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短街，从小船码头旁的堤岸街街角延伸到大教堂广场。昔日这里似乎只是安托科尔街的延续。一侧的人行道上有几间房屋；另一侧本该是人行道的地方，却是低矮的弧形铁栅栏，围着一个名叫“小牛棚”的花园（在大教堂后面）。堤岸街街角有一座巨大而且相当丑陋的建筑物蒂希基维茨宫，永远紧锁大门；后来我知道那是弗罗布莱夫斯基图书馆的所在地；有此功能是由于它已先行存在，我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战争爆发前几年，这座房子被接管了，用作东欧研究院的驻地，那时我常有机会过去。升上文理中学后，我也经常拜访位于火器库街中段六号的一所房舍，因为我有亲戚住在那儿，确切地说是远亲：帕夫里科夫斯基一家。我想跟我有血缘关系的是切西娅·帕夫里科夫斯卡，娘家姓斯瓦维尼斯卡；她坚持让我叫她阿姨。男主人普热梅斯瓦夫·帕夫里科夫斯基是前沙皇军队上校；墙上挂着比萨拉比亚的照片，他们一家人曾生活在那里，还拥有一处庄园。他身材高大瘦削，皮肤黝黑，沉默寡言，常穿着一件印花睡袍四下走动，坐在阳台上注视着花园的绿茵，或者玩玩纸牌接龙。他还集邮，这迷住了我，显然我也热衷此道，而他会送我一些珍稀品。他的两个儿子中，我对早年自杀身亡的长子达内克已经没有印象了；次子瓦切克是位工程师，战后以专家（“斯佩茨”）的身份去了苏维埃突厥斯坦，带了一个俄罗斯妻子回来，买了辆车，成为维尔诺最早的一批出租车司机之一。这在当时是很先锋的职业——有谁听说过一个出身优渥的人从客人手里收取小费呢？他的俄罗斯妻子在家穿东方式的灯笼裤，用长长的烟斗抽烟。瓦切克的姊妹玛丽西亚则是公司文员，于是那幅宁静的家庭群像（他们都住在一起）可以作为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的图示。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玛丽西亚，她和我祖父母一起在立陶宛考纳斯的谢泰伊涅村住过一段时间。正是她坐在餐厅窗边的油布沙发上为我朗读《火与剑》，在那儿你得蜷成一团，守卫好自己焐热的一方领地，不要光脚碰到身旁冰冷的油布。我记得长辈们议论玛丽西亚有点“做作”；但在我看来，她只是神秘，内省，心事重重，她身材高挑，走路时腰肢摇摆，光洁的脖子上系着黑色天鹅绒丝带。她属于卡在“一战”门槛上成熟的一代人，这也是为何火器库街的房子里有很多那个时代的诗歌和文学杂志。假如我当年没有仔细查阅过书架上的内容，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1914年或1915年出版的一本《茹拉夫切》（Żórawce）年鉴，里面收录了“青年波兰派”后期的大量诗歌和散文作品，诸如此类。总的来说，我的亲戚们那时已经是成熟的年轻女士，对我的童年产生了带有某种情色意味的影响，让我洞悉了一个自己无法记起的时代；她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点。把那些年称为另一个“时代”（epoch），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可笑——大战毕竟才只过去十年而已。但我那时觉得，熟悉那个年代的人仿佛都是从混沌的黑暗中出现，这可能是一条普遍法则在作祟：对每一代人来说，那些刚刚过去的事件、风格和时尚反而显得遥不可及。

一个人的形象能久久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一定有其原因。

由于巴克什塔街离大学实在很近，几乎是正对学校大庭院和圣若望街的路口，它在学生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它还是“门萨”（Mensa）所在地——不是dining room，不是实惠的restaurant，不是cafeteria，不是canteen，也不是“集体用餐的地方”，要用最准确的词：门萨。它是学生会负责的一项主要工作；免费或打折的晚餐券是政治权力的必争之地。那是一幢肮脏昏暗的建筑，一度被用作学员宿舍；很多年间它都是维尔诺唯一的宿舍，直到博法沃瓦丘上建起了第二所非常现代的宿舍楼。我从没在巴克什塔街住过，但不时会钻进那些木地板陈旧发黑的走廊去找同学。碱液、石脑油、肥皂泡和烟草的气味。一楼有条这样的走廊通向门萨。我只朦胧记得那里的餐桌都盖着污渍斑斑的桌布，但我还能清晰地看见门口小小的收银台，大家在那里购买餐食。卖饭的几乎总是一位干瘪脸的守护精灵，没有戴领带，只松松垮垮地系着一个奇异的黑色领结：加修里斯。他是“永远的学生”，那时已经是个传奇人物，早在史前时期就活跃于学生组织，也许早至1922年或1923年。他在流浪汉俱乐部是受到尊敬的前辈，是其创始人之一；我们有些歌能追溯到他的时代，它们显然是受了当时备受推崇的吉卜林作品《丛林奇谭》的影响。（“在高高的山丘上，狒狒跳着野性的舞蹈。”）如今看来，加修里斯正如流浪汉俱乐部的所有人一样，非常像嬉皮士。我们缀着彩色流苏的黑色宽檐贝雷帽嘲弄着大众普遍接受的头饰。另一方面，他的阔领巾直接来自“青年波兰派”时期的文化界，披肩则来自人气很高的城市童军队长：精瘦、忧郁的普恰塔。尽管加修里斯有个纯正的立陶宛姓氏，但我认为他并不懂立陶宛语。他曾在偏远地区游历，可能还在克拉科夫或波兹南住过一段时间——我没能弄清具体是哪里，因为隔代的差距让我没法和这样一位名人熟络，哪怕是有点喜剧色彩的名人。

日耳曼街很窄，也不太长，却是维尔诺最世界主义的街道，因为本该是城里主街的那条街太不世界主义了。主街最初的官方名称是“圣乔治大道”，或就简称为“乔吉”。大道边缘笔直，两旁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砌起了一排排公寓房，但它们没能将维尔诺提升到外省城市以上的级别。我猜维尔诺跟雷恩或伊丽莎白格勒应该别无二致，那些城市里肯定也有为军官和学生提供古里阿涅场所的林荫大道。相比之下，日耳曼街的世界主义气质并未因其鹅卵石路面而减损半分，这条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铺上砖（当时城内所有主要街道都做了如此处理）。一靠近日耳曼街，人们就突然将那些荒凉的街区抛在身后，闯入一片人烟稠密的繁华街肆。一张张面孔从人行道和大小门扉间钻出，好像还要从人群中鼓胀出来一样。日耳曼街上的每一幢房屋仿佛都藏着无数居民，他们从事着几乎所有行当。巨大的彩绘招牌下是鳞次栉比的小商店，那些狮脸、尺寸巨大的长筒袜、手套和紧身衣的招贴画为庭院内的商店招徕顾客，而院门里的招牌则提供了牙医、女裁缝、袜商、打褶师傅和鞋匠之类的信息。买卖从铺子里溢到了街面上：沿着人行道，手推车经营得红红火火，店面之间的空地上见缝插针地摆满了热闹的货摊。马拉着满载的运货车轰隆隆地碾过。掮客周旋于路人之中，任务是发现潜在顾客，吹嘘他们的商品，将成功捕获的顾客引到位于某个遥远庭院内的商店。我很确定自己那时从未把日耳曼街跟法语课本中描绘的十九世纪巴黎联系到一起，这种联想过了很久才慢慢浮现，在我成为法国居民之后。在本世纪的后半叶，日耳曼街已不复存在，我经常想到它，尤其当我漫步于玛雷区，注视着街边那些招牌。其中有几块注定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蒂雷纳街上的那块，沙坦先生至今还用它来为自己的男装裁缝店招徕生意。
日耳曼街上住的全是犹太人，但它迥异于其他犹太街道，比如华沙的纳莱夫基街。它更老式，也更古板，是中世纪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组成的迷宫，我从未在华沙感受过这种隐匿的底色。因为这些被时间打磨出光泽的石块，维尔诺世界主义的碎片可能更接近巴黎而非华沙。

很久以后，在街道的同一侧，电影院的正后方，鲁茨基书店会成为一股与之抗衡的力量。鲁茨基先生庄重而严厉，他的儿子是我在大学的同事，还娶了希特卡·达内茨卡为妻。在他们结婚之前，我和希特卡的交往乐观地证明了人类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偶尔存在的、不受条条框框约束的自由。从前我们经常出去划船，相处得自在极了，全不顾男女有别。我们可不只是“同事”：我们相互关怀，情真意切。不过，没有任何规则迫使我们发展成情人。友谊是更为可贵的。
哈尔佩恩（我记得老板叫这个名字）商店黑魆魆、灰扑扑的，贩卖令人眼花缭乱的颜料、铅笔、各色纸张和笔记本。过了这家店，再往前走，维伦斯卡街变得更窄了，成了一条信基督教的马具师傅、鞋匠和裁缝聚集的街道；那儿甚至还有一家土耳其烘焙坊。我的高中同学切比·奥格雷就来自那里（不然就是另一家烘焙坊），他是个穆斯林。接下来，建筑的外墙被分割成了许多家犹太小商店。在凯瑟琳教堂附近的小广场对面（那儿有一家卖猎枪的漂亮老店），维伦斯卡街的气派一度有所提升，但再往后，一直到特罗茨卡街、多明我会街和日耳曼街交会处，就都是一些穷苦的行当了。
在维伦斯卡的“手艺人”聚居区有一个庭院，人们可以从那里进入一家提供外借服务的图书馆，我祖母曾用微薄的养老金在此订阅书刊。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常到那里去，要么是受她差遣，要么是我自己去借书。借的大多是热罗姆斯基、罗杰维楚芙娜、什佩尔科夫娜的书，也就是劣质文学。在我看来，一个受过这类文学作品熏陶的人还能有马马虎虎的智识水平，这可是不容小觑的，那些必须跨越的障碍为他赢得了一点加分。在任何语言中，所谓美文学（belles lettres）基本都是些夸张、刻奇的作品；然而，由于波兰历史上遭遇的种种变故，小说注定会给波兰人的心灵带来格外强烈的触动：它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感知力，让我怀疑在所谓的波兰灵魂中潜藏着无比深厚的刻奇根基。至于我——实话说，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里有一些场景令我痴迷，比如在《灰烬》中，海伦纵身跳下深谷而死；也许更让我着迷的是一个从法语翻译的舒昂党（旺代省的反革命者）故事的结局。那个主人公在断头台上身首异处，但这并未给他那激情澎湃的冒险画上句号。我至今记得故事的最后一句话：“但这颗头颅，滚啊滚啊，还在低语着，‘阿梅莉！’”

我还记得维尔纽斯的每一条暗巷；闭上眼就能在那座城市里漫游，想着我自己的事，同时还能找到那里的一切。事实上，我有时会在梦里这么做。但它也在无可挽回地离我而去；我知道它在改变，而我不会参与其中了。我开始用一种简化的、笼统的方式去看这座城市——也许还带有更多历史的眼光。我没有体会到乡愁。当我决定流亡时，很多人告诉我乡愁可怕极了，而我诚实地回答：法国、意大利这些地方才会引起我的乡愁。我很高兴能听到威尼斯的钟声，知道只需五分钟我就能再次见到圣乔治——马焦雷教堂，它有世上最美的建筑立面。我不希望回到今日的维尔纽斯；我不能忍受待在那里。不过，我爱那座城市，而且现在逐渐开始明白它也是欧洲的一部分。

我相信是建筑给城市创造了光环；别的一切——生活方式，乃至风景和气候——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次要的。维尔纽斯是一座巴洛克之城。巴洛克通常需要空间、距离和立体感。在那个时期，城市布局已经接近现代了；但维尔纽斯的巴洛克却是一种中世纪背景下的巴洛克。街巷网络是中世纪的：一切都曲折、拥挤、纵横交错；在这迷宫之上矗立着属于另一个世纪的雄伟穹顶和塔楼。这里没有什么是一览无余的：街角隐约可见教堂的局部，歪歪斜斜的墙，被分割成两半的轮廓；在那些潮湿肮脏的过道之间，圣若望教堂壮观的白色钟塔直入云霄，或是一个古典的小广场映入眼帘。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人情也同样盘根错节。但这些不必由我来告诉你。我上学的时候，半个维尔纽斯城都是废墟，但所有教堂都奇迹般幸存了下来。圣凯瑟琳教堂的两座尖塔之一毁于战火，之后不久就修复了。当然，苏联当局关闭了大部分教堂，将其用作储存纸张和伏特加的仓库，后来又将其中一些改造为展览馆，成效不一。无论如何，它们的外观维持了原样。城市和背景融为一体：天晴时，能看见山墙的线条呼应着附近茂林群山的曲线，也可以说是群山呼应着山墙。你曾写过，连这座城市上空的云都是巴洛克的，它们的确如此。

在文岑茨的书中出现最频繁的两个名字是荷马和但丁。他们的人格形象代表了欧洲文明的两个时期，那时人类还拥有祖国。我们并不知道荷马最后的命运如何，但丁也是在流放中度过了大半生，但在这两位诗人眼中，天国中充满了地球上丰富的图形和色彩，而且地球也并不空旷，因为上面流淌着神力的涓涓细流，拂过了神力的喁喁私语。在预言斯拉夫戏剧的未来时，密茨凯维奇将斯拉夫人看作古希腊和中世纪共同的后裔，因为他们在一切人类事务中织入了超自然和奇迹之感。在文岑茨年轻时，胡楚尔农民身上肯定还具有这一特征；在解读荷马和但丁时，文岑茨的方式不同于工业化地区的学者乃至诗人，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奇迹”解放了一向受空间限制的想象力。诸神拥有人的面孔；在林间小路上，一头动物朝我们走来，但它既是自己，也是别人——在物与象征之间是不存在距离的。通过对比，我们便会理解它的意义：自茨温利问出耶稣在圣餐礼中是实际存在还是只有象征性存在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一直在衡量事物抽象化的进程。那就是为何在阅读文岑茨时，我们脑中总是萦绕着一个问题：这场将我们带向缺乏，带向丧失，导致想象力或多或少脱离肉体存在的运动，它是不可逆转的吗？
按照他的惯常做法，文岑茨没有给出答案。他至多允许我们从那些母题的沉浮中，从民间故事内含的古代宗教痕迹中，从各种“形式”（forms）的漫游中，在沧桑变幻的外表之下寻觅一种原型的永恒（archetypal permanence）。再提一些让人过度焦虑的问题可能也无济于事，我们似乎更应该任由自己被那些看上去天真稚拙的仪式和咒语吸引。在他的影响下，各种各样的设想浮现在我脑海中；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强烈的“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让我们脑中充满了“阶段”“时期”等简化的、缩略的概念，后果是每个人都把责任推给他所处的“时期”，从而继续滔滔不绝地谈论技术、失落和异化。

还有一个想法：虽然针对我们身上世纪病或厌世的诊断（绝不是历史上首次）切中肯綮，但与此同时，一些合适的解决方案也由此提了出来，不是通过回归已不可能存在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历史真实性的进一步强化，直到它不再冰冷、简略而使人贫瘠，而是温暖、复杂而使人充实。在那些人类学的思考中，文岑茨有些类似弗罗贝纽斯，后者发现“文明人”因为相信天真的进化主义，完全误解了所谓“低级”“土著”文明；通过这一发现，他指出了人类学的新方向。这种天真的进化主义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我们从某位名叫安妮（非常真实）的人身上就能看出来。她是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小女孩，但她已经熟谙所谓的科学成果。安妮曾说：“在我看来，浪漫主义的诗人们肯定很野蛮。”“为什么？”“因为人是猿的后代，而它们活在很久以前。”比起笑话这个女孩，我们更应该审视自己的内心。想想那场使我们超越一切前人的高度、将我们置于贫瘠高原之上的革命，在我们对它的痴迷中，是否潜藏着同一个幼稚的道理？只要有主观意愿，我们的想象力就能把宇宙空间分成但丁的天堂、炼狱和地狱三个层次——若这样断言，未免不太礼貌。然而，在对我们境遇独特性的持续抱怨之中，也有许多自我折磨和自怨自艾的成分。我们并不孤独，奇迹还没有彻底消失，因为人类就是一种奇迹的存在；如果我们需要寻找主题，那么这可能就是文岑茨最重要的一个主题。