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赤军事件不单单是一场发生在浅间山庄的挟持人质与对峙枪击事件，那之后还发生了集体私刑处决事件，给那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如果我也在现场的话会怎么样？也许会是杀人一方，也许是被杀一方。这种想象力穿透了那阴暗的沟渠，让许多站在那里的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而我也不例外。

永田杀害了一位戴耳环的女人，为什么？因为那是她自己。永田又杀死了一位怀孕的女人，为什么？因为那也是她自己。

“你如何看待你的行为？”面对她的提问，冈本说道：“我是革命战士，战士就是要绝对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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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服从命令不就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放弃了自己对行为合理性的思考
记得在漫威漫画Earth X里，美队也提到过，“士兵们并不是真的被允许去战斗的，我们被给予了向敌人射击的自由、死亡的自由，但没有被给予战斗的自由，那么多士兵不被允许去思考，只能执行命令。”
服从命令便是剥夺思考，奥斯维集中营的看守也只是服从命令，当人被异化为机器时，正义和邪恶只有一线之隔

从临床经验上来说，丈夫对妻子的暴力、父母对孩子的暴力常常是这样的：施暴者将那些绝对无力还手的弱者逼迫到难以逃离的窘境，施暴时考虑周到，狡猾地绝不让他人发觉。而且这种暴力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一点，施暴者总会辩解那不过是“气头上”的一时冲动，但其实大多数都并非如此。

在家暴临床心理咨询中，没有人会建议受害者去进行反击。这是因为，他们如果能够反击，就不会成为受害者了。相反，专家给受害者提供的建议只有一个，那就是逃跑。社工以及咨询师的努力就是为那些无法逃离的受害者提供一个可以逃离的避难所。“逃跑”意味着让他们不再成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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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以前我也觉得应该反击，果然专业的事应该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所谓专业的人到底专不专业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家暴临床中我们可以发现，受害者很难将自己“定义”(identify)为受害者。当事人承认自己为受害者是他/她能改变当下现状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谁都无法援助不想要改变现状（“治疗”）的当事人。
因此从认同的理论来说，比起让当事人“作为受害者”，更准确地说是让他们“成为受害者”。与一般的观感不同，“成为受害者”并非承认自己的弱小，而是面对加害者伸张自己的正当性，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

为了未来的大义，现在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存在于革命运动之中的手段。其中不仅包括对世俗快乐的禁欲，还包括对女性的压榨、对弱者残酷的舍弃，还有暴力，以及无辜卷入的第三方的牺牲。
然而，对以性爱与家庭的日常生活为战场的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来说，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牺牲”之后就一定会有“明天的解放”。

公领域权力是“男性同盟”在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而私领域权力，则用来保障这个男性同盟正式成员的权利。塞吉维克定义下的“homosocial”（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有别于“homosexuality”（同性恋），是分析“heterosexual”（异性恋的）男性气质的强大武器。异性恋男性通过压抑男人之间的同性恋——homophobia（同性恋憎恶、恐同）——来建立彼此之间同一性的纽带(homosociality)。而“heterosexuality”（异性恋）则是指，男性彼此分配作为客体的女性的一种制度。

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纳粹集中营问题上，围绕着是否存在希特勒署名的“屠杀犹太人”命令书一事，展开了辩驳和反击。而在日本，关于原日军“慰安妇”问题也同样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日本版历史修正主义者们争论当时是否存在能够证明日军参与的命令书。这些历史修正主义者都是躲在文献史料的绝对主义背后、伪装成客观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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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还真拍了个电影出来，《万湖会议》

语言掩盖并粉饰了现实。如何称呼一个事件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当我们把“恶作剧”改称为“性骚扰”，把“色狼”改称为“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待现实的角度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战败后，日本建构起了一套以8月6日的原子弹爆炸为象征符号的全体国民的“苦难叙事”。而战后的女性也同样在那个刻有“母性”的“受害者叙事”中被免去了战争责任。将女性在“那场战争”中的身份由“受害者”替换成战争“共犯”的正是加纳和她的伙伴在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起的民间大后方史研究会，这可谓是向“常识”挑战的范式转换。

正如伍尔夫所说，如果女性连自己决定命运的参政权都不曾拥有，那么她们对这个集体而言只不过是“外人”，但即便如此，一旦战争失败，她们仍然得从属于这个战败的集体，背负同样的命运。

采访者：上野老师所说的“彰显阳刚之气的思想”，从这点来说这种对死亡做好心理准备的思想谱系是主流的想法。男性本身也许没有意识到，是吗？
上野：这就是所谓英雄主义的核心。所谓自我牺牲，说是为了家人、为了恋人而死，实际上才不是为了别人呢，只不过是为了自己所信奉的理念和思想而选择赴死罢了，它是一种终极动机。

“老年人”指的是谁呢？他们并不是那些“将死之人”，而是那些“今后也要好好生活的人”。所谓给予老年人生活上的帮助，并不是让他们能“好好地死去”，而是要帮助他们“更好地活下去”。

因为，在我之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女性学。“我的前方没有路，而在我走过的地方则出现了路。”说这种话是不是太自大了呢（笑）。当然，女性学并不是我一个人缔造出来的。我们那一辈人都是自己钻研女性学的。
就这样，一晃已经过了40年。而我也到了要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年纪。《日本女性主义》这个系列正是为了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

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投身妇女运动的女性给20世纪90年代正为妇女运动奔波的女性的礼物。当你们烦恼的时候，当你们被横亘在面前的高墙拦住前进脚步的时候，当你们感到孤独的时候，这本书会成为你们的力量……
这些是女性向那些拥有成箱资料的女性的呼吁。无论搬过多少次家，壁橱的一角总会有一处用来放置这些资料。即便这些资料开始发黄变色，变得和破纸一样，也不能扔掉。因为这些就是我啊，曾参加妇女运动的女性的声音，也是我自己的呐喊啊。仅仅是这样的理由就让这里收集的“资料”存活了20年。
在这之前，如果妇女运动不仅仅是“资料”，也是以每个女性自己的生命轨迹存活下来的话，那该有多好啊。因为，只有当妇女运动不再仅仅是知识，也是一种生命轨迹的时候，它才会闪闪发光。

这里我们需要的是“人类安全保障”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完全改变了安全保障的思维模式，比起国家的安全，它更重视的是人类自身的安全。
如果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想要牺牲个人的安全，比如要求你去当兵，冒死去杀人，你有说“不”的权利。且即便说了“不”，你也有权利不被说成是胆小鬼、懦夫。
战争、革命都属于非常时期。而在这种非常时期里，男人之所以没法逃离，是由于男性气概和与男性气概紧密相连的英雄主义。敢死队和英雄主义就是在这种非常时期里肆意蔓延的。

正是为了活下去，我们才需要语言和思想。
我从上一代的女性那里继承了这样的语言和思想。我想，也是时候把上一代女性的语言和思想传递给下一代的你们了。虽然已经说过无数次，但在这里我还是想说，如果没有接棒的人，接力棒就会掉下去。我想将我从上一代的女性那里接到的接力棒传递给你们。
这就是我最后想要说的。
……还请大家能好好接住。
【2011年7月9日于东京大学弥生讲堂】

@JJSEP “成为受害者”并非承认自己的弱小，而是面对加害者伸张自己的正当性，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