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形成于公元前四五世纪国王被驱逐后，但这是一种不断演化的统治体系和社会组织。“共和国”（res publica）这个名字意味着国家本质上是“公共财产”。在共和国初期，国家的骑兵是由最富有的公民供应的，在每五年一次的人口调查中，他们被划分为“骑士”。这意味着骑士不再是一个从“传统权威”获得权力的群体，就像曾经的武士精英那样。按照韦伯的身份分类，他们现在变成了一个“职业身份群体”，由他们的官方职能所界定。适合表示这个新的身份群体的拉丁语单词是ordo（复数为ordines），英语中的order（等级）是恰当的翻译，即使这个基本概念并不能很好地对应到我们的现代社会等级制度。“等级”是根据他们在罗马国家中的地位所定义的，“具有相同的政治或社会地位的一群人”。因此，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由若干等级，而不是经济阶级组成的。由于早期罗马国家按照军事划分来组织自己的公民（就像百人队大会那样），最早的几个等级是骑士（骑马作战的最富有的人）、公民步兵（pedites）和无产者（proletarii，不作战的穷人）。
作为军事精英的骑士代表了韦伯所说的真正的职业身份群体之一，他们是如何多样化并转变为一个并非仅仅以勇武来定义的贵族的呢？骑兵最初只有1800人，被称为“公共马骑兵”（equites equo publico），他们的马匹开销由国家承担。公元前403年，国家允许达到人口调查最高要求的所有男性公民作为骑士参军，只要他们能自备马匹。不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国家开始依赖辅助军作为骑兵，意味着骑士本人现在只是担任军官。虽然勇武善战对骑士的集体身份仍然重要，但其他的威望来源也开始不遑多让，比如通过拥有土地来追求和展示财富，商业冒险和收税，以及文学、修辞和口才方面的优异。这意味着最初的骑士贵族变成了富有的统治精英。这样的发展并非罗马独有；事实上，它可以被描绘成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变得更加复杂的演化过程中的典型特征。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贵族由乐于被称作骑士的精英组成，即便他们不再是骑兵的主体。当初的职业身份成了地位的标志。

骑士由元老（只有300人）和所有同样满足骑兵财产条件的非元老组成。情况在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发生了变化，当时18个骑士百人队的成员被迫在跻身元老院时放弃了自己的马匹，从而不再是骑士。此举之后立即又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赋予剩下的（非元老）骑士突出且独立的政治角色，让他们在刑事法庭上担任陪审员。这两个动向是迫使元老和非元老精英在地位差别上出现分化的催化剂，而这种分化已经酝酿了几个世纪。在共和国的这一新的等级体系中，元老等级（ordo senatorius）和骑士等级（ordo equester）之间有了清晰的差别。两者在地位和威望上要超过第三个等级，即人民或平民（plebs）。尽管罗马人在投票时继续被按照百人队大会这种军事组织来编排，但新的社会等级体系取代了共和国早期旧有的骑兵、步兵和无产者等级。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骑士等级在任何意义上构成了经济上的“中产阶级”；相反，他们是罗马贵族的第二层级。对共和时代不断扩张的罗马国家所获得的财富的分配造就了这种双层贵族群体。帝国的获益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富裕的精英（元老和骑士），而不是普通公民。事实上，在波吕比乌斯对罗马国家以及作为其统治组成部分的元老院、执政官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描述中，“人民”主要指富有的非元老，而不是平民。因此，骑士等级的出现使这些富有的非元老在共和国的框架内获得了官方地位，让他们凌驾于其他公民之上。

我们在上文谈到武士贵族时已经讨论过，需要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赋予身份群体意义和团结。曼恩（Mann）称这种目的意识是“内在的”。就新的骑士等级而言，他们继承了曾经属于贵族骑兵的武德、仪式和身份象征。尽管共和时代晚期的骑士并不都是骑兵（虽然有些人确实是军官），但这些军事特征（比如每年骑马穿过罗马城的游行）帮助赋予了他们一种本来可能没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目的。正如芬利（Finley）所说，对于骑士等级来说，骑士头衔“含有真正的社会心理意义”。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集体，骑士变得不仅仅是包税人、商人、演说家、文法学家、军官或小城的意大利精英，而且是一种悠久且引以为傲的为国家效劳的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外在的存在理由不是获取财富，而是展示自己的美德，从而捍卫罗马及其利益。这使得骑士能够与元老院成员一起在共和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是“文武兼顾”（domi militiaeque，字面意思是“在国内和战场上”，指作为文官和军事指挥官）地为国家效劳。
一边是维系骑士等级集体身份的意识形态表达，一边是大部分骑士的日常生活，两者间的不一致并非问题，而是力量的源泉。就像希拉德（Hillard）所指出的，罗马所有的公共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戏剧”——并非指毫无意义的表演，而是“对共同价值观的反映”。因此，这些仪式和象征为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服务，让骑士等级具有了社会和政治的内在性。在前现代社会，缺乏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或社会群体往往会崩溃或衰亡。所以，军事成就常常会作为群体凝聚力的基础被保留下来，即便与之相关的精英后来从军事勇武之外获得威望。比如，骑兵贵族演化成由国家定义的身份群体的现象（就像罗马的骑士等级）也出现在中世纪欧洲骑士的变迁中。不过，中世纪骑士后来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成为世袭贵族，这是骑士等级从未经历过的。

即便是帝国公职中的一个职务也是重要的荣誉，标志着皇帝的垂青。担任过代理官的骑士构成了该等级中的精英群体，塔西佗称之为骑士贵族（equestris nobilitas）。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他们组成了“公职精英”，即这个精英群体成员的头衔和地位并非来自他们的出身，而是因为他们在国家中担任的职务。从公元2世纪开始，担任官方职务的骑士等级成员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头衔（诸如“出众者”［vir egregius］），表明他们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骑士。该过程是罗马国家君主化的一个基本部分。
骑士等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该等级的一部分）逐渐演化为“公职贵族”的现象，在其他前现代社会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就像莫斯卡所说，“贵族专制几乎总是会发展为或多或少的官僚专制”。随着这些国家的演变和成为更加官僚化的综合体，它们需要规模更大的领导者和官员，这些人只能从统治阶层中选取。比如，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而获得司法和行政职位，这让他们的影响扩大到了军事领域之外。不过，就像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需要强调的是，公职贵族演变的准确原因与具体的文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