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矛盾代时 1940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新的成像技术和计算机建模技术发展了起来，这使得观察者又关注起了理解数据的技能。战后的繁荣、技术在民用方面的新希望，以及科学技术在未来所扮演角色的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令人不安。艺术的想象力和科学的想象力在同一种创造性文化中相聚，但有时它们的语言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一致。这是一个恐惧和反乌托邦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雄心和希望的时代。
「第十九章 机器巴赫｜人工智能与算法」
这一运行机制……或许能用于数字以外的其他事物……例如，假设在和声学与音乐创作中，音调的基本关系也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和改编，那么这个机器就能以精巧而科学的方式创作出非常复杂的长篇音乐。
——埃达·洛夫莱斯，1843年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机器能够做一些真正属于人类的事情。不仅仅是执行一项自动化任务，而是利用想象力这一最能体现人类特性的东西来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如果计算机能自己创造一个虚拟世界、绘制一幅艺术作品或谱写一首乐曲，我们会作何感想？
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发生了。如今，计算机程序确实可以通过复杂的算法生成音乐、诗歌和艺术作品，实现了埃达·洛夫莱斯当初的猜想。但算法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单纯的问题解决和数据处理真的能产生“艺术”吗？计算机根据从现有艺术作品中提取的“数据”进行训练后，可以生成风格相似的新作品，有时这些仿作的质量足以让我们误以为它们是人类创作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认为，“新事物的震撼”是现代艺术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计算机创作能带来真正的“新事物的震撼”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在未来，真正的计算机艺术的创作目的不是为了取悦人类，而是为了满足其他机器智能的需求？
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计算机界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艾伦·图灵（Alan Turing）提出这样的疑问：“机器会思考吗？”一些当代艺术家正在探索“机器智能”可能是什么，它能产生什么，以及其结果对我们的创造力、才能、原创性和想象力意味着什么。另一些艺术家则试图探究和揭示算法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产生了哪些普遍影响：数字机器每天为我们解决成千上万的问题，从而改变了移动、数据、工作和贸易的模式。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埃达·洛夫莱斯在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问世前一个世纪写下的这篇笔记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还因为字里行间透出的想象力的飞跃。
埃达·洛夫莱斯是一位有远见之士，她看到了计算机时代的可能性；看到了机器解决各种不同问题，承担以前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的潜能。但即使是她，可能也从未想到过计算机会唤起人类的情感。直到现在，数字电子计算机已经发展了近百年，并已融入了我们社会的结构中，我们才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
埃达·洛夫莱斯1843年的注释展示了如何使用分析机来计算伯努利数。（p1）
特立独行的艺术家、音乐家杰姆·芬纳（Jem Finer）就曾经探索人类与机器、创造力与算法计算之间的界限。芬纳是摇滚乐队“棒客乐团”（The Pogues）的创始成员，涉足过摄影、电影和音乐等一系列艺术媒介。不过，近三十年来，他触动公众想象力的是他创作的计算机生成音乐作品——《漫长的音乐》（Longplayer），它就算播放一千年也不会重复。
《漫长的音乐》既是一件音乐作品也是一件装置作品，安放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三一浮标码头。它依靠一种算法，根据简单、确定的规则生成音乐，这些规则基于一些相互重叠的循环而产生，将在一千年后回到其初始配置。《漫长的音乐》于1999年12月31日午夜开始播放，计划持续播放一千年。音乐由计算机生成，用西藏颂钵演奏，为听众带来一种空灵、平静的体验。听众可以将其视为对时间流逝的沉思。音乐唤起我们对世纪和千年时间的感知，让我们进入地质和宇宙中的时间，从而使以分钟、小时和天为衡量单位的个人时限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漫长的音乐》还邀请我们思考：这种可能会非常动人的体验是由计算机算法生成的，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遇到的算法大多数都已稀松平常。它们无处不在：声田（Spotify）和网飞（Netflix）利用算法向用户推荐内容，人们用算法来搜索从甲地到乙地的最快路线，电影和电子游戏利用算法来创造视觉效果，物流公司用算法高效地将包裹送上门。但从任何意义上讲，它们都是平凡的：仅仅是基于现有数据的推断，无法提供任何真正新颖或有创造性的东西，也无法输出与人类思维形成共鸣的东西。它们对艺术性和美学不感兴趣；它们根本没有“意图”，更不用说情感意图了。
作曲家杰姆·芬纳的《漫长的音乐》用算法创作而成，促使听众质疑时间的本质。（p2）
澳大利亚音乐家、作曲家尼克·凯夫（Nick Cave）认为，未来由计算机创作的音乐可能会唤起人们的强烈情感，甚至可能比人创作的音乐有更强烈的感染力。但也许令人欣慰的是，他认为，算法永远无法完全取代人在音乐创作中的作用。对凯夫来说，我们在聆听音乐时体验到的不仅仅是情感，还有生而为人的局限性、失败和缺陷。“一首好歌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敬畏感，”他说，——
[而且]敬畏感几乎完全是以我们作为人类的局限性为前提的。敬畏感的产生完全是因为我们作为人类敢于超越自己的潜力……我们实际上聆听的是人类的局限性以及超越局限性的胆识。尽管人工智能拥有无限的潜力，但它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
德国摄影艺术家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以完全相反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他并不试图利用机器来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而是在人类行为本身中寻找模式和规律。他的照片通过这种方式拷问了我们作为人类的意义，并使得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复杂了。他的作品关注全球化和景观问题，突出了人性的美和混乱。古尔斯基的巨幅摄影作品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从宽阔的道路、整齐划一的建筑，到巨大的商店、热辣的狂欢，他促使观众在人类的各种追求中发现形式和模式——就像算法一样。
在作品《亚马逊》（Amazon，2016）中，古尔斯基展示了线上零售公司亚马逊的仓库内部，公司称其为“订单履行中心”（fulfillment center）。产品的位置由算法规划，既不是按照功能也不是按照大小排序：摆放在一起的物品并不像图书馆里的书籍那样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事实上，它们的位置部分是由需求频率决定的。作品上方赫然挂着一些标语——“努力工作”“尽情玩乐”“创造历史”——给人一种奥威尔式的反乌托邦感。然而，这里却看不到人。在这个世界里，人的所有行为似乎完全由算法决定，仿佛人只是机器的奴隶。
芬纳和古尔斯基的作品都反映了我们当前所处的“矛盾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来帮助和指导我们的生活，但同时也担心计算机会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我们的生活。两位艺术家的创作都在探讨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模式和形式，而算法既影响了，也反映了人类的行为和认知。芬纳创造了突破艺术界限的算法，而古尔斯基则展示了人类行为的算法本质。《漫长的音乐》和《亚马逊》都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但奇怪的是，这两部作品中都没有人的身影。人们在三一浮标码头听到的缓慢而引人沉思的音乐，其播放的时间尺度远远超出了人类个体的经验：每个人都只能听到完整作品中的一个片段。古尔斯基镜头下的仓库中，人类是隐形的，他们隐含在这些碎片式排列的大众消费品中，而他们在物理维度上的缺席表明，我们的世界已经与机器驱动的算法交织在了一起。
洛夫莱斯曾想象机器有朝一日也能够创造出有美学价值的产品。她写道：“我们可以说，分析机编织代数图案就像提花织布机编织花朵和叶子一样，这个比喻再贴切不过了。”如今，计算机模型和机器学习的使用在科学领域已经无处不在，甚至司空见惯，在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也正在开拓。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还属于机械计算。我们仍然不知道机器是否有一天会被赋予我们所谓的意识——并相应地获得感知他人思维的能力和真正的创造潜力。但我们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就是，即使它们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也会心存顾虑，不确定机器可能会选择用这种能力做什么。
摄影师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在其巨幅作品《亚马逊》（2016）中，探讨了这家线上零售公司仓库中的劳动模式和形式。（如图）
1840年，巴比奇在都灵举行了一场关于分析机的讲座，年轻的意大利工程师路易吉·梅纳布雷亚（Luigi Menabrea）据此用法语发表了一篇关于分析机的报道。洛夫莱斯亲自将其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并在翻译过程中添加了七条注释，详细阐述了该机器的工作原理和可能性。她意识到（也许比巴比奇更早），这台机器不仅仅是一个进行计算的设备，它还有更多的功能。因为理论上它还可以处理数字以外的大量其他信息。
洛夫莱斯发现，输入该设备的数字可以代表符号、字母和音符等抽象事物。因此，它可以进行一种符号逻辑运算，这让它比机械计算器更具通用性。它可以通过编程（她没有用这个词）来执行各种任务。洛夫莱斯观察到：
分析机并不能归入单纯的“计算器”。它完全自成一个类别，而它能够进行的思考非常耐人寻味。它使机械能够将无限多种类和范围的一般符号组合在一起，从而在物质的运作和数学科学最抽象的分支的抽象思维过程之间建立了一种统一的联系……这样，不仅数学世界中的精神和物质，而且数学世界中的理论和实践，都被更紧密、更有效地联系在一起。
巴比奇对这一见解大为赞赏——他称之为“对分析机令人钦佩的哲学观点”。巴比奇的热情回应使洛夫莱斯大受鼓舞，于是她展示了分析机计算所谓伯努利数的可能性，伯努利数是数学中的一个有理数序列。巴比奇指示了伯努利数的计算方法，然后洛夫莱斯研究出了将这些计算分解成一系列可以输入机器的逻辑步骤的办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算法。
洛夫莱斯为自己的研究感到自豪，并希望将其公之于众，但在当时，科学和数学领域几乎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因此，梅纳布雷亚那篇文章的英译版发表时，她只用自己名字的首字母A. A. L署名，并附上了她颇有见地的注释。她将注释寄给了许多人，包括（匿名寄给了）皇家研究院院长、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法拉第以为这封信是巴比奇写来的，于是给巴比奇回了信，结果巴比奇在1843年9月的回信中解释了这一误会：“你现在得再写一封信，寄给那位女巫，她对最抽象的科学施展了魔法，并以一种鲜少有男性科学家（至少在我们国家）能够施加的强大力量抓住了它。”洛夫莱斯希望与巴比奇全面合作，这样她就可以管理巴比奇的事务，帮助他赢得研究上的支持。但巴比奇拒绝了；他已经看到了她独立的思想，意识到她不会、也不必“以任何方式成为他的器官”。1851年，巴比奇陪同病弱的洛夫莱斯参加了伦敦世博会。次年，洛夫莱斯死于癌症，年仅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