学上颇为集中地显现在旧城的低矮、呈拱形的旱桥群落间,它们如保尔·莱平所说,“穿过一所房屋的肚子”。所以它们构成固定不变的景观,人们可以从其灌木丛中悄然消失在大街的那一边。在这些“穿堂房屋”中布拉格把自己设想和勾画为阴郁的暗示和迷宫式秘密的集散地。像大脑螺纹似的,这些穿堂房屋解释清楚了那个被保尔·瓦莱里1937年在其短评《巴黎的介入》中认为是法国大都会特殊标记的秩序观念:他解释说,这座现代城市符合人类意识的结构。按照瓦莱里的看法在城市的核心聚集着各个不同层面的往日经历,类似于意识能够储存以往的经验。布拉格市的大脑在老犹太人居住区和它的一个个迷宫中,那里一条条狭窄的道路和小巷的走向让人猜想到一种难以解开的历史情结的深奥莫测之境。弗兰茨·卡夫卡完全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他的作品中——人们不妨想到《观察》和长篇小说《诉讼》——标明市容为心灵的景观。倾心于散步的卡夫卡像一个试图在往日的痕迹中辨认自己的心灵历程的读者那样掌握布拉格的世情。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收集这些零散的印象,这些晩上信步闲逛旧城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像一大幅只有在想象中还可以复制出来的油画的拼嵌彩石。卡夫卡夜晚坐在写字台前所做的想象王国之旅受到这样的布拉格小巷漫游的激励,这些小巷的弯弯曲曲的道路凸显并塑造着城市大脑的螺纹。

在世纪之交,布拉格吸引闲逛者去历险,去观察,去消失,去忘却。旧城的小巷诱使人进入一个个迷宫,这是市民惯于怀着一种喜悦和恐惧交加的感觉走进去的迷宫。在几乎没有什么灯光照明的、其弯弯曲曲的走向使外地人迅速迷失方向的昏暗街道中人们可以找到带来祸害的赌窟、肮脏的酒店和妓院。狭窄的通道使人可以一瞥阴暗的后院并让人看到一种几乎带中世纪色彩的手工业活动(在涉及巴黎时本雅明曾谈到幽暗过道的“仙女洞”)。路灯往往安装得与二楼的窗户一般高并且只投射出微弱的光,而在门厅中则亮着油灯。保尔·莱平将这座约瑟夫城市描写为“歪斜、阴暗的角落,什么风也吹不走它的腐烂物质和湿漉漉砖石墙的气味,夏天从打开的房门里散发出一股有毒的气息”。1885年3月底,布拉格市政府公共卫生委员会决定拆除老犹太人区,那里的下水道系统不再符合现代人的卫生观念并产生出那种“可怕的恶臭”,马克斯·布罗德在他的长篇小说《蒂尚·布拉的通神之路》(1915)中称这种臭味是这座巴洛克城市的标志。然而老犹太人居住区那总共128幢房屋的卫生维护工程——在多次抗议后——1895年才启动并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世纪之交,在新的布拉格中心展示其现代风格之时,时间在这座约瑟夫城市里似乎停住了。小说家们如维克托·哈德维格尔、古斯塔夫·迈林克、保尔·莱平、莱奥·佩鲁茨和弗兰茨·韦弗尔都曾通过文学创作再现了1900年后的这个居住区,这个已经可以当博物馆的居住区。旧城面貌加速改造的特有的人造性质在具有浪漫色彩的外貌后面掩盖住了一座似乎早已变成童话剧院的老城的舞台布景性质。自1896年起便居无定所游历欧洲的里尔克也曾在他的早期散文作品《一生》(1898)、《两则布拉格故事》(1899)中将他出生的城市蒙上一层昏暗的光,它那病态的不自然的特性有时陷于矫揉造作的境地。

记入布拉格地方志的一则最著名的城市传奇故事便是关于大学问家拉比·勒夫(1520—1609)的故事,此人用一团黏土烧成一个黏土人像,授予他“Schem”这令人振奋的神的名字,并把希伯来标记“Emeth”(真)粘牢在他的额头上。这个黏土人像给这位犹太教经师勤奋服务了一个星期,然而由于星期六必须休息,所以这个人像每次都被他在安息日变为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有一天经师忘记了这个变形仪式,随后人像就在犹太人做晚祷时大发脾气。此时人们已经诵读完安息日诗篇(“赞美上帝”),犹太会教堂陷入一片混乱,后来拉比·勒夫才得以制住这人像,取走“Schem”这个名字并把他变成石头。为了感谢从危险中得到解救,全体教徒再次齐声诵读诗篇92,从此在布拉格犹太会教堂里便总是两次诵读诗篇92,卡夫卡在世时也还是这样。但是据传人像的遗骸埋葬在犹太教会堂的屋顶小阁内,小阁入口至今一直封闭着。布拉格的这则传说构成古斯塔夫·迈林克的长篇小说《能变活人的泥人》(1916)的基本素材,这部小说毫不令人生疑地把印度人的和犹太人的神话糅合在一起,以便能够给它的超现实的故事罩上一圈白日梦和恐怖幻想的微光。后来保尔·韦格讷1920年的著名的泥人电影把传奇性的布拉格犹太人居住区改编成一则经过巧妙艺术处理的电影故事,试图用现代媒体的手段来表现这则传奇故事。

弗兰茨·卡夫卡在一种看来好像贮藏起来了的往事的象征世界中长大,但还是在内心对它们感到极其陌生。作为“实际上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他只能够注视,再也不能够无拘束地感知和利用这些神话和宗教的传统了。所以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像虚构一个想象中的现实,一个似乎源自激昂的想象力,但同时神秘地回归传说的梦境的现实那样重新虚构了这些神话和宗教的传统。沉积在城市风土人情中的神话就以这样的方式找到了通往语言的象征世界和理念的秩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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