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型理论中，可能世界所关心的是集合而不是个体，况且一种可能世界语义学不可能会是一种从心理语言学上讲具有现实意义的语言理解理论：“起作用的是由可能世界理论提供的结构，而不是某个个别可能世界的选择，即使后者具有意义。”（Partee，1988）“语义游戏不是单在一个模型上进行，而是在多种模型空间中进行，在那里合适的替代关系得到确认”（Hintikka，1988）。一个模型理论的可能世界必须空空荡荡。它们之所以受到推崇仅仅是因为把作为变量的内涵从可能世界向外延的形式推演。
相反，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在叙事分析的框架内，人们要么考虑给定的满满当当和不空荡的世界，要么认为在虚构理论和反设事实逻辑之间不存在差别。
尽管如此，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世界和虚构理论的世界之间有一些相同之处。从一开始，模型理论所研究的可能世界的观念就是一个来自文学的隐喻（在这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梦想的或从反设事实中得来的世界都是虚构世界）。一个可能的世界是一部完整的小说所描述的世界（Hintikka，1976 &1969）。此外，每当模型理论充实一个可能世界的实例时，它提供的都是一个单独的满满当当的世界或它的一部分（如果恺撒不渡过卢比孔河……）。

根据欣蒂卡的观点（Hintikka，1988），在模型理论中可能世界是推演语言的工具，独立于它所描述的对象语言，同时，这些可能的世界不能被放置在作为普适中介的语言框架内使用。相反，在一个虚构理论中，可能世界是一些事态，描述它们的语言与它们叙述对象的语言相同。但是，这些描述可以类比性地转换成世界矩阵（Eco，1979）。这个世界矩阵在不允许任何推演的情况下，提供了以下可能性：在给定描述下比较不同的事态，明确它们是否相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多勒泽尔（Doležel，1988）颇具说服力地表明，关于虚构对象的理论如果摈弃了单一世界的模型而采纳多个可能世界的框架就会变得卓有成效。
因此，即使虚构理论不是源自对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概念体系的机械占用，也有其存在的某种理由。不如这样说，虚构理论中的可能世界观念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涉及满满当当的世界：
一个虚构的可能世界是一系列的语言描述。读者应该把这些描述诠释为对一种可能事态的指涉。在这个可能世界中如果p是真的那么非p就是假的（这一要求是可变通的，因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也存在着不可能的可能世界）。
这些事态由被赋予了属性的个体组成。
这些属性由某些定律制约，于是某些属性会相互矛盾，一个给定的属性x会以属性y为条件。
因为个体具有这样做的属性，它们会经历变化、失去，或获得新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可能的世界也是一系列事件，可以被描述为暂时获得秩序的一连串事态）。
可能世界要么被看作“真实”的事态——参见刘易斯的现实性切入方法（Lewis，1980）——要么被看作一种文化构成物，一种约定或符号产品。我将根据在《读者的角色》中所勾勒的视角沿着后一种假设走下去。作为文化构成物的可能世界不能等同为用以描述它的线形文本表意。描述这种状况或事态进展的文本是一种语言策略，旨在在标准读者当中引发诠释。这种诠释（尽管已被言表）代表了在文本和标准读者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中被勾勒的可能世界。

为了对世界作比较，就甚至必须把现实或实在世界看作文化的构成物。所谓的实在世界就是——不论对错——由《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或《时代》杂志所描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二加二等于四，一个人不可能成为自己的父亲，福尔摩斯不存在——如果不是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的话）。实在世界是通过许许多多世界图景或陈述性描写而被我们获知的，而这些图景又是常常互不相容的认知世界。实在世界的全部图景具有潜在意义上的全面性，是其自身的完整的百科全书（有关这一潜在的百科全书的纯粹调节性，参见《文本与百科全书》和《符号学与语言哲学》）。“可能世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见的或超验的储藏库里发现的，而是由人脑和人手建构的。这个解释由克里普克清晰地表达为：‘人们规定可能世界而不是用高倍显微镜发现它们。’”（Doležel，1988）
即使实在世界被当作文化构成物，人们仍会对所描述的宇宙的本体地位感到疑惑。这个问题不是为叙述性的可能世界而存在的。尽管是由文本勾勒的，它们仅仅作为诠释的结果存在于文本之外，并且与其他的信念世界有着同样的本体地位（有关任何世界的文化本质，参见Goodman &Elgin，1988）。
欣蒂卡（Hintikka，1988）在谈到模型理论所关心的可能世界时说，我们在描述一个可能世界时可以自由选择它所要应用的话语域。因此，可能世界总是小世界，“也就是在世界的犄角旮旯里发生的相对短暂的地方性事件”。这同样适用于虚构世界：为了引导读者构想一个可能的虚构世界，文本必须邀请他们执行一个相对容易的“宇宙论”任务——我们将会在后文，主要是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看到。

满满当当的可能世界的观念在处理涉及艺术创造的诸多现象时被证明是有效的。尽管如此，它不应该被误用。有些论及可能世界的情况只不过是隐喻性的。
当济慈说美即真和真即美时，他只是在表达他自己对实在世界的个人看法。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是对的或是错的，但是不需要用可能世界来研究他的世界观，除非我们要把它与圣伯纳德的观念进行对比，后者坚信在这个世界里神圣的美为真，而艺术的美为假。
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也要谈及为了解释实在世界而建立的两个理论模型。应用于科学和哲学的理性存在物和文化构成物不算是可能世界。人们可以说平方根、普遍性和肯定前件式对波普尔来说属于第三世界。但是这个第三世界（如果有的话）即使是被当作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也不是“可能”的。它是实在的，或许比经验性的东西更实在。
欧几里得几何没有描述可能世界。它是实在世界的抽象图画。只有当我们把它当作对艾勃特的《平面国》的抽象图画时，它才能成为一个可能世界的图画。
可能世界是文化构成物，但是并非所有的文化构成物都会是可能世界。比如，在验证一个科学假设——在皮尔士的试推法意义上讲——的时候，我们推演出可能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站得住脚的话，就能解释很多未解的现象。但是，我们的头脑风景只有唯一一个目的，那就是必须证明这个“想象出”的规律在“真实”的世界——或是在我们作为真实世界所构建的世界里——也是站得住脚的。可能性只是手段，不是自身的目的。我们探究可能是为了给现实找到一个合适的模型。

在分析虚构作品时，必须时常基于我们对实在世界的知识来决定我们在哪层意义上评判想象世界中的个体和事件（浪漫传奇和小说的不同，现实主义和幻想作品的不同，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同历史上的拿破仑是否相同等等）。
由于在故事的每一种状态中事物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展，阅读的实用主义建立在我们在叙述的脱节处进行预测的能力之上。犯罪小说就是最为极致的例子，作者希望在读者当中引发错误的预测以达到令他们困惑的目的。
我们同样对验证有关于虚构作品的真实陈述感兴趣。说在由柯南·道尔设计的世界里福尔摩斯是位单身汉，这不单单是作为一个小游戏而令人感兴趣：当一个人在质疑诸如所谓解构主义或自由误读的不负责任的案例时，它可能会变得至关重要。一个虚构的文本有它自身的本体，必须得到尊重。

《俄狄浦斯王》是一个关于无法彼此了解的悲剧故事。俄狄浦斯王弄瞎了自己是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生活在一个不能与真实世界相容的世界里。为了领悟他的悲剧，标准读者需要把这个故事（真实发生的事）重构成符合时间顺序的一系列事件，同时勾勒出上面的图表所示的不同世界。
可能世界的观念之所以对于虚构理论有用是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在何种意义上一个虚构的人物不能与实在世界中的对应者相通。这个问题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古怪。俄狄浦斯不能像索福克勒斯那样构想世界——否则他就不会娶自己的母亲。虚构人物生活在一个残缺的世界里。当我们真正理解他们的命运时，我们也就开始怀疑我们这些实在世界的公民之所以有如此的命运是因为我们也在用虚构人物的方式思考我们自己的世界。虚构说明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或许也像虚构人物对他们的世界的看法一样并不完美。成功的虚构人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了人类“真实”生存状况的最佳体现者。

根据多勒泽尔的观点（Doležel，1988），虚构世界是不完整的和语义上不同质的：它们是残缺的小世界。
鉴于虚构世界是残缺的，它就不是最大化和最全面的事态。在真实的世界里，如果“约翰住在巴黎”为真，诸如“约翰住在法国的首都”“约翰住在米兰北面和赫尔辛基南面”“约翰住在其第一个主教为圣丹尼斯的城市里”这些判断也同样为真。这一系列的必要条件对于信念世界就无效。约翰相信“汤姆住在巴黎”为真，并不意味着约翰相信“汤姆住在米兰北面”。
虚构世界同信念世界一样是不完整的。在波尔和科恩布鲁思的《太空商人》（参见Delaney，1980）的开头写道：
我用脱毛肥皂往脸上擦，接着用从淡水水龙头流出来的细细水流冲洗。
在一个谈及真实世界的句子中，人们会对一处冗言感到新鲜，因为通常意义上讲，从水龙头流出的都是淡水。一旦人们怀疑这句话是在描述一个虚构世界，就会明白它提供了关于某个世界的间接信息。在这个世界里，在一般的洗脸池中，淡水相对于盐水而存在（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相对存在的是冷水和热水）。尽管小说没有继续提供更多的信息，读者会急切地推断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淡水短缺的科幻世界。
尽管如此，除非小说给予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必须认为淡水和盐水的分子式都是H2O。由此看来，虚构世界似乎是寄生的世界，因为，如果没有明确说明其他属性，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真实世界中的属性依然有效。

一个关于不可能的可能世界的视觉例子是彭罗斯那个著名的图形（参见图4.2，这个图形成了诸多不可能图画——如埃舍尔的版画——的原型）。乍看起来，这个图像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其空间导向的轨迹顺着线条走下去，就会发现行不通了：这种物体会存在的世界或许是可能的，却肯定超乎我们的想象力，不管我们决意多么灵活化和浅层化都无济于事。我们从不可能的可能世界获得的快乐是由我们逻辑和感知上的失败引起的——或者说是由揭示其自身对描述不可能的无能为力的“自我显露式”文本带来的（Danto，1988；Régnier，1988）。
一个不可能的世界是由呈现一个故事为何不可能的话语展示出来的。不可能世界提及的不仅仅是不能想象的事物。它还要建立其自身不可想象性的最根本的条件。彭罗斯的图形和罗布-格里耶的小说都作为视觉或语言文本成就了物质上的可能性，但它们所关涉的是不可能存在的事物。
视觉上不可能的可能世界和语言上不可能的可能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原因是在由线形文本表意执行的合作吸引力中的不同策略。一个视觉幻象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因为视觉符号都是放在一起从空间上展示的——而对于文字语言来说能指的时间（或空间）线形加大了辨识不连贯性的难度。彭罗斯的图形马上就能被感知为一个整体，这样就激发了一种直接的、分析性更强的扫描，其不连贯性也就能被一下子识别出来了。相反，在一个语言文本中，按线形和时间顺序（一步一步）进行的扫描使得对整个文本作全局分析更加困难——这需要长期记忆与短期记忆之间相互作用。因此，在语言文本中，在不可能的可能世界所展示的矛盾实现之前，在许多页文字中再现这样的世界在浅层意义上讲是可以想象的。为了使这种不平衡的感觉更加扑朔迷离，这些文本可以使用各种句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